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3 次 更新时间:2020-06-30 2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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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以创造新四川,使其适应为新世界底一部分,发起《新四川》杂志社,并作其他种种文化运动”。“第一次社员中北京有楷、桓,上海有王瑞华、胡蜀英,凡四人为女社员。”前两位即吴虞的女儿吴楷(若膺)、吴桓(辟畺)。于是吴虞比较关注新文化运动。2月1日,“楷女寄回王光祈介绍楷女入新四川杂志社书及新四川杂志社章程一份。”2日,“楷女寄归之新四川杂志社章程少荆携去。”3日,“新四川杂志社章程今日《川报》登出。”(4)29此外,吴虞还订阅或借阅多种新书报,如《少年中国》《新生活》《近代思想》《星期评论》《新教育》《新青年》《青年进步》《北大学生周刊》《新潮》《解放与改造》《新社会》等。

   不过,吴虞虽然怪,却未必新,对于新文化运动,态度颇为消极。1920年9月25日,他听说“钟书船昨晚因通敌正法。今日报饶炎被卫戍司令捕去,旋释放。”不免感慨道:“予平日宗旨不入党,不任主笔,不以文字谈法律、政治,近年尤以不涉足政界为要件。但略任钟点,闭户读书,寡交游,慎文字,优游自得而已。今观钟、饶诸人之危险,益信予见之非谬矣。夫文化运动,在外省声气颇广,常及数省,冒险孟晋,多得后援,而在成都,即成死地,孤掌难鸣,易蹈危难,已在所宜谨,况于权利势位之争,安可预哉。”(5)30

   吴虞毕竟是因为《新青年》而名噪一时,其交友之中,不乏喜好新文化之士。12月4日,他就收到罗承烈所作《自治运动与文化运动》文一篇。(6)311921年,吴虞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好友吴君毅劝进时,除了说明开首即任教授属于“异例”,更能打动吴虞的大概是“四川局面狭隘(成都尤甚),非吾弟兄久处之乡,争名争利,须在此间……北大是全国文化中心(内容姑不必论),将来蔚成一种势力,吾兄入是间后,可竭力将事,待弟二三年由欧归后,以便互相提携也。”(7)32吴虞到京后拜访胡适,谈极久。“予谓国文如何讲法?适之言‘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8)33因此,吴虞偶尔也会附和一下新文化,如1921年10月11日北大开学,按例新聘教授均须演说,“予讲为新文化再进一步之希望,意切实而语滑稽,掌声如雷。虽适之、经农、梦渔、孟和亦皆拍掌”(1)34。

   凭借着往日的声誉,吴虞也被外界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要角。1924年1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登亚东图书馆广告云:‘改造国民思想,讨论妇女问题,改革伦理观念,提倡文学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文存》(五版),《独秀文存》(四版),《吴虞文存》(三版)。”(2)35尽管所看重的其实是跻身名人之列,能够与《新青年》的两大要人比肩,应该是吴虞人生的辉煌。可惜他不大自重,来到文化中心,却没有积极参与新文化的建设,反而闹出狎妓的丑剧,引起钱玄同等人的痛批,只能狼狈回川。

   一般而言,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拉上关系,主要是认定《新青年》所鼓吹的新文学、新思想,理所当然就是新文化。可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每每将矛头指向《新青年》同人及其主张,在强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关联性的同时,也使得本来与新文化运动关系较为疏离的《新青年》同人,不得不挺身而出进行反击,从而强化了自己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角色定位。只是开始他们还算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新文化运动”并非自己的主张,甚至认为这是反对派强加于自己的污名。鲁迅写于1925年11月3日夜的《热风·题记》就明确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3)36

   用“新文化运动”的名义来批评《新青年》,并引起《新青年》部分同人强烈反弹的,一是章士钊,二是学衡派。

   章士钊办《甲寅》时,不少《新青年》同人就是《甲寅》的撰稿者,彼此可以说是同路人。双方的纠葛,渊源于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后,北京大学内部的新旧冲突逐渐尖锐化表面化,引起各方关注。1917年12月17日(4)37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章士钊发表了关于调和论的演讲,1917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本校二十周年纪念演说会纪事》,简要披露了演讲的主要内容:

   章行严教授演说谓:大学今日尚不免有新旧冲突之隙,此为二千年学术专制之遗毒,不可不抉去之。因历引中西哲学家之言,以证明世界进化不外乎调和主义,有正则必有负,不能举一而废百。且谓进化之迹,点点相续,积渐转移。划一时期,以为学术之标识,最不合于论理。

   《北京大学日刊》原拟将所有的演讲词“次第宣布”,不过,后来陆续刊载的几篇演讲词,并未包括章士钊的。1918年北京大学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以《章教授士钊之演说词》为题,予以收录。章士钊称,今之君子,乐言进步。但进步二字,究竟如何解释?欧洲十年以来摩托车盛行,乘车必须乘此,否则不乘。马克思主义亦如此,谈政治不得避而不论。这些虽然是社会进步,但是“若胶焉而处处求合于是,则律之社会进步之真义又乖矣。”新时代与前时代相联系,由前时代变化而来,新事物由旧事物脱胎而来,不必新旧截然两分。“所谓旧者,将谢之像,新者,方来之像。而当旧者将谢而未谢,新者方来而未来,其中不得不有共同之一域,相与舒其力能寄其心思,以为除旧开新之地。不然,世运决无由行,人道或几乎息。”这个共同之域,就是调和。大学“尤赖富于调和之精神”,各种科学应在调和的基础上,相剂相质。(5)38

