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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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兴、张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特别见第一章,第19-24页。

   (104)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结束语》,第485页(I/9:711)。“在我的论文中已经尽可能清楚地交待了,我自己选择的任务是:首先要确定的不是地区和强度,而是方式,即通过灵魂的哪些动机联系(seelischen Motivationsverknüpfungen),特定形态的新教信仰会发挥其实际上产生的作用”(韦伯:《对拉什法尔的第一次回应》,I/9:600);韦伯称这一问题为其“通篇研究的焦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9页,I/18:414;参见第189页,I/18:489)。

   (10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0、76、183页(I/9:164,245,419)。

   (10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75页(I/18:261);参见第111页(I/18:338)。

   (107) 韦伯在最后完成的社会学概念体系中提道,各教派的这些惩戒手段,属于运用对个人的心理强制手段建立的法律秩序:“至于强制(Zwang)的手段为何,则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像‘兄弟般的告诫’,这种各教派广为使用,作为初级手段,对犯戒者进行温和强制,从它是一种依据秩序指定的规则并由特定人员贯彻执行来看,属于这里所谓‘法律’,同样的情况如使用监察惩戒作为保证行为遵循‘公序良俗’的手段,而通过教会特有的惩戒手段造成的心理强制也包括在内。”(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45-47页;I/23:186188)

   (10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1页(I/9:290)。

   (10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页(I/9:126127)。

   (11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51、137页(I/9:127,177,353)。

   (11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9、105-106、113、177页(I/9:287;I/18:320;I/9:294295;I/9:304306;I/18:470)。

  

   (11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6-118、128-134页(I/9:315317,335345)。

   (113)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325、312-313、318-319页(I/19:467,453454,460461)。

   (114) “帝国行政强度超乎寻常地薄弱”,“疏松和无力的帝国行政与司法”(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48、135、146、152页;I/19:155,253,266,273)。

   (115)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314-320、58页(I/19:455463,165)。

   (116) Felix Rachfahl,“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I/9:559562.

   (117) 韦伯:《对拉什法尔的第一次回应》,I/9:585588,591592;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结束语》,第471-473页(I/9:687690)。

   (11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70页(I/18:353)。

   (11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4页(I/9:291292);Otto Hintze,“Calvinismand Raison d’Etat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Brandenburg,”in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Felix Gilbert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88154(这一其他方面非常重要的研究,在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上,许多时候并未能区分耶里内克式的思路与韦伯的思路,特别参见pp.92,106);GerardOestreich,Neostoicism and Early Modern State,Brigitta Oestreich and H.Koenigsberger 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69,271;沃尔泽:《清教徒的革命:关于激进政治起源的一项研究》,第15页。

   (12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7页(I/9:284)。

   (12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9-101、113、96、98、102-103页(I/9:287288,304,281282,285,290)。

   (12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9、110、113、128、141页(I/9:287288,300,304,336,358)。

   (12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4页(I/9:292)。

   (12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5-136页(I/9:349,对比修订版概念上更精确的界定:I/18:392393)。参见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96-197页(I/18:499);韦伯:《宗教社会学》,第83-84页(I/222:200201)。对比韦伯:《社会学基本概念》,第58页以下,第71、77页(I/23:198ff,210,214215)。最系统而丰富的讨论出现在《支配社会学》的早期手稿中。参见韦伯:《支配社会学》,第360页以下(I/224:590ff)。

   (12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69、135、116-118、145页(I/9:312,348349,315318,364)。

   (12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5、128、184页(I/9:293,336,420)。

   (12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0、83-85、104页(I/18:321;I/9:259261,292)。

   (12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8-105页(I/9:285294);参见韦伯:《支配社会学》,第372页(I/224:598)。

   (129) 只有充分考虑这一点,才能区分新教伦理中的“自我支配”与韦伯同样在东方宗教,特别是儒教中屡屡提及的“自我支配”(Selbstbeherrschung)。在韦伯看来,区分两种“支配”(Beherrschung)的特征在于,远东宗教的伦理只是“消极”的,而缺乏对世界的积极支配方面的意涵。参见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第471-472页(I/20:537538);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185、311、325、329页(I/19:307,452,467,472)。

   (130) 韦伯:《支配社会学》,第366页(I/224:604)。

   (13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1、96-97、104页(I/9:289290,282,292)。

   (13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7、161-165、109-110页(I/9:353,389397,298300)。

   (133) “清教的正直是形式主义的合法性(formalistische Legalit?t)……是形式主义与反省下的改造产物”(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4页;I/9:363)。比较前面引用过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有关新教教派纪律的段落,第45-47页(I/23:186188)。《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将“伦理”主要作为一种有效力的合法性秩序来理解(第47-48页;I/23:189)。

   (13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56页(I/9:267268)。

   (135) 在回应拉什法尔的第一次批评时,韦伯“顺带”指出:“即使在政治领域,宗教的影响也与那些只知帝王将相(Nicht-als-Politiker)的历史学家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同,这些历史学家以为‘强权’就只是战场上上帝保佑的那些强大军团。但宗教的意义要根本得多。没有多少这样的强权能抹煞圣经上的这句话:‘应当服从上帝而非人。’只要这句话依旧支配着已经抉择了信仰的人,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少数派地位,就像清教徒几乎普遍的状况那样。……当然,这远非说这是政治个人主义……的唯一基础。”(I/9:609)

   (136) 在《政治作为天职》中,韦伯围绕“国家”概念阐述了对政治的理解。而“国家”概念堪称韦伯社会学范畴体系的“拱顶石”——在这一概念中,人的斗争与合法性秩序的概念以制度化经营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换言之,“国家”作为“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正是人类共同行动通过“支配”得以发展的最终结果。而“政治”,对于韦伯来说,就是围绕国家“争取分享权力或对权力分配的影响力”。作为政治活动焦点的“权力”(Macht)不过是“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支配则是强加意志的命令被服从的机会。对于任何领导性的政治家而言,“意志的品质”都是决定性的。一战后韦伯在《政治作为天职》等一系列演讲中都对致力于追求“人对人支配的极小化”(Minimisierung der Herrschaft)的思潮提出了相当恳切的批评。有关韦伯的社会学概念体系中行动理性化与支配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另外找机会讨论。有必要指出的是,支配之所以在“理性主义的类型学与社会学”中发挥如此核心的作用,乃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人类共同行动本身倾向于“社会联合”(Vergesellschaftung)的形态,这一形态作为理性化的重要过程,正是上文加尔文宗个人主义与社会组织谜一样的结合的社会学意涵。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或者说韦伯对政治的理解,主要取决于如何理解在这一支配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化经营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根本张力。参见韦伯:《政治作为天职》,载《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47-249、275、281页(I/17:157161,211,224);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71-77、54-58页(I/23:210215,194198);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第411页(I/23:538)。

   (137) 韦伯:《对拉什法尔的第一次回应》,I/9:604。

   (13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4页(I/9:363)。

   (139) “此处的‘社会’……指的是在政治的、教会的及其他共同体组织里的活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8页;I/9:268)。这一意义的“社会”,特别是在北美殖民地,先于政治社会的形成。参见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04页(I/18:508)。

   (14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7页(I/9:264,括号的内容为修订版所加;I/18:286)。

   (14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8页(I/9:266267)。

   (142) 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19页(I/18:513)。

   (14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9、144-145页(I/9:402,363364)。

   (144) Niklas 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2,p.22.

   (14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7页(I/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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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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