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6 次 更新时间:2020-06-30 2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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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从民六算两年,后来就变质了,既帮了文艺复兴运动,又害得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功过很难定。”(1)55

   胡适的这番话,对于理解新文学新思想、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与分别,至关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用文艺复兴运动来概括五四前的新文学新思想,也是胡适的后见,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五四以后才发生。由五四运动推动出来的新文化运动,在大幅度推广新文学新思潮的同时,将原来纯粹的思想运动变成国民运动和社会运动,使得胡适认为是害了文艺复兴运动。也正是这一重要变化,使得《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大都或隐或显地保持距离。

   前人已经注意到,五四运动后,《新青年》的办刊方向显著改变,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与主张民主主义的胡适等人分歧加剧,导致编辑群内部思想对立。直到1920至1921年之交,在经历了谈不谈政治的一番明争暗斗之后,双方最终分道扬镳。而双方分野的重要发端,就是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胡适是反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的带头人,针对性地提出要《新青年》迁回北京编辑出版,并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这一意见自然遭到上海方面的反对,可是在原来《新青年》同人中,除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外,胡适的意见显然得到了多数的支持。

   1921年1月1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到:“接守常信,知仲、适两人意见冲突。盖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其实是猪头问题罢了。”次日他专门为此找李大钊商量。(2)56此处钱玄同的意思看似模棱两可,其实早在一周前他就致信周氏兄弟,谈到胡适要求《新青年》不谈政治,遭到李大钊等人反对,对此钱玄同明确表示:“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不过钱玄同对于胡适反对谈布尔什维克不以为然,反对谈政治的理据也与胡适不尽相同。他一共列举了五点,(一)中国百姓不配骂政府,中国的社会不会比政府好。(二)现在社会上该攻击的东西多得很。(三)中国的该办人和皇帝一样的该杀。(四)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改良中国社会。(五)五四运动的主人翁来做总统,未必比徐世昌高明。总而言之,中国各色人等其实大同小异,骂谁都无聊。应该先坐在书房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到略有些‘人’气了,再来开始推翻政府,才是正办。”(1)57

   后来周作人也公开表态:“我最不喜欢谈政治”,“《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约不谈政治,那是我所极端赞成的,在此刻想起来也是那时候的工作对于中国最有意义”。“政治我是不喜谈的,但也有要谈的东西。我所顶看不入眼而想批评的,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不过反对假道学伪君子与反对无耻政客一样危险,白费精神,所以不再反对,只做自己的工作。(2)58其他如高一涵等,也明确站在胡适一边。

   深入一层探究,谈不谈政治的问题,主要是谈什么政治,而谈什么政治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思想的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是否应该实际参与到政治行动中去。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空谈,而是行动的哲学,是为被压迫阶级和多数人进行社会革命的行动纲领。五四运动前,除了陈独秀怀有用思想言论唤起民众的预期外,其余《新青年》同人大都处在教育青年的阶段,并没有有意识地唤起民众,鼓动他们展开社会运动的愿望,更没有预想过自己也要亲身投入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中去。众多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往往造成社会动荡,在知识人心中存在很大的顾虑。鲁迅虽然不反对谈政治,可是自清季以来,对于群体事件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是趋避。将《新青年》同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倡导者,作为思想上的客观影响尚有可说,如果作为主观取向,则既模糊了五四前《新青年》鼓动的新思潮与五四学生运动带动起来的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分别,也扭曲了《新青年》多数同人对于民众性社会运动的态度,掩盖了他们显而易见的保留。

   同样主张谈政治的李大钊,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应值得深究。他当然赞成新文化运动,可是凭借的舞台不是《新青年》,而是少年中国学会,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也有所分别。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李大钊就在少年中国学会提出,用“少年运动”创造理想的“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而“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的改造运动。”“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有爱的生活;把所侵夺的习惯,变成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成公善的心理。”精神的改造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由于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狠深。物质的改造固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至于物质改造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

   为此,李大钊呼吁“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

   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1)

   少年中国学会其实是新文化运动中明确以文化运动为宗旨的团体,李大钊走向山林村落的文化运动,与胡适主张的象牙塔中提高,显然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正是在少年中国学会等主张坐言起行的一批人的努力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群众运动成为正面的概念。而李大钊着重经济构造的取向,与一般新文化运动以文化构造为主的取向也明显有别。

   因而,在此之后,李大钊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响应不多。他与陈独秀之间的反差,既不是因为要不要谈政治,也不会由于畏惧民众社会运动。新文化运动涵盖之前的新文学、新文艺、新思想、新思潮,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长期困扰人们的要因。尽管陈独秀等人竭力加以解释说明,始终不能如愿。胡适不赞成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在他看来根本没有新文化,其心目中的新文化,实际上就是所谓西方文化。而“学衡”一派的留美学生指责北大新文化派所主张的,不过是欧美文化的浅近部分,并非毫无道理。

   无独有偶,以在一省范围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的毛泽东,同样否认已经有新文化。毛泽东等人响应新文化运动,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但在其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断言: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希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2)59

   胡适主张的新文化在泰西,毛泽东眼中的新文化则是西方以外的新俄,如果说前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颇有日薄西山之感的资本主义文化,后者则是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新俄更加接近的李大钊,此时对于泰西的新文化,恐怕已经感受不到足够的吸引力,转头朝着北冰洋岸的新新文化无限向往了。

  

   四、后认:《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连接

  

   五四运动的发生,与《新青年》密切相关。因缘这样的关联,也有人将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的鼓动相连接。早在1920年9月,新文化运动发生一年之际,费哲民就写信告诉陈独秀:“近一年来新文化的运动,都说是受《新青年》杂志的觉悟,于是新思潮的勃发,就跟着这个云头,改造环境,思想界的变迁,可谓革新中国的好现象了。”(1)60从顺序上费哲民知道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五四运动之后,所以将新文化运动持续的时间定为近一年来,只是说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渊源,才指为受《新青年》的启发。

   将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及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者、参与者和赞同者的专利,自称“积极主张新文化运动,而反对白话文学、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过激主义”的“学衡派”主将胡先骕,专门写了《新文化之真相》一文,发表于1920年5月的《公正周报》第1卷第5号,表示赞成新文化而不赞成新文化倡导者所提倡的新文化,他说:

自《新青年》杂志以新文化号召以来,一时风靡全国。此极可乐观之现象也。尝谓自辛亥改革之后,袁氏专政,暴厉恣睢,一如曩日。一般社会有志之士,曩以为满清推翻,共和成立之后,我国即可趋于政治之正轨者,至是乃完全失望,于是六七年来,政论学潮,阒然无闻,一方固由于绝对之失望,一方亦由于他种之改革运动正在酝酿之中也。故胡适之、陈独秀等辈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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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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