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1 次 更新时间:2020-06-14 1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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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韦伯在初版中预告“将在下文(sp?ter)讨论”,修订版则改为“必须另外(gesondert)讨论”。(45)

  

   7.第二部第一章讨论加尔文宗的预选说会导致教派的形成,韦伯进而指出,“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这也会促成各种教会制度的产生”,修订版删去了这一预告。(46)

  

   8.第二部第一章分析改革派的禁欲会形成宗教贵族主义,并因而在英国教会中出现自愿组织的“私人集会”(Konventikel)倾向,韦伯预告“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一问题(worüber sp?ter),修订版删去了这一预告。(47)

  

   9.第二部第一章分析虔敬派对忏悔的看法时,韦伯在注释中指出,所有禁欲都会导向“普遍祭司论”,这一观点具有反权威的意涵,初版的“见下文”,修订时被删去了。(48)

  

   10.第二部第一章在注释中分析德国虔敬派的钦岑朵夫身为伯爵,受封建本能的影响,因此其“社会心理”是由德意志东部的守旧和家父长制束缚造就的,而与西欧理性主义分道扬镳。初版的“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在修订时被删去。(49)接下来在分析德国虔敬派逐渐转向情感取向的宗教性时,指出这一差异来自于代表人物在成长的“宗教环境与社会环境方面的反差”,初版指出,“这有关另外的问题”,将在下文处理德国虔敬派在社会和地理方面的扩张(以及其中纯粹政治的因素发挥的作用)时进一步讨论(Davon in anderen Zusammenhang.Erst sp?ter wird auch davon zu redensein),修订时改为,“这一问题无法在此处深入探讨,而且也不便详论”(Darauf kann andieser Stelle nicht eingegangen,ebenso auch nicht davongesprochen werden)德国虔敬派的扩张,前面的“社会环境”也被放入括号中。(50)

  

   11.第二部第一章注释讨论加尔文宗的家父长制性格,与虔敬派基础的家父长制性格上的差异,初版“我们将在其他场合(erst in anderem Zusammenhang)中处理这一问题”,修订时改为“这一问题只能在其他场合中加以讨论”。(51)

  

   12.第二部第一章正文讨论里敕尔的观点,纯粹情感性的宗教性是有闲阶级的宗教游戏,初版对有关讨论预告“正如我们将指出”,修订时删去了。(52)

  

   13.第二部第一章在考察卫理派的总结部分,韦伯指出,其思想既然对于职业观的发展没有新的贡献,接下来的讨论就可以不予考虑。在这一判断之后,初版还有一段话,修订版中完全删掉:“只有当我们转而处理社会伦理,由此考虑教会权威对职业生活的规制时,它才对我们的问题变得重要。因为其效力就在于独特的组织方式。”韦伯在修订时删掉这段话,这似乎意味着,这一内容不属于《新教伦理》主要处理的“问题”。(53)

  

   14.第二部第一章处理教友派伦理的注释,在最后提及教友派将基督教伦理归为金律的社会伦理意义时,初版预告“我们将在下文处理”,修订时改为“此处本文不再处理”。(54)

  

   15.第二部第一章在处理洗礼诸派时,韦伯在一个注释中提及“门诺派”,并预告,“在我们讨论新教禁欲的阶级关系时,我们将会回到这些地方”。修订版删去了这段话。(55)

  

   16.第二部第二章在讨论功利主义的工作伦理实质上来自于清教反对“被造物神化”的理念的时候,在初版的注释中韦伯预告,“此事的政治面向,属于下文关注的问题”(in einen sp?ter Zusammenhang),修订时改为“不属于此处关注的问题”(nicht in diesen Zusammenhang)。(56)

  

   17.第二部第二章处理自然法塑造的形式性的“合法性”(Rechtlichkeit/Legalit?t)精神时,初版在注释中指出,“就这一点,我们将在处理其他关注的问题(in anderem Zusammenhang)时深入讨论”,在修订版时改为“就这一点,我们无法在此处关注的问题中(in diesem Zusammenhang nicht)深入讨论”。韦伯还特别加上一句,请读者参看特洛尔奇的《基督教社会教义》一书有关旧约伦理对“自然法”意义的论述。(57)

  

   18.第二部第二章讨论加尔文对享乐的立场时,注释中提到小市民作为加尔文宗“伦理发展的负载者”时,韦伯在初版中预告,“我们将在下文再评论这一问题”,修订时改为“我们将在别处(andern Orts)再评论这一问题”。(58)

