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跃根: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变革时代的社会政策:对理解当代中国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20-07-01 07: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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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跃根  
因此理解韦伯本人的代表作及其政治理念,是试图理解和分析韦伯时代的社会政策学术传统与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韦伯的代表作所展现的政治观点

   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就职演讲稿中,韦伯一方面透过引入对当时德国东西地区的社会差异的比较分析,充满激情地展现了他对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的批判:

   “众所周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经济学工作的唯一可理解的就在于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韦伯,1997:89-90)

   韦伯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是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伦理的考虑是这一学科与政策实践的基石。韦伯明白无误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是服从于政治目的的(“政治的仆人”)。因此,在思考有关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的价值问题上,韦伯提出判定政策的终极标准是国家意志(“国家理由”)。另一方面,韦伯在这篇演讲中,也通过思考德国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领导权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忧虑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与尖锐的政治嗅觉:

   “我们经济民族主义者必须以一个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那些领导民族或渴望领导民族的阶级。这个政治标准就是这些阶级的政治成熟性。”(韦伯,1997:98)

   在韦伯看来,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并非基于管理的日常政治,而是关乎民族政治利益的永久政治,只有具有政治意识的阶层才具备掌握政治权力的资格,他指出:

   “许多人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社会底层,总以为危险在于大众。但社会政策(原译文为‘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并不是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韦伯,1997:106)

   众所周知,韦伯生活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那一个是欧洲经历工业化、社会变迁与动荡的时期,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强国梦想是韦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中理想。而要实现国家富强,首先要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在经济政策上获得成功。然而,韦伯环顾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对民族之间或种族之间的关系发展,抱有相当悲观的看法。在论及德国的国民经济政策这个问题时,韦伯指出: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Kampf)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所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韦伯,1997:89-90)

   韦伯最系统阐述他对社会政策问题的看法的文献主要体现在发表于1904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第二篇论文,即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期刊》撰写的“新发刊词”,论文题目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韦伯指出,该刊物的宗旨就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做出判断”,进而“对社会政策的实践工作做出批判,甚至扩展到社会政策的立法上”。在这篇论文中韦伯开宗明义地界定了“社会政策”的学科范畴:

   “众所周知,我们这门学科(指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与以人类文化机制和文化进程为对象的任何一门学科一样(政治史可能是个例外),在历史上最初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的。”(韦伯,2015:2)

   在韦伯看来,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是针对国家有关社会状况做出的立法和采取的措施,它不仅涉及这些立法规则和措施作为技术手段的有效性,也关乎研究者和立法者对这些问题的道德判断,以及对这些技术手段客观性的认识。因此,在社会科学的范畴内,社会政策明显具有文化科学的属性和特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是20世纪上半夜德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核心学术刊物,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阵地。④自1904年起直到韦伯去世的近16年的时间里,韦伯通过与埃德加·贾非(Edgar Jaff)、沃勒·桑巴特(Werner Sombart)一起编辑《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大力在社会政策协会中倡导“价值自由”和公开表达其成为“纯粹共和党人”(the pure republican)的倾向。在1904年至1920年期间,韦伯一共在该刊物发表论文29篇,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宗教社会学以及社会政治等,可以说通过这本刊物韦伯呈现了他后期主要的学术思想。19世纪90年代,韦伯参与了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the Evangelical-social Congress)的活动,同时在社会政策协会展开了两次大范围的调查,深入了解易北河(the Elbe)东部的农村劳动力的状况,这些经验促使他对普鲁士统治阶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这篇重要的方法论论文中,韦伯一开始就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作为科学的定位和特征:

   “经验科学的任务绝不可以是获取糅合在一起的规范和理性,以便能从中推演出可用于实践的处方。”(韦伯,2015:4)

   在韦伯看来,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研究只能告诉人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社会政治研究的目标是将客观事实呈现出来,如何从操作层面上寻求处方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政治实践,它已经超出了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在韦伯的时代,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等)都属于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lichen),是和研究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不同的科学。从这个分类出发,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政治是充满文化意义的科学,也富含价值判断。韦伯在论文里进一步指出:

   “一个问题的社会政策性质的标志直接就是:它无法根据从确定的目的出发的纯粹技术上的考虑而得到解决。围绕种种起调节作用的价值尺度本身,能够和必定会引起冲突,因为这已属一般文化问题领域内的突出问题。”(韦伯,2015:8)

