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拟从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着手，考察两者之间是怎样进行互动，怎样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的。
权舆准的：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同历史时段特色各异，诸如经与史、文与质、繁与简、直书与曲笔、会通与断代、心术与名教、《春秋》笔法、实录、褒贬、信史、史权、史法、史意、史才、史德、良史等，这些理论似无形的指挥棒成为学人评判史家、史著及史学现象的标尺。明代史学评点兴盛，体现撰述理念的《春秋》笔法、史家素养的良史之才、史著水平的史家优劣等史学理论对明代学人产生莫大影响。
讲求属辞比事的《春秋》笔法，借助微言大义彰显其褒贬善恶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著史及评判史著的一种范例。明代学者在面对华夷之辨及孰为正统的境遇下，《春秋》褒贬义例自然成为其评价史家史著的法宝。孙应鳌评丘濬《世史正纲》时言“持义当，其于取法《春秋》，以明人心之旨”；何瑭称《通鉴纲目前编》“取法于《春秋》《纲目》，其用心可谓劳矣”；陈邦瞻赞誉谢陛《季汉书》，“得《春秋》之遗意”，使“正论始尽伸，僣渎不复容矣”；李义壮言柯维骐《宋史新编》“击异以统同，纲举目随”，得“春秋之旨也”。王洙《宋史质》序言中亦称“史者《春秋》之教也，论《春秋》者曰明三王之道”。邵经邦甚至言“夫所贵乎良史者”，“其大要须存《春秋》之义，锱铢不可爽也”。孙应鳌、何瑭、陈邦瞻、李义壮、王洙、邵经邦俱以《春秋》之义为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尤其是谢陛在《季汉书》受到批评时，他盛誉自己的著作，“欲于列传之史，接踵范氏春秋之义，比肩习氏，奚不可哉？陈寿有知，固当心服地下矣”。
在中国传统史学话语体系中，“良史”是评判史家主体及史学著述的重要标准，“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影响深远。明代学者即以“良史”作为批评史家史著的标准之一。徐?称《季汉书》“降魏为传，又著五十八论，真良史才也”；吴应箕认为姚允明《史书》“非具良史才，又积岁覃精，行坚志特者，乌睹有是哉”？唐世济赞誉沈朝阳《通鉴纪事本末前编》“素臣之业，良史之遗也”；余铎称赵弼《雪航肤见》“为良史直笔，无庸喙矣”；钱谦益言钱岱《两晋南北史合纂》“举要钩玄，或笔或削，盖称良史”。
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历程中，自《史记》《汉书》产生以后，史家们逐渐有意识地把众史放在一起，着眼于撰述体例、史料采择、叙事之美等评析史家史著优劣，进而形成一定的史学理论。这种辨析异同、褒贬史学的理论，推动了明代史学批评的多元发展。如文德翼《皇明法传序》言“郑端简《吾学》一编，洁体选言，庶几太史流亚；他则传者，惟陈氏《通纪》一书而已”，“钱塘高叟备取十五朝行事而汇集之，其为书大氐仿陈氏《通纪》而续之。然剜精铲采于叟之功为多”。李贞《史窃序》言“二百年来，业班马者毋虑数十家，惟郑端简晓《吾学编》与吾邑陈明府建《通纪》为最，然近代事未之详也”。薛应旂《宪章录序》言“迩来见《通纪》仿编年而芜鄙，《吾学编》效纪传而断落，遂不辞衰惫，尽出旧所录者，摘什一于千百，汇为斯编，与经世者共之”。无论文德翼、李贞、薛应旂赞誉抑或诟病《吾学编》和《皇明通纪》，史家褒贬之下，它们既是众人仰慕的对象，亦是学界批判的靶子。陈懿典在评价马维铭《史书纂略》时，对唐顺之《左编》、李贽《藏书》、邓元锡《函史》进行比较：“《左编》之作以二十一史为主，而旁搜稗史以成是编。近又有李卓吾之《藏书》、邓潜谷之《函史》，并行于世。然《左编》有义例，而无议论；《藏书》则本《左编》写，独见而为品骘；《函史》外篇以缵八书诸志，内篇以君典臣谟缵本纪、列传。读者于《左编》则苦其端绪之多，于《藏书》则警其褒贬之怪，于《函史》则便其代各为系，而尤疑其挂漏之未免”，而《史书纂略》与《左编》《藏书》《函史》相比，“虽相类，而用意周密，尤为过之”。沈朝阳在评介其父沈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时，更是与陈建《通纪》、薛应旂《宪章录》、王世贞《国朝纪要》、郑晓《吾学编》、高岱《鸿猷录》等逐一予以比较，评其高下。查继佐评析明代实录、《皇明通纪》《吾学编》《皇明史概》《皇明书》时，指出“《国初实录》时或有爱憎，且存忌讳。《通纪》略矣。《吾学编》太质，以四六横纵故事，情未挚。《史概》信而芜，史料勤细，故良备，然似酷仿太史公文法。《明书》非自见之笔。嗟乎！难矣。”陈懿典、沈朝阳、查继佐在批评史著时，非常灵活地运用史学褒贬的理论，依据体例、史料、繁简、叙事等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纵横捭阖中展现了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实践的影响。
史学审美：《史通》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史通》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其间包含有丰富的史学批评理论。《史通》在史学自身的构成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即史学渊源、流别、史学社会功用、史书编撰要求、史学主体修养和史学批评主旨。对于为何要展开史学批评，刘知幾指出，只有通过对相关著述进行合理的批评，“辨其流”，“通其义”，明其“指归”，究其“本源”，才能使后人明晰其著述之旨。况且，“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任何著述都有优点和缺憾，只有采取客观的态度，才能更好地去认识、去批评。
