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1 次 更新时间:2020-06-14 1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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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2页(I/9:84)。括号内文字为引者加。

   (69) 韦伯:《对费舍的第二次回应》,I/9:506;参见韦伯:《对拉什法尔的第一次回应》,I/9:614。

   (7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8-189页(I/9:423424,对比I/18:488489,括弧中为修订版的重要改动)。修订版将“未来”的研究方向从“社会经济伦理”改为“社会政治伦理”,这一点对于理解《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性质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韦伯在《新教伦理》同期撰写的文章中就提议从“社会经济方面”对文化研究或社会科学考虑的总体现象加以限定。参见韦伯:《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第190-195页(I/7:167174)。

   (71)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结束语》,阎克文译,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4-485页(I/9:710)。

   (72) 韦伯在对费舍的回应中两次提及将《新教伦理》单行的出版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显然被放弃了。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64-465页的“编者按”(I/9:484,505506)。

   (7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70、136、137页(I/9:313,对比I/18)。

   (74) 韦伯在创作《新教伦理》前后,对这些后续研究课题尽管有模糊的计划,但并没有具体的安排。参见Schluchter,“Einleitung,”I/9:6668。其后他的研究工作重点显然发生了转移,但修订后的文本仍保留了韦伯最初酝酿的“整个研究系列”的一些痕迹。在全书结束时,韦伯预告:“在我们所考察的阶段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基督教的影响始终和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促进的同时也起着阻碍的作用,也罢。究竟是哪一种,属于后面论文的任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9页;I/9:424425)韦伯在将《新教伦理》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时并未改动这句话,可能因为原先的这一设想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对基督教研究的新安排正巧契合,但参见I/18:490编者此处的注。另外两处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7、159页(I/9:366,386387)。第一处修订时未作改动,第二处处理利息的伦理问题,初版的“我们将在其后的论文中深入讨论”,修订时被改为“此处我们不深入讨论”(I/18:411,435)。至少直到1909年撰写对拉什法尔批评的第一次回应文章时,韦伯仍然设想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处理17世纪清教反垄断的斗争,作为对中世纪“公正价格”理论的一个发展(I/9:604)。而在1910年第二次回应拉什法尔时,韦伯在论述下一步需要进行的研究时仍然设想要“深入研究中世纪和早期基督教类似发展的端倪”,但根据韦伯的计划,首先要比较的是“受禁欲主义新教影响的各个国度的发展特性”,以及“深入具体地分梳加尔文宗、再洗礼派和虔信派伦理观对生活风格的不同影响”,这些基本都未超出1905年的研究设想,而并没有进一步拓展为对“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结束语》,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99页;I/9:734735)。因此,《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并不能直接视为《新教伦理》“原先设想”的“后续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思想跨度和概念差异。

   (75) 据我们不太完整的统计,至少增加了十八九处,大体接近删去的数量。

   (76) 例如科学(材料19),对比韦伯:《中间考察》,载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515页以下(I/19:485515)。

   (77) 一个启发性的反例是第二部第一章的一个注释。韦伯在其中指出,面对宗教的除籍者,即使主张市民往来原则上不受精神惩戒干涉的加尔文宗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在初版中,韦伯预告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在修订时,改为“参见随后的章节”——直接指向了“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后者的有关论述中,这一做法并非“让步”,而是与平信徒的圣职化有关,通过这一异常严格的教会惩戒,俗众(平信徒)在与圣职人员的神学斗争中,实现了教团的“自治”,从而将卡里斯玛而非训练或官职确认为唯一有效的支配基础。这一分析明显借重了韦伯支配社会学的学说。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7页(I/9:352,对比I/18:396);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12-216页(I/18:528537)。类似的修订也发生在讨论宽容问题的长注中(详见下文讨论)。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68-270页(I/9:311314,对比I/18:349353);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06页以下(I/18:513ff)。

