陈其泰: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0-07-06 17:07:51

进入专题: 晚清公羊学  

陈其泰  
而不明事件的原因、背景,如何体会其中的褒贬大义呢?他认为应采取赵汸的办法,找出其属辞比事的特点,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要一一穷究《春秋》所载时、月、日书法的不同:同是记大夫卒,明确记日的是“详”,不记日的是“略”;同是记交聘活动,明确记月的是“详”,不记月的是“略”……孔广森总结的这套“时、月、日”,表面看似乎条理分明,实则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历来治公羊学者都承认要总结《春秋》的例,必定是此通彼碍,无法划一。故一向称“《春秋》无达例”,于是,还得讲“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事同而辞异,事异而辞同”,孔广森明知这其中有很多无法说通之处,所以只好说“大抵”云云,这是事先为讲不通之处留下借口。

   孔广森自立的“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这“三科九旨”,都是企图深究《春秋》属辞比事的“凡例”,但又往往都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故只好随时搪塞敷衍。更为紧要的是,孔广森的“三科九旨”只从技术性着眼,相对于赵汸,实是一种倒退。他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便完全违背从政治性和变易性角度考察的正确方向,这就无法发掘出《春秋》的“义”,也就无法由此加以发挥、表达本人的思想主张。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学的政治性等项特点,孔广森对《公羊传》所作的解释就失去活泼的生命力,变成一般的朴学家的训诂考订文字,公羊学应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启发力量骤失。鲁隐公元年传文是《公羊传》的开篇,哀公十四年传文则是压轴之作,故何休对它们的解释,特别付出匠心,所阐发的问题更有全局的意义。拿孔广森删改后的新注对比,便可显出二者的高下悬殊。而去掉了发挥“改制”“以《春秋》作新王”这些道理和引申的说法,公羊学就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

   (三)“义理之学”重新受到重视的深层原因

   庄存与《春秋正辞》取得的成就,是“义理之学”在清代中叶重新受到重视的象征性事件,对此,应当以贯通上下的眼光,对学术风尚变迁的实质性问题作深入探析。首先,说明在考证学极盛的风气下,已经孕育着它的对立物——重视观点辨析、重视哲理探索学术路数的出现。先秦儒学已开创了重视义理和重视考证两种优良传统。孔子学说主张重证据,戒盲从。他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和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测,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11)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的这些主张都为后来古文经学派所发扬,形成实事求是、广搜材料、严密考证的学风。孔子又重视“义理之学”。孔子著《春秋》,意在“拨乱世、反之正”,意义极其重大,而他明确地把“义”即思想观点的正确放在首要地位,如孟子所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2)春秋公羊学,就代表大力继承和发扬孔子重视义理之学之一派,由《春秋公羊传》发端,经董仲舒、何休大力推阐,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的历史阐释学体系,在儒家学说中独树一帜。

   乾隆年间本来是考证学盛行的时期,庄存与却公开举起旗帜,尊崇汉代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他能抓住本质性问题,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公羊学基本命题,作进一步阐释,并强调:“治《春秋》之义莫大焉。”这样,庄存与就把在儒学演进历程中千余年所失落的公羊学说之“微言大义”,重新拾起,并且予以推进,因而引起清代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所以庄存与当之无愧地是封建社会后期公羊学复兴之开创者。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在此时,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派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主潮。不过当乾隆中叶,考证学盛行的风气不会骤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仍然要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

  

   二、双轨并进各守家法,社会效果相去天壤

   (一)嘉道时期的演进趋势

   庄存与的学术影响了其从子述祖,孙绶甲,外孙宋翔凤、刘逢禄,他们皆喜谈公羊学说,并形成清代著名的常州学派,刘逢禄尤能传其学。然则,庄存与之治学并未完全致力于公羊学,他除了撰成《春秋正辞》等书外,又撰有《周官记》《周官说》《毛诗说》,仍主古文经传之说。这种治学路数正好反映了由古文经学盛行向今文经学“复兴”相递嬗的时代特点,庄存与也只能完成其与“揭开复兴序幕”的身份相符合的历史使命。他对公羊学说尤感兴趣的是政治性和解释性二者,而对“变革”“进化”则少有措意。他坚决要求拥戴皇室,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13)他大力宣扬帝王是承天命而治,“大哉受命,钊至我圣”(14),并要求铭记皇帝的大恩,“君父忧勤,臣子安乐,其永言哉!”(15)这种特点,不仅与庄存与先后担任礼部侍郎、学政等显荣职位有关,同乾隆时期仍号称“盛世”尤大有关系。当庄氏从事著述的时期,封建国家仍保持着其外表的强盛,统治局面仍保持相对稳定,社会矛盾仍暂时被掩盖着,无怪乎庄存与要唱出“君父忧勤,臣子安乐”的颂词。

