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6 次 更新时间:2020-06-30 2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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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登高一呼,全国遂群起响应之。此无他,郁之既久,则爆发之力愈大,曩日之纯抱悲观之人,骤闻人诏以乐观之道,则亦犹迷失于具茨之野,而骤获指南针,焉有不踊跃而从之者乎。

   虽然,提倡者之主张,尝为片面的,而从之者不察,遂认为新文化者,要如某某所主张,与之同者,谓之新文化,与之违者,斯非新文化。同时未受欧美教育之老辈,恫于一二偏激之论,遂视新文化为毒蛇猛兽,而不虞之毁,纷至沓来,亦犹光宣之末,老辈之畏东洋留学生为蛇蝎,而不分立宪党人革命党人,皆侧目视之也。故以胡、陈等提倡白话文学,遂以白话文学为新文化;彼等提倡社会主义,遂谓社会主义为新文化;彼等提倡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遂谓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为新文化;彼等偶一论及过激主义,遂谓过激主义为新文化;甚有因五四学生运动,遂谓学生运动为新文化者。因陈、胡二子偶论及过激主义之沿革,遂谓彼二人为过激党者,至其极也,至将胡适之之师杜威博士亦畏之如虎,岂非世界上最可笑之事耶。(2)61

   其实,在1919年12月以前,《新青年》从来不曾以“新文化”相号召,即使此后,也只有陈独秀先是附和,继而呼应新文化运动,并非号召,胡适则一直反对新文化之说,更不赞成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而且陈独秀虽然主张新文化及新文化运动,可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新文化,长篇大论却依然语焉不详。这样的模糊不清也是令《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敬而远之的要因之一。至于用新文化来强分疆界,也从来不是《新青年》杂志以及办刊同人的行径,正如胡先骕这篇文章强行指认《新青年》以新文化相号召,用新文化分别彼此一样,将《新青年》主张的各种新思想概称为新文化,并指新文化森严壁垒乃至顺者昌逆者亡的,都出自他人甚至反对者之口。

   除了发起的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以鼓动推行新文化为己任的团体,就是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的少年中国学会,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应极为敏锐,该会在全国各地的成员,不少成为当地新文化运动的骨干领袖。而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里的北大师生表现突出。除李大钊在会中呼吁做两种文化运动之外,康白情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执着尤为引人关注。戴季陶在《建设》杂志提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就是回答康白情的来信询问。(3)621919年9月17日,学生联合会总会召开理事会,康白情提议:“吾人此后唯一之天职,在乎尽力于文化运动。国人懵懵,酣睡未醒,犹赖吾党先觉登高疾呼,砭其痼疾,而国人脑质之贫弱,血清注射之余,尤须加以滋养。由前之说,则宜有关于批评之出版物为血清运动。由后之说,则又宜有关于学术之出版物为滋养运动。”议案获得通过,决定创办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月刊,于1920年1月1日出版;总编辑由理事会礼聘一人,公推康白情担任。(1)6311月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特开北京学生全体大会,欢迎慰劳10月1日被警厅拘捕、11月7日释放的全国各界请愿代表32人。学生联合会主席致慰劳词谓:“今敝会已抱定文化运动主义,尤望各地一致行动,破除隔阂,齐心努力”。康白情演说则称:“文化运动是总解决的方法,如请愿等等是零碎解决的方法。今后我当抱定宗旨,以两法兼用而进行之。”(2)64

   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影响,北京大学学生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9年10月,北京各校学生会改组为常设组织,26日,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在该校法科大礼堂首先召开成立大会,主席方豪致词称:“吾人以后救国之惟一方法为文化运动,欲使国民人人悉能为共和国之健全分子,以实行真正的平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达,此学生永久机关组织之所由来也。”其他同学讲话亦“谓学生会以后之急务为文化运动。(一)社会的。(甲)平民学校;(乙)平民讲演;(丙)发行日刊。(二)国际的。办理通讯社以流通国内外之消息。”(3)65

   媒体对此极为关注,并予以高度评价:“北京大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年来内部活动之力极大,其势力似已弥布于域内,可称居全国思想之中心。盖自蔡氏接任校长后,对于文理两部极谋改进,所有教员颇多富于进化思想之人,内部酝酿已非一日。迨欧战既停,全球人心一变,而该校师徒之思想,亦如春笋惊雷脱地而起,未几遂有五四之役,举国学界联成一大团体,以解放思想、改良社会为目的,专从事于文化运动。观于近来出版物之多,已可想见。北京学校除北大外,若高师、法专、农专、工专、清华等校,以感受思潮之故,青年学子态度迥异于前,中等学校大率亦复类是。”(4)66《申报》还专文介绍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新潮社、新知编辑社、哲学研究社、中国社会学会,“皆所以策文化运动之进行,继续‘五四’未竟之大业,而其因缘牵合,殆无一不与北大发生关系焉。”(5)67