   (7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页(I/9:123)。韦伯后来在《经济、诸社会秩序和权力》中写道:“政治权力与教团之间的关系——‘教派归属’(Konfession)的概念由此而来——属于‘支配’的分析。”(韦伯:《宗教社会学》,第82页;I/222:199)。

   (7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31、40、129-130、178页(I/18:130;I/9:152,164,337338,415);韦伯:《对拉什法尔的第一次回应》,I/9:596。围绕《新教伦理》的争论与韦伯的回应,参见David Chalcraftand Austin Harrington eds.,The Protestant Ethic Debate:Max Weber’s Replies to HisCritics 19071910,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1。

   (8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0、40页(I/9:300,165)。“……西欧意义上的‘市民’阶层,以及其他地方凡与此同义者,即手工匠人、商人、家庭工业的企业家,及其在近代西方特有的衍生物。显然再没有比这些阶层所采取的宗教立场更为千变万化的了——这一点对我们而言特别重要。”(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导论”,第481页;I/19:105106)

   (8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15页(I/9:131)。对比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导论”,第491-494页(I/19:116119);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第477页(I/20:543544)。

   (82) 韦伯:《对拉什法尔的第一次回应》,I/9:595。

   (8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2-153页(I/9:374,对比I/18:421)。删订材料的10、15、18、20、21、23均与此有关。

   (84) “在过去,等级分化的意义更具有决定性”,这一“过去”尤其针对“亚洲”而言。参见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导论”,第501-503页(I/19:126127);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五章;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第一篇第五、六章。

   (8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68-69、14页(I/9:214215,131)。韦伯在几处提到所谓“纯粹”政治因素对教会或教派的影响,都没有展开深论。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65、106、129页(I/18:249;I/9:295,337)。

   (8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62-63、175、81、143、128-129页(I/9:206208,411,255,360361,335337)。

   (87) 参见上述删订材料的第1、3、4、10、11、16、17和20各项。而5、7、8、9、13和22则与教会制度和组织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参见本文第三部分的讨论。

   (8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I/9:361,对比I/18:407)。

   (8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I/9:361,对比I/18:407)。

   (9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68-270页(I/9:311314)。

   (91) 考虑到韦伯在《支配社会学》的早期手稿中仍然主张相似的观点,这一“排除”就尤其值得注意。参见韦伯:《支配社会学》,第439-443页(I/224:675679)。

   (9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7-138、11、143页(I/9:352,126, 361)。

   (9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I/9:361);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1页(I/18:403),“不愿与政治权力及其作为有任何一丁点关系的教团”。

   (94) 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第463页(I/20:529530)。

   (9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9、65、161、173页(I/9:136137,210,389,408409)。

   (9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6-167页(I/9:397398)。正如我们在前面梳理韦伯修订的材料中看到的,《新教伦理》初版的全集编者将这段分析视为初版多处“下文”详论“政治”问题所指的地方,恐怕未必确当(例如I/9:381382)。

   (9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7页(I/9:353)。

   (9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页(I/9:133)。

   (9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8页(I/9:266)。从支配的原理看,禁欲原本是“非社会”的——只关注个人的救赎。但随着禁欲的理性化,特别是随着其伦理管控越来越借助教会或教派的各种组织手段(即韦伯所谓共同体伴随支配的发展),它也就越来越具有社会的目标。参见韦伯:《支配社会学》,第377页(I/224:607)。

   (10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74页(I/9:347348)。

   (101) 罗特:《准英国人韦伯:亲英情感与家族史》(“Weber the Would-beEnglishman:Anglophilia and Family History”),载莱曼、罗特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阎克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4-82页。

   (102) 耶里内克指出,通过法律建立普遍的人权观念的渊源来自盎格鲁-美利坚殖民地的宗教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从宗教领域的个人主义推出了“完全的、不受限制的良心自由”,并进一步借助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在各州权利宣言中发展成为先于政府组织的绝对的自然权利。参见耶里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现代宪法史论》,李锦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103) 沃尔泽:《清教徒的革命:关于激进政治起源的一项研究》(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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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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