   刘逢禄(1776-1829)是为清代公羊学张大旗帜的人物。他曾历任礼部主事,故又被称为刘礼部。其主要贡献是,以其历数十年寒暑的探索,重新发现公羊学“以经议政”的重要价值,故独具慧眼地提出“欲正诸夏,先正京师”,预示着公羊学说将发挥政治力量。他所著《公羊何氏解诂释例》是一部在例证丰富严整的基础上精当地发挥义理的出色之作。在此书的《叙》中,他即申明其著述的宗旨是大力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由庄存与首开其端的清代公羊学,到了刘逢禄手里,发展成为一种有深刻哲学思想体系作指导、有多种著作作阐述的具有坚实基础的时代显学。

   刘逢禄响亮地提出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并重理了《公羊传》—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学派系统,堂堂正正地拿出来与古文学派相抗衡,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家正统。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一文就是其学术宣言书,集中论述三大紧密联系的问题:一,认为《春秋》集中体现了孔子治天下的精义,“《春秋》者五经之筅钥也”,“拨乱反正莫近《春秋》”。二,唯《公羊传》得孔子真传,其后董仲舒对阐扬孔子学说立了大功。三,他本人的职志,是继承董仲舒、何休学说的统绪,重新发扬早已幽暗的圣人之“微言大义”,求得儒家学说中“经宜权变”“损益制作”之要义。他及时厘清以文献归纳方法解释公羊学说的错误理解,纠正孔广森别立“三科九旨”的不恰当做法,第一个站出来予以明确批评:“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榖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指明孔广森的错误,堵住了混淆公羊家法、抽掉公羊学灵魂的歧路,指出了继起的学者应该遵循的方向,这对于清代公羊学的发展实具有关键的意义。刘逢禄再次昌言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点:《春秋》的实质是“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以俟后圣”。“《春秋》为百王之法,岂为一人一事而设哉!”《春秋》为一部政治书,孔子以褒贬书法寄托了自已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等于为后代治国者确立了根本大法。这些论述表明了刘逢禄的深刻洞察力,堪称继绝起废,而且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学正统,大大提高了公羊学说的地位。

   刘逢禄的经学成就实包括内部开掘构建与外部廓清两个方面。对《公羊传》所蕴涵的内容、宗旨,他作了深入的开掘、总结和阐发。在外部,对于常常被拿来作为非难《公羊传》所依据的《左传》《榖梁传》,又揭露其弱点,动摇其地位。基于上述两项,他有理由宣布说:《春秋》在儒家经典中有“网罗众经”的地位,代表了儒家学说的精华。而《公羊传》得其真传,董何之书,一语一言,皆精妙绝伦。他张大公羊学的旗帜,并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事理发展之必然,是学术演进所赋予的时代使命!从学术演进趋势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刘逢禄的非凡努力,为清代公羊学说争得了足以与古文经学派相抗衡的牢固地位。梁启超论清代今文学派崛起的历史,称刘逢禄发扬庄存与开创的学术,“大张其军,自是‘公羊学’与许郑之学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而常州学派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16),实为确评。

   刘逢禄还奖掖了青年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两人(17),实现清代公羊学说的薪火相传,龚、魏两人由是成为嘉道年间思想界的耀眼的新星。龚、魏的重大贡献,是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危机加深的时代要求,对公羊学说实行了一番革命性改造,灌输进批判封建统治的新精神。龚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学哲学“变”的内核,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并且他断言封建统治已到了“衰世”无疑:“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无口过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不议。……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18)对于衰世的种种特征做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刻画。在《尊隐》这篇著名政论中,他巧妙地运用象征和隐喻手法,以“三世说”来描绘专制统治的濒于灭亡。他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概括封建势力由盛到衰的规律:日之早时,“照曜人之新沐濯,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这时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到了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9)。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封建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对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显然是新鲜活泼的,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对时代变化的观察。

   魏源同样是今文经学的健将。他对公羊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公羊学说变易的观点,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之说”,用以概括历史形势的大变局。龚自珍因卒于鸦片战争发生的次年,对于西方势力东来后出现的剧变未能有更多的认识。魏源则在鸦片战争后还活了十六年,他一生跨过封建末世和近代史开端的两个时代,因而,对鸦片战争以后局势的变化有深刻的感受。他总结公羊历史哲学而形成的“气运说”,极大地帮助他去体察因鸦片战争而引起的新的历史巨变。对公羊变易历史哲学的改造和运用,使魏源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比中国封建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先进性。所以他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大声疾呼了解外国,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大力介绍西方地理、历史、政体、科技知识,成为近代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

与上述“议政派”学者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相比较,嘉道时期另外两位“经注派”学者凌曙与陈立的公羊学著作,其特点则可明显地概括为:对公羊学的核心命题甚为隔膜,舍其本而逐其末,详于材料而缺乏时代气息。凌曙(1775-1829),字晓楼,与刘逢禄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著有《春秋公羊礼疏》十卷、《公羊礼说》三十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晚清公羊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990.html
文章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