   北京学界组织的文化运动,强化了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中心的印象。《申报》称:“自‘五四’‘六三’以后,全国学界几以北京学界为中心,而北京学界则又以北京大学为重镇,因其学程既高,人数亦众。年来一切文化运动,无论有形无形,莫不以东中西三院为其策源地。”(6)681920年,北京各校学生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五四周年纪念会”,到者约四五千人,来宾中段锡朋“略述所以有文化运动之故,语极沉痛,全场掌声如雷,末复提出四条希望大家注意:(一)做事须有目的;(二)文化运动须到底不懈;(三)宜有组织;(四)宜研究学问以发展运动之能力。”(7)69有人甚至提出要借着推广文化运动各项事业使各地“北大化”(8)70。反观以中小学职教员居多的北京教育会,“对于近来思想界之改革尚未能十分了解,故于文化运动事业亦未敢率尔参加,较之江苏、浙江等省教育会之活动,似未可同年而语。”(9)71

   如果说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只是从形式上凸显了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关于新文化运动真精神的讨论,则使得五四前的新思潮与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在内容上直接联系起来。

   新文化运动虽然如火如荼,可是究竟什么是新文化,一直困扰着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也导致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陈独秀三番五次演讲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或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使自己很快走向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心中的困惑。1920年8月,陈启天在《少年中国》发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对究竟什么是新文化表达意见,他说:

   “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久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所以我们爱想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问,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学者说个明白才好。然而,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只有胡适之的《新思潮的意义》一篇,较为切要。他说:“新思潮是一种批评的态度,重新估量一切事件的价值。”又说:“新思潮在输入学理,硏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可以稍解我们的烦闷了。却依我的推想,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

   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1)72

   陈启天没有提及陈独秀专门解释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所有演讲和文章,反而拉出胡适关于《新思潮的意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真精神的最佳答案。而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本来是不满于当时报纸上发表的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拢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因而不能使人明白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谟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写于1919年11月1日,一个月后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见于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后者发表之时,新文化运动尚未出现,前者虽然运动已经发生,可是胡适十个月后仍然不承认有所谓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也不可能说新思潮的意义就是新文化运动意义的最好表述。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的两大主张,虽然胡适觉得所说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一点。民主与科学的确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两大核心要素,只是当时陈独秀并非用来指尚未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而胡适更是有意不指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

   不过,尽管胡适坚决反对将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相混同,尽管在胡适心中,二者的取向显然不同,可是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与新思潮不无关联,内容上又具有笼统性,对于一般人而言,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往往非但不将二者严格区分,反而一口咬定,不断强化二者的连续性同一性。余家菊甚至明确表示:“革命党最利害的武器,是智识的,不是物质的。是破坏的批评,是拆台的理论。他们感受环境变化的刺激,和生活状态变更的影响,趋向于新的适应,看不惯的规则,对于旧的价值,尽力为否定的评论,指摘旧的缺点,不使有所遗漏。只知破坏,并没有建设的目的,所标举的,多是否定的义理,一面要用作攻击的武器,一面要用作结合本党的标语(Watch Word)。所以越宽泛,越激烈,就越有力。结果,一切制度,一切习俗,都为他所震撼,要从新建设社会的秩序,就难之又难。从来革命党的成败,就以会利用这种武器与否为转移。”有鉴于此,“应该抱定我们的方针,善用我们的武器。那末,‘文化运动呀!’‘文化运动呵!’才是出自心肠的话,才不是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的!”(2)73

   如余家菊所论,新文化的笼统性恰是其迅速流行的重要因素,新文化运动兴起刚过一年,1920年10月,有人就发现:

   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词颇流行于吾国之一般社会,以其意义之广漠,内容之不易确定,颇惹起各方之疑惑辩难。迄于最近,则新思想三字已鲜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语乃代之而兴。以文化视思想,自较有意义可寻。然欲诠释其内容,仍觉甚难。即叩诸倡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主义”者,亦未易得简单明确之解答也。(3)74

   有的新社团也将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直接联系到一起。1919年9月成立于上海的新思潮学社,简章的定名“为革新思想,促进学术,集合同志互相切磋”,宗旨却是“谋社会改革,作文化运动”。(1)75而外国人著的《新思潮大观》一书,内分德谟克拉西、社会主义、劳动问题、生活问题、妇人问题、近代文学、近世哲学、心灵问题,及过激派、人种改善等十编,“凡关于新思潮之问题,搜罗殆尽”。翻译出版,是因为“文化运动磅礴全国,惟主义若何,尚多茫然,殊为憾事。”所以“本社为灌输文化起见,亟译饷世。”(2)76意为可以由此解惑文化运动的主义。

   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混同,使得《新青年》及其代表人物很快取得了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地位声誉。呼应演讲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陈独秀,被称为“新文化巨子”,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推许“陈先生系提倡新文化、新思潮最先之人”(3)77。本来矢口否认新文化及新文化运动的胡适,也被尊奉为“大名鼎鼎的文化运动家胡适之先生”(4)78。他去山西,受新文化之感化的当地学生竟然有50余人愿“随往转学北大者”(5)79。连亲历其事的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也说:“对于北大,甚钦其为文化运动之中心点。”(6)80

商家敏锐地把握住商机,选编《国语文类选》,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十门,“都是新文化的结晶体”。“所选的文字,都是最近的国语文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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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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