《史通》蕴含着浓厚的批评意识和积极的批评态度，深深地吸引着大批明代学者去研读、批评，乃至去继承和发展。像杨慎、于慎行、焦竑、何乔新、何良俊、詹景凤、袁黄、胡应麟、陈文龙、朱明镐等，他们的评史文章一定程度都受到刘知幾《史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评历代史书等方面。以《史记》为例，刘知幾在《史通》大部分篇章里，对《史记》都有所批评，属于解剖式的细致分析，涉及《史记》的篇章结构、叙事风格及文字表述等。这是刘知幾对《史记》进行编辑技术层面的批评。刘知幾此种评判理论亦可谓史学审美式批评，对明代学人影响甚大。
在篇章结构方面，刘知幾认为史书的篇章结构，类似于国家的律令，只有规范的结构才能使历史史实更好地展现出来。诸如《尚书》《春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史记》“错综成篇，区分类聚”，《汉书》秉承《史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因此，刘知幾对史书的结构编次论之较多。对于司马迁将项羽纳入本纪，刘知幾认为“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对于史书编纂中名实是否相符的现象，明人亦论之较多。胡应麟称“史迁列羽纪也，班氏列羽传也，各有当焉”。郝敬言项羽灭秦，分封诸侯，“已擅天下为帝王，为之本纪，非过也”。凌稚隆认为《汉书》中各种合传，“虽不标立别名如儒林、循吏例，而同传之意自见”，因班固采取以类相从的原则，使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物群体归于一传，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讲颇得立传之法。
在叙事风格方面，刘知幾讲求叙事之美。“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幾指出，为史之美在于叙事，讲求文辞雅致，讲求简明扼要。明代学人受其影响，以注重叙事之美的方式批评史著者较多。何良俊称范晔《后汉书》“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三国志》“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晋书》成于众人之手，“最为冗杂”。何良俊是从叙事繁简的角度评析《后汉书》《三国志》及《晋书》。杨慎就史文繁简问题，批评宋、元时期为文冗杂，像《宋史》“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王圻则从叙事审美的角度，认为《史记》“疏荡”，《汉书》“跌宕”“有旨趣”，《后汉书》“无文气”。王世贞在评析班固的行文时，指出班固叙事，“虽不得如化工肖物，犹是顾恺之、陆探微写生。东京以还重可得乎？陈寿简质，差胜范晔，然宛缛详至，大不及也”。王世贞在形容班固叙事之美时，以顾恺之、陆探微的写生比拟之，并且和范晔、陈寿进行比较，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对班固为文的赞美之辞。
在作史态度方面，刘知幾赞誉“肆情奋笔”“仗气直书”及“善恶必书”；著史时，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明代学者在评判史著时，常常以直书、实录为准的。陆深称“史之为义也，不掩恶，不虚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杨慎曰“国史亦难信，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史官直书时事以垂久远，其职分也”。焦竑亦认为“夫记德之史，褒功之诏，传信于天下，史氏职也”，而郑晓《吾学编》等书“多载懿行，而巨憝宵人幸逃斧钺，史称梼杌，义不甚然”，应“善恶并存”。陆深、杨慎、焦竑赞成刘知幾的观点，亦认为著史者应直书其事，并以此来评判史家优劣。
守先待后：明代史学批评推动传统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明代官修史书衰落，私人撰史兴盛，史评风气浓厚。史家不仅对历代正史予以评判，对当代史家、史著、史学现象亦是批评甚多。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士人渐趋活跃，“或专讲心学；或放浪形骸；或放言高论，批评时政，一时风气丕变。其影响到史学，是激烈的史论出现。史学家以激昂之笔，褒贬人物，品评史事，千古史权，握于其手”。对于此种现象，仓修良先生以“再度以褒贬为中心的明代史学”来概括其特征。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中，明代学者不仅以传统的史学理论为准的进行批评，同时，又丰富了史学理论的内容，推动史学理论向更高层次发展。
在史书撰述及史学批评中，史家修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历代学者对此论之甚多。刘知幾称史家应“仗气直书”及“善恶必书”。元代揭傒斯言修史者，“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王祎称“公是公非，记善恶以志鉴诫，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议，以取信于万世乎！故人主极天下之尊，而公议所以摄人主，公议极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议者”。余继登称史官修史，“捃摭故实，备册书明示将来，用垂法戒。非一人之书，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公也”。胡应麟认为史家的素养，“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对于史家的素养，由刘知幾所言董狐直笔，揭傒斯讲求史家心术，王祎指出良史应秉持公议，余继登认为修史应有万世之公的意识，而胡应麟则认为修史者才、学、识之外，更应兼备公心与直笔。此种对史家修养要求的变化，实际是史家继承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大量史学实践中感悟所得。其实，在胡应麟之前，薛蕙对修史者已提出了四种要求，即史家应“深于道德”“通于政教”“明于人情”“精于文艺”，唯有如此，才具备良史的资格。
