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1 次 更新时间:2020-06-14 1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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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韦伯对政治的新发现(136)的前提。

  

   这也是为什么在回应拉什法尔对《新教伦理》一书缺陷的批评时,韦伯强调,他在《新教伦理》处理的主要是“内在习性”(韦伯称之为“最困难的问题”),而其后有关新教教派的文章处理的则是教派中“教育与惩戒”方面强有力的影响。(137)事实上,在《新教伦理》中,韦伯就已经明确指出,他对入世禁欲的分析,“刻意地不以早期基督新教诸教会客观的社会制度及其伦理影响为出发点,特别不是从如此重要的教会惩戒出发,而是从个人主观浸淫在禁欲的宗教性中所可能带给生活践行的作用开始”(138)。

  

   事实上,新教教会“客观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教派”的团体生活,是韦伯《新教伦理》著作中“社会”概念最主要的意涵。(139)教派形式的团体生活,本身就是以伦理理性化造就的“精神贵族”为前提的。

  

   对于判定加尔文宗社会组织的心理基础而言,这一点(引者按:指孤独个人的结合)极其重要。其社会组织全都奠基在内在“个人主义”(“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动机。个人绝未凭感情加入社会组织——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其后果。“神的荣耀”与自己的救赎总是超过“意识的门槛”。这点即使今天也仍赋予具有清教过去的各民族的社会组织某种独特的特征。(140)

  

   韦伯特意提及的加尔文宗在社会组织方面的优势就源于这一点,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其个人主义倾向与社会组织优势之间谜一样的结合。(141)在这里,社会组织的前提恰恰是个人的伦理理性化,社会组织不过是其伦理品质的某种“证明”。这正是韦伯考察美国的新教教派的发现:“如同他的彼岸至福,他在此岸的社会生存都基于他的自我‘证明’。”韦伯不忘了加上一句提醒我们:“这正是我们在前面的论文已经表明的。”(142)韦伯认为,新教入世禁欲主义的组织一旦丧失了这一前提,成为一种教会形态的制度化组织,就必然丧失其感召力:“它强制规定了外在行为,却往往弱化了追求方法性的生活践行的主观推动力。”(143)

  

   然而,如果伦理理性化的内在意志统一与支配社会学的外在意志强加,在动力机制上如出一辙,那么,最终伦理理性化能否抵挡社会组织中制度化经营入侵的趋势,伦理理性化对“人格”的培育是否终究要让位于社会秩序中超越个体人格建立的支配秩序?卢曼在评论韦伯的社会学基本范畴时曾指出,个体行动的理性概念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系统,因此,当韦伯分析社会系统时,就不得不从目的—手段的行动范畴转向了支配的范畴。(144)对韦伯的学说,这并不是一个足够准确的概括。事实上,即使处理支配社会学中最核心的国家概念,韦伯仍然是从目的与手段的个体行动角度入手考虑的。如果说这一观察并未意识到行动者的理性与社会秩序的支配关系在韦伯思想发展中的深刻关联,也未能厘清二者在社会学范畴体系中的结构关系,但却仍然敏锐地觉察到韦伯思想中的根本紧张。或许只有通过伦理理性化与支配社会学之间内在的悲剧性关系,我们才能理解,是什么厄运使圣徒肩上随时可以抛弃的薄斗篷变成了钢铁的牢笼。(145)

  

  

   注释:

   (1) FriederichTenbruck,“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of Max Weber,”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1,No.3,1980,p.316(idem,“Das Werk Max Webers,”K?lner Zeitschrift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Vol.27,1975,pp.663702).

   (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下文涉及本书的引用在括号内注明德文全集版(Max Weber Gesamtausgabe,Horst Baier et al eds.,Tübingen:J.C.B.Mohr)页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德文全集版中 I/9、I/18,两卷关系和详细出版信息见本页注释 3。

   (3) Tenbruck,“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pp.316,319320.

