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就不再兼国家体改委主任了。3月，李铁映到体改委任党组书记、主任。李铁映这次到体改委的时间不长，也就一年左右，但他主持了一项规模比较大的工作——研究制定“三五八规划”。这是一项中期改革规划，重点研究今后3年、5年、8年改革的目标、步骤与相应的措施。

　　 从10月起，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部分地方体改部门，对1988-199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综合规划和专项设计。与以往相比，这一次的中期改革规划体现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更完整的理论性和更强的实际可操作性。参加这项研究的机构，除了国家体改委的规划司和体改所外，有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经济中心、国务院农研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还有上海课题组，共计11个课题组。应该说，这么多机构参与的改革规划设计，代表了当时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对改革形势的基本判断。

　　 从各家提交的方案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期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新、旧体制的转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主导地位。这种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内容：即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企业形态的公司化，就是要把竞争性行业的大中型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起真正的企业法人制度；宏观调控的间接化，就是要彻底改变政府直接作用于企业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政府的一切经济职能，都要围绕市场而展开，并通过市场来实现。

　　 然而，在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各家方案存在较大差别。最乐观的估计是4年。即首先通过1年的“稳中起步”作为准备阶段，然后进入决战阶段，主要通过理顺经济参数和建立符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组织制度和组织体系两方面的改革，用3年的时间，实现经济体制的基本转轨。占多数的看法是，争取在8年或稍长一些时间，确立起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实现。即使我们主观上想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在客观上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因此，规划期改革目标值不能期望过高，只能实现适度目标。具体地说，就是企业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形成有一定开放程度的市场体系，建立起间接调控体系的雏型。

　　 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1988年上半年。1988年4月，李铁映到国家教委去了，国务院总理李鹏兼任了体改委主任。他一到任，就向我们传达邓小平的讲话，要搞价格改革，要进行价格闯关。因此，三五八规划的研究就结束了。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项研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各家方案对确立新体制的时间判断上有差异，但对改革的目标取向还是是非常统一和明确的。应该说，当时比较谨慎的观点还是大体上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的，即对改革的目标值不能期望过高，要逐步推进。这就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计划体制在我国存续时间不到30年，我们却花了40多年对其进行改革，至今改革仍在路上？我认为，其中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有理论指导上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从这角度讲，改革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