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80年代的国家体改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6 次 更新时间:2020-07-02 12: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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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 (进入专栏)  
先后动员有关部委、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共计21个单位,参加调查的专业人员和在校研究生、进修生、大学生近400人。这次大调查,经过讨论方案、设计表格、试点调查、人员培训、全面调查、分组汇报、数据处理与材料分析、撰写报告等八个阶段,搜集整理的数据达1400万个,形成各类调查报告156篇,共计130余万字。

   在这期间,5月份,我当了体改委的副主任。6月,陈一谘当了体改委委员。体改委党组就正式下文,免去我体改所所长的职务,任命陈一谘为所长。尽管我卸任了所长的职务,但在体改委党组分工中,仍然指派我分管体改所。体改所的重要活动,他们事先都要向我汇报,听取我的意见。

   1986年5月,以体改所的名义,由我率团赴匈牙利、南斯拉夫进行考察。考察团的成员以中青年为主,除了体改所的人员外,还有当时中组部的副秘书长刘泽彭,国家体改委规划组副组长郑洪庆,北京市物价局的局长马凯。考察的重点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匈、南两国面临的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以期为1987 年、1988年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提供借鉴经验。这次考察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受到国务院总理的高度重视,专门抽时间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从1986年到1987年初,体改所相继建立了宏观观测系统、企业追踪系统和社会调查系统。比较早地运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微观景气变化和社会舆情变化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做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应该说,在80年代,这样的研究还是比较超前的,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从经典到注释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可以针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变化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为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还有一件事,就是1989年4月召开的京丰会议。当时,体改所和全国青联要开改革10周年中青年理论研讨会。为了召开这个会,刘延东还到我办公室来谈过。开始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开。因为在1988年底,体改委跟社科院、中宣部已经开过一次这样的会,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一次。但体改所和全国青联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也就同意了。因此,这个会由我、刘延东和李援朝负责。我是作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会长,刘延东代表全国青联,李援朝是团中央的。当时,把我们搞得很紧张。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像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四通公司的曹思源,还有陈子明他们一些人。他们在会上搞了一些挂牌讨论会,争论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比较担心了。为了不让事态继续扩大,就让周其仁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把一些比较冒的言论降降温。

   在培养改革理论队伍方面,除了搞研究所以外,国家体改委还与中央党校合作,举办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开班期间,我和体改委的一些同志都去讲课,传达中央的改革精神,介绍全国的改革形势和各地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每一期研究班结业时,国务院总理在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与学员进行座谈,因为总理兼体改委的主任嘛。仅在80年代,就先后办了9期,每期4个多月,为全国的体改系统培养了大批从事改革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后来,人们说起这段往事,都戏称自己是黄埔几期的。

  

   五、参与起草改革方案和规划

   1986年1月25日,赵紫阳召开一个座谈会,讨论七五期间特别是七五前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和综合配套改革问题,体改委安志文和我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因为,七五建议提出“要把改革放在首位”,所以,国务院也好,中央财经小组也好,都在考虑设计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

   3月15日,赵紫阳在听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汇报时说:“今年改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明年、后年的改革做好准备。首先要研究明后年改革的步子究竟走多大,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个什么程度好,步子走大一点,比较有利,还是走小一点比较有利?大家可以酝酿研究一下。当然,这不能完全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要看主客观的条件。”他还提出:“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3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

   3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成立国务院方案研究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明后两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小组由田纪云负责,张劲夫、吕东、安志文等人参加,下设方案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杨启先、傅丰祥任副主任。吴敬链也是副主任,是后来补充进来的。改革方案办公室集中了40个人,从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社科院各个方面调人。一些年轻的业务骨干都在里面,周小川啊,郭树清啊,楼继伟啊,宫著铭啊,更年轻的像华生啊。为什么那么重视呢?组织那么多人?因为要搞综合配套改革的设计,仅靠某个部门是不行的。根据赵紫阳同志的讲话精神,4月8、9、10日,方案办公室用了3个半天,讨论明后两年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4月16日,田纪云主持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改革的总体思想。

   4月25日,方案办公室提出了明后两年改革配套的基本思路。在讨论中,对于明后两年的配套改革究竟达到什么目的,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比较乐观,认为由此就能够形成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宏观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为主,新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实现新体制占据主导地位。另一种看法比较谨慎,认为要使新体制占主导地位或者建立新体制框架,必须在三个方面有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大部分工业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新体制必须具备的微观基础。第二,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初步发育的资金市场。第三,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明后两年改革的重点是价、税、财联动,在企业自负盈亏方面不会有根本的突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比例在全局上还不能做大的调整,资金市场还难以形成,计划体制改革的步伐也不会很大。因此,改革可使新体制在若干重要方面上升为主导地位,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扫清道路。