   (4) 腾布鲁克特别强调,学者们往往忽视通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版本实际上包含了韦伯在将该研究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出版时增订的大量内容。《韦伯全集》的处理办法是将1904年—1905年的初版(I/9:AsketischerProtestantismus und Kapitalismus.Schriften undReden 19041911,WolfgangSchluchter et al eds.,Tübingen:J.C.B.Mohr,2014)与1920年的修订版(I/18: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Die protestantische Sekten und der Geistdes Kapitalismus.Schriften 19041920,Wolfgang Schluchter et al eds.,Tübingen:J.C.B.Mohr,2016)分别出版。下文在引用的时候,一般引用I/9,修订的内容则引用I/18。

   (5) WolfgangSchluchter ed.,Rationalism,Religion andDominion,A Weberian Perspective,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9,pp.22,2728,3435. 韦伯:《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载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7页(I/19:481)。

   (6) WolfgangSchluchter,“Einleitung,”I/9:87.

   (7) Tenbruck,“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p.320.

   (8) Schluchter ed.,Rationalism,Religion and Domination,A WeberianPerspective,pp.3052.

   (9) “一个现代欧洲文化世界之子,在处理普遍历史问题时,都不免会合乎情理地问: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引言”,载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448页;I/19:101)。

   (1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1、50页(I/9:77,176)。

   (1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9页(I/18:159)。

   (12) Schluchter ed.,Rationalism,Religion and Dominion,A WeberianPerspective,ch.XIII.

   (13)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分第三章(这一部分属于《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的早期手稿),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I/22:1,114),加粗强调为原文所有(下同)。折原浩特别提醒我们注意这段话对理解《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早期手稿文本结构的重要性。参见Hiroshi Oriharaand Yoshiro Yano,“From ‘A Toro with a WrongHead’ to ‘Five DisjointedBody-Parts without a Head’:A Critique of theEditorial Policy for ‘Max WeberGesamtausgabe’ I/22,”Max Weber Studies,Vol.3,No.2,2003,pp.140141。

   (14) 这一概念在后期手稿中为现在比较熟悉的“社会行动”(sozialesHandeln)概念所取代了,而所谓“社会学”就是分析“社会性的”行动。参见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即《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第一章),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9-31页(I/23:149,172175);对比韦伯:《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郑作彧译,《社会理论学报》,第22卷第2期,2019年,第304-306页。

   (15)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导论”,第463-465页(I/19:8687);Schluchter ed.,Rationalism,Religion andDominion,A Weberian Perspective,p.98。

   (16) 韦伯使用了相当多样的表述,各种不同的“幸运者”“有产者”“支配者”这些“社会优势阶层”,“平民”“被压迫者”“受困境威胁者”这些“社会劣势阶层”或“等级上受到负面评价的阶层”。

   (17)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导论”,第466-473页(I/19:8897)。

   (18)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导论”,第494页(I/19:119)。中译本误以为此注为英译者所加。“导论”中最后部分有关支配方面术语的说明及注释,是韦伯1920年在修订原写于1915年的“导论”时添加的。而且,根据全集编者的看法,韦伯在注释中提示读者参考的应该是指属于《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晚期手稿的《支配的类型》(即《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第三章),载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 “导论”中的许多思考是韦伯撰写《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中的“宗教共同体”与“支配”部分内容的结晶。参见韦伯:《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I/22:2);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I/22:4),特别是第六章。

   (20) “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产业在西方找到了其特有的家——在西方之外受到了阻碍,因为缺乏在形式上保证的法律和一种理性的行政和司法,由于俸禄化的后果,也由于缺乏确定的心志基础,尤其是因为在中国的‘伦理精神’(Ethos)中,由官员阶层和官员候补阶层所承载的那种态度。我们现在终于触及到我们真正的主题了。”(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162页;I/19:284)

(21) 尽管存在人口增长等有利条件,但“没有任何朝向现代资本主义法则的端倪”,而且“中国人的精神特性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韦伯明言:“对这些现象应该如何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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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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