   在韦伯的研究著述中,针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述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派蓬勃的景象,但是诸如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尚处在襁褓之中。韦伯在方法论著述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如何可能。在韦伯看来,社会政策不仅是研究者对一套价值标准如何与事实(sachlich)衔接的论述,也是在价值观或理性目标的指引下行动者的实践,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事物的意义的理解和经验事实自身的呈现密切相关,尤其体现了基于理性规范或理想目标的应然的社会事实与实际上由行动者自身行为主导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差距甚至鸿沟,这是韦伯强调作为文化科学的社会政策与客观的自然科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异(Portis,1980)。在韦伯看来,科学的出现与发展是西方文化的理性化最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突出体现了将事实还原为可观察的个体及其可计量的部分,同时这些可计量的元素和部分与科学家理解和解释事实的概念化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韦伯的学术思想中,方法论学说是他影响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理解韦伯社会政策立场的关键内容。掌握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的客观知识,是获得正确的实践知识的前提。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立法是社会政策实践的基本特征。在韦伯看来,在处理社会问题的维度上,行政性的实践与立法性的实践二者存在明显的价值观的差异,它也通过实践的结果及其客观效度呈现出来。在韦伯眼里,人类实践是各种制度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科学而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价值判断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里文化不同、社会情境不同,才导致普适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实践不可能是一般化的。对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来说,在讨论国家政策一类的重要问题时,他们应该清楚“事情是什么”与“事情应该是什么”存在本质区别。就韦伯学说而言,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韦伯方法论的论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作为韦伯研究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列奥·施特劳斯认为,韦伯是少有的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上做出深刻阐述的学者,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施特劳斯,2003:38)。有学者指出,韦伯的方法论受到了新康德主义的深刻影响,而这一影响直接来源于里克尔特的历史学说(Eliaeson,1990)。“方法论之争”在韦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基本观点源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两位有影响的哲学家,而且韦伯就方法论问题与同时代的学者(如罗雪尔、克尼斯、施塔姆勒、爱德华·迈尔等)有着长期而深入的论辩。总体而言,韦伯在方法论上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和反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对待历史的不同理念与态度,决定了韦伯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取向不同于他的同时代人。半个多世纪前,费雷德·布鲁姆曾撰文指出,在处理历史与实证主义二者关系上,韦伯与涂尔干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韦伯认为经验主义方法可以注入历史科学,而在涂尔干看来历史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布鲁姆认为,要准确理解韦伯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的联系,人们就应参考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有关“客观性”的论断(Blum,1959)。与韦伯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卡尔·狄尔(Carl Diehl)在发表于韦伯逝世三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博学的韦伯在研究领域上跨越了不同学科,但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论述占了其研究大一部分,韦伯不仅从一般的意义上讨论方法论问题,还结合特定的问题(如他受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委托对德国东部农民状况的调查)来深入讨论经济学中诸如“边际效率”的理论问题和在变化的工业化环境下劳动力的适应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单面性不同的是,韦伯指出伦理—宗教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显著作用(Diehl,1923)。在韦伯所处的时代里,由于学科的发展尚未演变成当代学术世界呈现的令人吃惊的专业化结果,广义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学科涵盖了众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它们无一例外都关注文化事件及其意义,而不仅仅只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在社会政治这类文化科学研究里,理论知识也通常与价值紧密关联在一起,当下的现实与历史丝丝相扣,历史领域里的真知或真理是通过一系列通过可观察的特定事件和现象组成的证据及其推断来获得的结果,而不是按照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架在无止境的历史环境里不断进行“客观性”评估的结果,这是韦伯方法论学说中不断呈现的并引导我们追问基本问题的来源(Goddard,1973)。

在韦伯时代的德国,历史哲学对科学的分类有深刻的影响,今天人们熟知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在当时是以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分方式呈现的。作为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韦伯的同时代人,李凯尔特的思想无疑对韦伯有显著的影响。在李凯尔特看来,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是相互对立的,这一对立取决于科学的质料分类原则。尤其是,李凯尔特特别指出,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准,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与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文化科学则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价值是历史学家在选择历史素材时如何区分本质与非本质特性的标准。李凯尔特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事实上,历史学家并不是要确定事件是否具有价值,而只是叙述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他是理论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工作者”(李凯尔特,2007:77)。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学者提出,韦伯社会学的核心特征是他提出的“理解”的概念,基于此,社会学可以分为“理解的社会学”和“非理解的社会学”。换句话说,“理解”是从社会学家个人主观的经验出发,来解释甚至预测他人的行动的意义。尽管韦伯在建构哲学基础的问题上存在漏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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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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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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