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 次 更新时间:2020-06-30 2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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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模范的。”著作人包括胡适、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张东荪、张一麐、陶孟和、胡汉民、罗家伦、朱希祖、周作人、刘文典、李大钊、戴季陶、沈兼士、高一涵、陶知行、任鸿隽、周建人等六十多家。“研究新文化的人,和研究国语文的人,读这一部书,比读几十种杂志日报差不多。检查翻阅,还要便当的多咧!”所以称为“新文化的先锋,白话文的大观。”(7)81《世界知识新文库》是“汇萃最近两年间之杂志、月刊、旬报、日报”,“于四千余篇之中汰存三百余篇”合成,百余位撰述人中,陈独秀居首,其余包括胡适、蔡元培、任鸿隽、朱执信、吴稚晖、汪精卫、侯德榜、蒋作宾、陈霆锐、高一涵、蒋梦麟、叶楚伧、刘文典等。这是为了因应“欧战以后,世界局势全变,万事万物,无不弃旧更新,新知识之发达,新思想之展布,新学术之发明,新文化之号召,新事业之创设”,国民手此一编,“则世界大势朗然在目,潮流所趋,不难预测。且撰著之人,皆当代名流,文字新颖精湛,发皇流利,购此一编,又可作新文之模范。”(8)82这两份作者榜单,可见《新青年》同人在鼓吹或附和新文化运动者的心目中,俨然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各种因素作用下,虽然大体上人们还知道新文化运动兴起于五四运动之后,可是与之前新思潮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

  

   五、五四新文化史叙述的形成及内在紧张

  

   1929年12月,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自居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新旧文化态度等方面,抨击国民党历来反对新文化,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从戊戌维新开始,而陈独秀的拥护赛先生与德先生说,就是为新文化运动而提出。“近年的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所谓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到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并且声称:“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眼里是很反动的。”国民党本来不赞成新文学,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才命其同志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参与新文化运动”(1)83。

   胡适的口诛笔伐,引发国民党方面潘公展等人的强烈反弹,对胡适进行围剿。尽管潘公展也算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却只是针对胡适抨击的各方面进行自我辩解,已经说不清楚国民党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新文化运动是与新思潮不同的社会运动和国民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政治革命的目的,文化运动是革命的形式,而胡适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等等事实。双方论争的结果,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包括胡适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就是新文化运动发动者的印象,胡适的许多说法,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历史叙述的重要内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无形中演化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既是学生爱国的政治社会运动,又是破旧立新的文化运动,《新青年》因而顺理成章地变成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鼓动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则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袖。

   然而,这样的叙述与历史的本事不相吻合,表面的顺理成章之下,产生了一些内在的矛盾。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性,一方面引起《新青年》内部两派的分歧,导致双方最终分道扬镳,现行叙述掩盖了这一冲突,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的两面性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中不断引起困惑,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继替与促进关系,也被模糊和扭曲。

   1948年,五四运动过去将近三十年之际,夏康农的《论五四运动的中心性质-究竟是“社会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标题就将五四以来不断发生争论的问题,以明确对比的形式提到世人面前。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运动由觉醒的知识青年的实际行动造成,打击了社会的黑暗势力,是政治性强烈的社会运动。另一种意见认为知识青年的意识觉醒,得益于新文化的探讨与发扬,所以是新文化运动。意识觉醒的知识青年要从中找出一个安身立命的准绳,“就是怎样将‘小我’(个人)的力量最有效地配合上‘大我’(社会)的需要。这里就必然牵联到不只是单纯的思想意识之争,而且也是实践行动之争,不只是知识青年里面独有之争,而且也是知识中年们要求得到一个解决的问题。所以,单只这一个问题的本身,已经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性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五四运动’并不是单纯的‘社会运动’,也不是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它既是‘社会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这不是冬烘和事老的调和论,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把握到的认识。世间哪里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而不含文化意义的?世间又哪里有一种像样子的文化运动而没有社会影响的?”五四青年的意识觉醒的中心,正是民族意识,要靠社会运动才能发扬,靠文化运动才能充实,社会运动是文化的实践,文化运动是社会的慧眼,“这是一件东西的两面,而‘这一件东西’贯穿着从‘五四’到今天的,正是民族自主的意识。”(2)84

   这样的一事两面说,当年陈独秀未必能够苟同。他曾经专门写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随感录,断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刮刮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在他看来,文化运动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之类的事,而社会运动是妇女问题、劳工问题、人口问题之类的事,二者的内容分明不同。虽然文学美术可以描写妇女和劳动问题,社会运动者要留意文化等事作为工具,仍是两类事。有人可以兼做两方面运动,但不等于两类事是一类。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不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也不一定就是文化运动。如果把政治、实业、交通等都看成文化,就过于宽泛,混淆模糊。创造文化是民族重大的责任,这几年不过极少数人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的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毫,责备文化运动和以文化运动自居的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轻了。“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竟然说出‘文化运动已经有两三年了,国家社会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的话,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懂得文化是什么。”(3)85