有关明代史学存在状态的经典概述，当属王世贞所论。其言曰：“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王世贞归结明代官修国史因“人恣”而“蔽真”，私修野史因“人臆”而“失真”，私撰家史因“人谀”而“溢真”。明代以来，学者们在评价明代修史状况时，多会直接或间接引用王世贞此论。卫承芳《明政统宗叙》言“明无史，非无史也，夫人而能为史也。夫人而能为史，何以无史？弇州氏言之矣：‘国史之人恣，野史之人臆，家史之人谀。谀者可以益小人，恣者不免诬君子。臆者可以乱一时耳目之实，恣者不免殽万世斧袞之公’”。卫承芳是直接引用王世贞之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更多的是间接引用王世贞有关国史、野史、家史的论点，或是因袭其说而未予以注明。如祝世禄称：“夫家史兴而善失真，美而溢者也；野史兴而善涉谬，传而误者也；稗史兴而善入讹，琐而鄙者也……至弇州以论著高，一代国故家乘，异同亡所不订，阙疑无所不考，沾沾命世。”张岱言：“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陈登云则言“世之以纂述自号者，其弊多端”，表现为“挟隙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及“好怪而多诞”。祝世禄、张岱属于对王世贞观点的间接引用，而陈登云则属于因袭王世贞之说。王世贞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论断备受明代学者关注，说明此论对明代修史状况的批评颇有道理。实际上，王世贞此说亦是在明代众多批评实践中延伸而来，经过不断积淀，最终形成在理论方面的经典概括。在王世贞之前，郑晓、杨慎等学者对明代国史失职、野史不真，已有论析。郑晓称，“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国朝小说书数十种中，亦有浪传不足信者。惟《野录》中一事极可恶……好事者为《野录》，遂妄言耳”。杨慎指出“历代皆有国史，而往往不无舛漏。于是岩穴之士，网罗散失，捃摭逸事，以为野史可以补正史之阙。然野史不可尽信”。按：郑晓、杨慎有关明代国史、野史修撰中存在弊端的论述，要早于王世贞，不管王世贞在著述中是否参依过郑晓、杨慎之说，至少可以说明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源于明代史学批评的实践之中。
结 语
明代中叶以后，文学复古运动兴起，由评点《史记》《汉书》进而演进到对相关正史的批评。随着官修实录的流出，私人撰史层出不穷，水平高下不一，明代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此现象予以评论。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流播，尤其是《史通》为明代史学批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有力推动了明代史学批评实践的多元发展。
明代学者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对于如何展开批评，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焦竑言，“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即作为学者应该具有批评意识，但这种批评不能像刘知幾“多轻肆讥评，伤于苛刻”，“凡作议论文字，须令核实无差忒乃可”。鉴于“论人之著作，如相家观人”，焦竑指出欲客观评析他人著述，应“得其神而后形色气骨可得而知”，“不得其神，未可论其法，不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当世人对班马异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徐孚远指出其中的玄机：“夫构文之家重神简，征实之家采事迹，此二者所为折衷也。”钱谦益进而认为对于班马优劣，应“得古人作史之指要”，“读班、马之书，辨论其同异，当知其大段落、大关键，来龙何处，结局如何”。钱氏主要从作史的角度，指出在辨析班马异同时，应把握古人作史的要领，不能仅满足于讨论《史》《汉》的文辞，不仅要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这样对班马异同的评判在理论上更上一个层次。
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拓展了史学理论的内容，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诸如《史通》中言及六家、二体，剖析不同史著之差异。焦竑在参阅正史时，发现同一作者之著述，亦有体例不同之现象。他以李延寿所作《南史》《北史》、欧阳修《唐史》《五代史》为例，提出“史笔纪载不同”“史法之异”的观点。对于明代实录中，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立传，焦竑则希望修国史时，应该“贵贱并列，不必以位为断”，“善恶并列，不必以人为断”。胡应麟以著者为例，对历代正史予以评判，提出“圣人之史”“贤人之史”“文人之史”“乱人之史”“小人之史”及“夷人之史”的观点。陈深《诸史品节·凡例》中言，“批评亦有三品”，即佳品、神品、妙品。明代史学批评实践为传统史学理论的凝练与升华提供了很好的试验场，使史学理论呈现出纷繁色彩。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之间的良性互动，明代学者批评他人著述及被他人所批评，这种学术自觉一定程度上也促进明代史著的繁荣发展，“不仅表现在史书编撰，更表现在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表现在实学精神下对史学经世之旨的强调和对史学严肃性的坚持”。并且，“在这不断地自我批评和自我克服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史家和史著，把明代史学的发展逐步推向了高潮，为明清之际出现的史学高峰，奠定了思想和学术的基础”。
作者简介：朱志先，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