   这两种思路有较多的差异,具体说,大概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明后年的改革中心是理顺生产资料价格,发挥商品市场功能。其他方面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采取配合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调整产品税率,开征资源税,以调节因提价引起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加强投资的计划性,控制基建规模,改善价格改革出台的经济环境等。只要生产资料提价这一步迈出去就是一大成绩,所以说,这是一种功能性的改革。而经济体制的构成或者实质性的改革应当放后一点进行。这个思路有利的一面是改革的目标集中,内容比较单一,方案准备工作量不大,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牵动比较小,实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和风险。不利的一面是对旧体制触动不大,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不会有多大的变化,调价的效力很快会衰减,结果可能是旧体制在更高价格水平上的继续。

   第二种意见,主张抓紧当前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果断地实行比较彻底的配套改革,打破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建立新体制的框架,七五后两年不必再走大的步子,主要是进行消化、补充。这就要求,(1)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调整基本上一次到位,一次性地提高到市场价格的水平,结束双轨制。(2)调后即放。在提价以后半年到一年之内,基本上取消重要物资的计划调拨制度,形成以限价、浮动价、合同贸易为特征的统一的商品市场。(3)税收联动。通过开征资源税、土地税等,将提价的好处收归国家,同时对加工制成品进行减税和补贴,以稳定消费品的市场价格。(4)改革税制。大大缩小产品税的范围,通过普遍开征资源税、土地税、固定资产占用费等,全面实现国有资源、资金的有偿使用。(5)在确定中央、地方事权范围的前提下,重新划分地方收支,建立分税制基础上的分级财政。(6)银行系统实行利改税,全部国拨流动资金改为银行贷款。此外在计划体制,物资体制,投资体制,企业财产关系、经营方式和领导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银行体制和政府机构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或者试点准备工作。这种设想有利的一面是,改革的配套性强,在经济体制各个方面可以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加速建立新体制的主导地位。避免七五后期再来一次大的配套改革。不利的一面是,设计方案和各项准备工作十分艰巨,对社会经济环境的要求很高,干部的思想和管理能力可能跟不上。两年中要完成这么多改革,任务相当困难,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冲击旧体制,遇到的阻力和风险必然增大。

   第三种意见是,配套改革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量迈出大步,但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准备七五后期再进行一次更深层次的配套改革,才能使新体制真正占主导地位。明后两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要大,但是不能强调“一次到位”,不同的生产资料可以有不同的提价幅度,先做一次较大的调整,尔后视情况需要再实行微调,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大的冲击。提高生产资料计划价格的同时,分步骤地减少分配调拨,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但至少在两、三年内,计划分配不能完全取消,“双轨”价格也会继续存在,但可以通过建立专营市场等办法趋利避害。开征资源税、土地税等税种是必要的,但在一定时期产品税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并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因生产资料提价增加的收入,应由国家税收的形式收回。但对利润率偏低的原材料的生产企业,仍需留给一些好处,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由此减少的财政收入,可用原来无偿开发国家资源的非国有企业交纳的税款补偿。为了控制零售物价,对加工产品有选择地实行减税。确实消化不了,导致亏损,产品又适销对路的企业,应允许适当涨价。确属必保的重点建设项目,若因资本货物全面提价难以按计划完成的,可追加一定投资。在配套改革中,计划投资体制的改革具有关键的意义,必须下决心,较大幅度地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和重要物资的分配调拨。各级政府从现在起要逐步退出生产性、盈利性项目的投资,转向主要搞好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的建设,没有这个条件,光靠价格调整,很难出现一个生产资料市场。也无法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建立分税制的分级财政。

   还有的同志提出来,配套改革期间,需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如果因为搞改革,把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两年降得过低,会引起许多新的问题。配套改革不能抑制企业的动力和活力。价、税、财联动是必要的,但企业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应相应深化。在商品经济中物资的运动一刻也离不开资金的运动,要搞活生产资料市场,必须在搞活资金流通上进行必要改革,大家在讨论中共同感到,明后两年配套改革,同煤炭、石油、石化、有色等部门的“大包干”必将产生许多矛盾,这是一个很难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8月2-6日,赵紫阳在北戴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方案办公室汇报明后两年配套改革的总体设计,体改委的安志文、高尚全、杨启先、傅丰祥参加了会议。汇报的时候,我感到赵紫阳的态度有些变化。此前,他比较着急,想快一点。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大概五六年要基本上建成新体制。这次汇报,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就比较谨慎了。他说:(每吨)钢材的价格调到1000元,我是同意的。我们一年要进口大量钢材,价格与国际市场拉平。从整个价格体系看,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价格低,加工工业价格高。但是,前者到底提多少?一是要提,二是提到什么水平?提得过高的话,就会使最终产品没有竞争能力。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瞻前顾后,原材料价格和工资不要过高。钢材作为特殊问题,可以这样做,其他的原材料、初级产品不应这样做。如果钢材价格和国际市场拉平,其他不拉平会出现什么问题?要研究。经过讨论,会议基本同意所提的改革方案。

10月14日,赵紫阳听取杨培新汇报施奈德的意见后,讲了一番话:对初级产品价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不仅施奈德有些意见,瑞士专家林德也认为现在中国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搞价格改革,应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上。调物价与放开物价不是一个概念。涨价往往转嫁给消费者,效果不像预想的好,出的问题却很多。汇率调整也影响了产品成本。归根到底是企业的机制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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