   陈独秀的说法,显示他对胡适等人疏离社会运动未必全然否定,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性未必了然。尤其是将文化运动作为改良政治与社会的工具,正是新文化运动鼓动者的初衷,一方面改革政治与社会的基础,一方面则推动国民革命。“专以办文化运动为事”的少年中国学会,一些成员就主张“不为浮游于大码头的文化运动”,而专注于“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1)86。“提高是自身的事,普及-宣传-才是运动。”(2)87在该会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缺陷,就是各团体的所在地和活动范围全部集中于都会,中华民国是一个农国,所以新文化运动要向地方分散,至少应该每省有一二个中心地(少年中国学会仅有成都分会)。(3)88

   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保留和批评,主要是针对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很快被国共两党所吸引,参与政治运动。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主张社会性的文化运动,对于直接参与政治,有的却不一定认可。王光祈就说:“吾国近三十年来之改革运动,在历史上可称道者有三,一曰戊戌政变,二曰辛亥革命,三曰新文化运动。戊戌、辛亥两次之改革运动,其形式虽有不同,而其精神则皆为政治改革。换言之,即如何将政权夺到手中,然后利用政治权力,以实行其大规模之改革是也……昔日各党所抱政治改革之理想,至今日可谓破产殆尽矣。吾人不能再以毕生百分之九十九之光阴为争夺政权而谋改革中国之用,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命,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想。”“三年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即由政治改革而进为社会改革之一种表现也。果能循此以进,努力奋发,民族清明之气,不难计日而复。曾几何时,一般参与新文化运动之青年,乃将三十年来之教训,尽行忘去,所有新文化运动精髓之社会改革,一笔推翻,所有从前政党之迷路,皆一一照旧再走。所有中国一线生机,遂从兹断绝。呜呼……从前是政治改革之失败,今日是社会改革之代兴,吾辈与旧日党人不同之点在此,新文化运动关系民族之存亡者亦在此。所以吾辈必抱定宗旨,从事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4)89将政治活动排除于社会活动之外,本身就是对社会活动的压缩。

   夏康农所说的“小我”与“大我”的矛盾,“澄平”早在12年前已经论及。后者的《从五四运动谈到今后的新文化运动》认为,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在社会思想革命方面的代表要算是当时的《新青年》杂志。”它要求的新思潮如指导者陈独秀所说,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民治主义),一是拥护“塞因斯”(科学)。“这个文化革命宣言,就把秦汉以来悠久的孔子思想和家族主义的社会机构全盘地打碎了,这样就把西洋文化的精华-民治与科学-根本地介绍到中国来了。”不过,五四运动的先驱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固然值得敬仰,破坏的工作效果显著,但是建设工作却不成功。“我们青年固然难以摸索到新文化的路径,可是新文化的导师又在哪里?是个人主义者胡适之吗?是虚无主义者鲁迅吗?是幽默大师林语堂吗?是性学博士张竞生吗?是阶级主义者陈独秀吗?不是,统通不是!”新文化的建设工作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民治与科学是近代国家的产品和工具,只有在最高有机体的国家社会中,科学与民治才得运用发展……新文化问题的中心是中国近代组织化和最高有机体化的问题,换言之,要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必先要建设国族阶段的近代中国。可是五四新文化的运动者不明白这个根本的道理,他们只是消极地把中国人从家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只是把中国人放在个人主义的圈套里。他们迷恋着个人主义的所谓自由乐园,他们忽视了国族社会生存斗争和中国文化的使命。”(5)90在一些具有国民政府官方立场的人看来,膨胀“小我”牺牲了“大我”,甚至对于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不能统一应对也难辞其咎。

   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史学的功能之一,就是不断近真,并且在此进程中因缘历史的复杂不断修正充实自己的认识。既有的历史叙述自有其形成的机缘,体现了人们总结历史经验以丰富思维的努力。而近真的过程可以进一步展现历史的丰富多彩,显示无论后来的认识多么条理清晰且富有逻辑,相比于史事的繁复,依然显得简单苍白。《新青年》同人与新文化运动的纠葛,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先进知识人面向的域外新知,已经不再是笼统的欧风美雨,东欧与北美的歧路,成为后来主导中国人理想且相争不已的重要选项。而由此出现的“大我”“小我”如何才能相得益彰,以及特立独行与群体运动怎样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还需不断调适。在赋予新的内涵并且不断地重新解读之下,《新青年》的文本寓意及其历史影响逐渐深邃和广泛。这固然适应了事过境迁的时势需求,却与本事本义渐行渐远,从而使得《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和历史上的《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若即若离。将二者合为一体,依照时空联系探究发生衍化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能够获得崭新的历史启迪和思想挑战。

  

   注释

  

   1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邓绍基:《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第14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9-75页。

   2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后收入《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为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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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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