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跃根: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变革时代的社会政策:对理解当代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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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跃根  
行政任务的增加及其质的变化、成本的提高和效率的要求逐渐使得官僚机构本身趋于瘫痪,进而出现机构改革的诉求和抵制官僚制的压力。在他的方法论有关理想类型学说和官僚制的论述里,韦伯都预见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大型和非人格化的官僚制结构支配的影响,那些以政治为天职的英雄人物所遇到的黯淡境况(Wolin,1969)。

   第三、责任伦理与负责任的政治家。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中,有关责任伦理的论述尤为突出。韦伯不仅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论述责任伦理的问题,还在其社会科学的著作中讨论责任伦理的问题。一个世纪左右以前的德国,正在经历深刻而急剧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并非韦伯思想中的核心关怀,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理性、科层(或官僚)和克里斯玛式的领袖等才真正是他所喜爱的话题。但是究其一生,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政治价值或伦理问题的追问。在其晚年,韦伯仍然在阐述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而对“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的探索伴随了他的一生。在哲学上,韦伯抛弃了康德思想中追求“永久和平”(Eternal peace)的理念,反而他认为斗争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永久和持续的现实。因此,在韦伯看来,民族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不仅在于工业化,还在于民族与阶级之间日益深刻的矛盾。基于此,韦伯对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提出了严厉批评,进而倡导“政治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Baehr,1988)。如果我们试图把韦伯的思想看成一个整体,他晚年的论述仍然没有背离他一贯的初衷。就韦伯的政治理念而言,他在1919年发表的《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韦伯对年轻人阐述了他对政治作为职业或天职的系统看法,这些观点与他在《以学术为业》(或《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的论点相得益彰,互相支持,彼此并不矛盾。

   20年前美国学者H.古德曼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回顾了不同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韦伯研究热”,其中重点阐释了学者们如何通过历史分析,将“德意志帝国”(the Wilhelmine Period,1871-1918年)及之后韦伯的思想,置于一种与马克思的对话的分析概念中,从而指出围绕韦伯的政治立场所引起的种种误解与偏离(Goldman,1990)。德国政治学者、洪堡大学的马科斯·兰克曾撰文指出,韦伯的理论及思想对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理解韦伯的政治信念的重要出发点,是认识其整合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s)与政治理解(Political understanding)的现实主义框架的努力。兰克认为,韦伯的著述对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新现实主义两位奠基者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Llanque,200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权力学说(尤其是他对权力的界定)对摩根索与熊彼特的民主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韦伯看来,“权力”意味着“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社群行动中反对参与行动的其他人的抵抗、实现自身意愿的机会”(Gerth & Mills,1962:180;Weber,1978:53)。根据韦伯的看法,一个人的权力是通过其身份在社会秩序中的展现来实现的,而它主要通过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二者来体现。韦伯明确地指出,暴力是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政治的手段,而且冲突本身也是一切政治的本质。在很多时候,韦伯容易被人理解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而实际上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韦伯始终认为,个人的选择自由和自我决定(而非管制)是民族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中其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明显有别于保守派的代表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而更接近于反保守派的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布伦塔诺(Brentano)。总之,个人自由而不是国家及其权力是韦伯政治关怀的核心所在。同时,研究者指出,韦伯更应该被看作是社会改良者,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者(Mueller,1982)。有学者指出,在对待历史发展的唯物基础这个问题上,尽管韦伯和马克思具有某种相似性,但韦伯却在政治手段的问题上表现出一贯的谨慎。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把韦伯看作是一个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合适(Salomon,1926)。在韦伯于1888年加入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及以后,研究者指出,这一协会不同政治主张与理念的成员至少在一点上取得了一致:“反驳古典的自由放任,推崇国家发挥积极的角色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和减少阶级矛盾”(Mueller,1982)。

   对韦伯研究者来说,探究其政治思考和政治参与是社会科学领域长久以来的一种历史兴趣。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看来,韦伯的政治思考是完全超前于所处的时代并卓越地预见了历史的发展趋向,也是后人无法用常规的视角来省察韦伯思想的重要原因。韦伯的政治理念最本质的是,他对政治自由和政治中的人类尊严的看法,这些看法超越了所有已逝的政治情境(Jaspers,1965:191)。韦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政治理念上受其父亲影响,从未将自己束缚在某一政党路线上。韦伯承认国家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的必要性,但反对将国家视为一个偶像从而牺牲个人的精神自由与自主权利。雅斯贝尔斯指出,作为一位具有自己独特原创性的哲学家,韦伯哲学思想的媒介却是其深刻的政治判断和严谨理性的学术研究(Jaspers,1965:195)。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前二十年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韦伯对德国和欧洲乃至世界政坛的政治事件的关注充满了热诚,同时也对德国有关民族国家发展现状和前景的面临的政治挑战充满了困惑和焦虑。尽管韦伯从未担任任何显而易见的政治职务,掌握政治统领的大权,但是韦伯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主要的政治议题的辩论或讨论,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投入政治活动中,并作为一个政治写作者和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演讲者,他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由于韦伯坚持认定自己是一个学者而非政治家,他在学术领域内的创作和相关政治活动的参与,都与学术不可分割。按照意识形态的光谱来分类,研究者指出,韦伯属于后俾斯麦时代的一位民族的自由主义者,他既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Mommsen,1989:440;25)。但是,从政治理念及其社会理论而言,韦伯更多表现为一位各种方法论视野和行动理性的综合思考者,而且在不同的学者眼里,韦伯思想的综合性都表现得很明显(亚历山大,2012:10-11)。罗斯认为,韦伯是一位政治理性的积极倡导者,同时又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激进社会学家,这种双重性无疑给韦伯的学说著述及其政治活动的评价带来一定的争议性(Roth,1965)。同时,我们还必须时刻清楚地知晓一点,分析和认识韦伯的政治理论及其观点,必须将这些理论和观点与他的方法论学说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韦伯在不同的著述和场合多次强调,负责任的政治行动必须是基于对事实的客观性的尊重基础上,要防止社会科学从属于政治目的。