   章士钊讲调和,旨在化解北京大学内部的新旧纷争,可是非但未能奏效,新旧冲突反而呈现向全社会扩散之势。1919年9月27日,章士钊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新时代之青年》,继续秉持新旧调和之论,对于因新文化运动而蔓延全国的新旧冲突予以批评。在他看来,各种“新”(如新时代、新文学、新文字、新青年、新社会)不能突然而起,并指名胡适提倡白话主张不说古人的话,实则不说古人的话,即无话可说。因为今日语言文字皆由古人而来。调和为社会进化至精之义。青年于政治、学术、道德各方面,当尽心于调和之道,“万不可蹈一派浮薄者之恶习,动曰若者腐败当吐弃,若者陈旧当扫除,初不问彼所谓腐败者是否真应吐弃,彼所谓陈旧者是否真应扫除,而凡不满意于浅薄之观察,类欲摧陷而廓清之也。”“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1)39

   章士钊演讲的记录经《申报》《时事新报》等大报连载,又被多家重要杂志转载,引发了一场论战。为了回应各方质疑,章士钊于1919年10月17日在《新闻报》国庆增刊发表《新思潮与调和》。在这些讲词文字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张的新文学和道德革命等新思潮,成为批评的主要对象。(2)40

   陈独秀出狱后,独自主编《新青年》,在呼应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对章士钊的调和论展开批判。在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发表的《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陈独秀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两种狠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狠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3)41

   陈独秀的《调和论与旧道德》,主要就是针对章士钊的言论,尤其是指调和论的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很有关系,等于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直接联系起来,而将章士钊置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地位。

   此后几年间,章士钊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发表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言论文字,除了继续鼓吹调和论外,《新青年》的主要人物及其主张成为他指责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靶。1922年10月8日,章士钊在湖南教育会演讲《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说:“近来新文化三字风靡全国,人谓文化运动发生于北京大学。当发生之初,予亦在该校忝任讲师,觉得实非文化运动,其原因以愤于曹陆卖国而起,此只可谓为政治运动。或又谓胡适之等提倡白话文字为文化运动,亦是非。白话文字不过文化一种工具,何能即谓为文化运动也。后来许多文化运动者远赴欧美留学,或又谓此为文化运动失败之表现。即未运动,从何失败?前之言运动,不过青年之一种觉悟而已。文化运动四字,似来自日本,日本又译自德国。近年德国文化运动最盛,实由工业发达而来。”工业发达将人分为资本、劳动两阶级,利与生活,手段变成目的,人生无意义,于是提倡文化,有社会主义教育改良等文化运动。此事不适合中国,中国还是农村为主,少数人文明,多数人野蛮,没有文化运动的基础,非打消不可。应该先改良农村,才能与欧洲的文化运动精神相合。(4)42

   同月21日,章士钊在被称为“湖南新文化之中心”的长沙第一师范讲演,他继续鼓吹循环论,认为人类社会进化有直线与圆周两种形式,直线不多见。新旧无一定之界限。眼下中国研究欧洲新学说,而欧洲大有复古趋势。“中国现在所谓新文化如胡适之、陈独秀等所倡,并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什么是文化,文化运动之谓何,他们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界说。文化运动,所以化扬民族之特性,一民族之特性,在具体的事物上表现出来,是谓文化。然则所谓新文化,应不应该脱离吾国民族数千年固有之特性……假使两年前我在中国,也可以追随一般新文化大家之后,做几篇半通不通的文章,谈谈新文化。但新文化究竟是什么,恐怕连自己还不懂得……新文化有没有实质给人看呢?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两年前在北京与胡适之谈,胡言自己脑子里所有的货都卖空了,想再到欧洲去贩点货来。新文化大家尚且如是,一般迷信新文化的青年,未免上当。”(1)43

   新文化运动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白话文学。白话文学自有其价值,但不能说除开白话文即无文学。“迷信新文化而不了解新文化的内容,是很吃苦的。现在一般青年,受新文化之赐,想必甚多,但吾恐所吃之苦,至少亦不减于所受之益。胡适之提倡新文化,使中国数千年不变之思想,忽受一番猛烈的刺击,未始无益,不过长此以往,不从速整理旧学,吾恐十年之后,将无识字之人!”“今日之所谓新文化,实在是空疏无物,即令白话文学成功,也不过宣传文化的一种工具,去文化二字还远呢……因此之故,有许多青年,也渐渐回过头来,又有研究古籍的倾向,这的确是一种极可喜的现象。因为经过此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再回头来研究我国数千年固有之学术,正合乎圆周进化之理,中国文化或者有大放光明之一日……我们从事新文化运动,必自建筑基础始,断不可从屋顶上做起。”(2)44

   章士钊的一再挑衅,使得本来与新文化运动颇为疏离的《新青年》同人终于有些忍无可忍。1923年5月5日,章士钊以《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为题,在中国大学发表演讲,到场听讲的高一涵“因为一来,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大家都糊里糊涂的盲从,不曾遇到过真正学者的严重批评;二来,章先生近来的议论,往往像云里的神龙,见头不见尾的,所以我对于他这一次的讲演不得不安心静听。可惜我当时未带纸笔,不曾把他的演说词一句一句的记下,到今天已大半忘记了,只得把我所记得的几点略为述一述。”他专门写了《“新文化运动的批评”》的听后感,对章士钊的论点一一予以批驳。

章士钊反复说明:“人类的知识有限,世界中所有的思想都是从前所有的思想,绝没有什么新的发生。”“今天所谓‘新’就是从前所谓‘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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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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