  

   三、韦伯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中的影响及其与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关联

   1871年1月德意志帝国建立并完成统一大业,从此一直到1890年3月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的这段时期被称为“俾斯麦时代”。韦伯的青年时代中的重要时光见证了俾斯麦的统治及其政策实施,也对韦伯思考社会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德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历史上,19世纪80年代社会保险法案的出台直接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与政府管理者对阶级问题和社会政治的看法。韦伯作为德国社会政策的核心成员以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期刊》的编辑之一,不仅对德国的“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德语为Soziale frage)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也对后俾斯麦时期的社会政策提出了相同应的批评。韦伯指出,阶级、身份与政治权力三者是互惠的,它们之间交互影响。尤为重要的是,韦伯对党派的观点最能体现其政治理念的内涵,他认为党派是在组织(或国家)内部确保权力的协会(或社团),其领袖努力为其活动的会员实现理想或物资利益(Weber,1978:284)。在这里,韦伯所指的党派并为是狭隘的政治党派,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当今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尤为关键。在社会学领域,韦伯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讲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被社会学家们忽视了,它应成为理解韦伯以后著作的一个窗口(Barbalet,2001)。通过对韦伯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的阅读与理解,正如学者已指出的那样,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把韦伯当作一位箴言式的作家来对待,而是通过理解韦伯提出的“基本问题”试图与他一起思考(李猛,2018)。就韦伯的政治理论与德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关联而言,他一直试图通过对官僚制及其发展以及统治类型学的论述来展开,尤为重要的是,韦伯提出,随着经济生活和国家行政管理的官僚化发展,它对政党内部的影响也日益加深。韦伯反复提醒,对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言,警惕那些政治投机家们和昏庸无能的走廊政客对政治的影响,依赖负责任的政治家,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可能屹立于世界(韦伯,2009:216)。

   在很长一段时期,韦伯对德国社会政策学术界、政界和公众的政治影响主要是通过他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中发挥的精神引领和政策感召的作用来实现的,这些对早期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深远。德国于1871年完成统一,两年后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建立于,协会的创立者为德国历史学派中最为盛名的阿道夫·瓦格纳、古斯塔夫·施莫勒和卢约·布伦塔诺等人,协会创立和发展早期恰逢德国宰相俾斯麦实施社会立法的时期。⑥韦伯的青年和中年时期,经历了19世纪最后15年,那段时期也是德国君主威廉一世在反思俾斯麦传统基础上,竭力推行内政外交政策的岁月,其中社会立法的发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从德国的历史传统中认识现实问题,思考国家的未来发展,韦伯认为是他那一代年轻人应思考的方向。从19世纪8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直至去世,韦伯在广泛而深入参与了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学术活动和政策倡导,发挥了其学术领袖的重要影响。总体来看,韦伯在社会政策协会中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学术研究和论辩;第二、推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为主的学术界对德国国内社会问题和政策干预事件进行讨论;第三、通过编辑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代表性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来推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对重要学术问题和政策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同老一代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奠基者施莫勒、瓦格纳等人不同,韦伯、桑巴特等自由主义者人属于中间代,与更年轻的社会政策协会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韦伯引起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学术界的注意是源于他早期出色完成了该协会委托进行的对德国东部劳动力状况的一项社会调查。1892年《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发表了6篇有关德国农业工人的文章,时年28岁的韦伯作为最年轻的作者发表了其中的一篇,韦伯所探讨的问题和论述的主体相当广泛,其中一些主题和困境在其学术成熟期也再次出现,这些研究的资料由德国社会政策协会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负责收集,向德国土地所有者进行问卷调查,2277名被访者填写了详细的问卷,291人回答了一份更为一般和不太详细的问卷。学者指出,同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年轻的韦伯思考的问题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并且对研究的问题和现象表现出更细致的敏锐性,在研究中韦伯还从德国民族国家利益的角度为改善农业工人的利益提出了政策建议(Dibble,1968)。

作为与自由的德国经济学家大会的竞争者,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日后逐渐成为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占主导性的学术组织。该协会在成立早期,主要是由经济学家组成,同时还包括法律学者、实务工作者以及少数大学教授,后者虽然是少数派但是在协会中却起到了主导作用。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创立之初,协会使用了“社会政治”(sozial politik)这一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对德国社会中日常政治和基于科学的基础并寻求被多数人采纳的解决之道的伦理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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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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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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