  

   19.第二部第二章讨论清教对文化的态度,韦伯指出,“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一态度与清教重视知识有关,修订时删去这一预告。(59)在后面的注释中,提及清教对于“技术及经验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时,初版预告,“我们将在下文论述”,修订时改为“我们此处不予讨论”。(60)

  

   20.第二部第二章讨论清教对荷兰影响的长注中,韦伯主要处理的是政治体制、军事力量与社会等级的特点。韦伯预告将在“下文讨论”(davon sp?ter)这些问题。修订时删去这一预告。(61)

  

   21.第二部第二章在注释中韦伯预告有关“宗教运动的阶级条件”“后文将特别深入讨论”,修订时改为“此处不予深论”。(62)而在这一章之前的注释中,韦伯就已经提道“禁欲的阶级制约问题”,“我们这里尚(noch)不能深论”,修订时删去了“尚”。(63)

  

   22.第二部第二章注释提到教会惩戒通过抑制消费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的作用,初版预告,“我们将在下文分析”,而修订时改为“此处尚无法分析”。(64)

  

   23.第二部第二章提道,清教精神纯正的信奉者是“正在兴起中的小市民和农民”,而富裕者却经常背弃这一理想。韦伯预告,“我们在下文将进一步探究”,修订时删去了这一预告。(65)

  

   这些枯燥琐碎的文本事实,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韦伯在创作《新教伦理》时,广泛使用“上下文”的修辞手段建立文本的内在关联(Zusammenhang)(66),向读者提示他关注的问题与思路。(67)因此,韦伯在修订《新教伦理》时对这些文本指示标志的处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韦伯在最初构思《新教伦理》时(1904年—1905年)与将修订本作为“认识(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的前提”(68)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时问题意识的变化,这可以说是从著作史的角度探测韦伯思想发展的理想线索。

  

   韦伯最初创作《新教伦理》时,虽然对整个研究的主旨非常清楚,但对研究可能涉及的范围并未完全确定。韦伯最初“计划”在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同时还涉及许多相关的主题。韦伯本人始终强调,《新教伦理》并非一项“已经完成的封闭”(etwas in sich Abgeschlossenes)研究。(69)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新教伦理》结尾处的预告了解韦伯原先设想的计划:

  

   我们现在的课题(Aufgabe)毋宁是(我们的课题曾经毋宁是):将上文刚开始剖析的禁欲的理性主义的意义,进一步阐述出其对于社会经济伦理(社会政治伦理)的内容有何作用,亦即说明其对于私人集会(Konventikel)直至国家等种种社会共同体的组织与功能所发挥的作用。然后,此一禁欲的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及其生活理想和文化影响,进一步与哲学上与科学上的经验主义的发展,与技术发展及精神性的文化产品之间,到底有何种关系,也必须加以分析。最后我们还要对禁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演变,从入世禁欲在中世纪的萌芽开始,到它解体为纯粹的功利主义为止的过程做一番历史学的探究,而且要全面追踪禁欲宗教性的各个具体的散布领域。唯有如此,方能清楚评价禁欲新教,在和塑造现代文明的其他要素相比具有何种文明意义。(70)

  

   1905年,韦伯为《新教伦理》之后的研究拟定的“课题”包括三部分的工作:1.禁欲理性主义对于社会经济伦理与社会共同体组织上的作用;2.禁欲理性主义与其他文化领域和生活理想的关系;3.禁欲主义从中世纪萌芽到现代功利主义的历史。但韦伯“原先设想的整个研究系列”(dieganze ursprünlich beabsichtigte Aufsatzreihe)在初步结晶为《新教伦理》后(71),部分由于其他工作负担,部分出于对《新教伦理》本身思路的反省(72),除了与“新教教派”有关的部分外(主要属于上述“课题”第一部分的工作)(73),基本被放弃了。(74)而在1919年修订《新教伦理》一书时,韦伯已经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新的文明比较研究的架构中理解《新教伦理》的意义,修订正是为了将这一旧文本作为新研究系列的“导引”。因此,出现在《新教伦理》初版中,作为其“研究系列”一并考虑的诸多主题,现在已经明确不再与《新教伦理》的核心主题有关了。所以在修订《新教伦理》时,像我们在删订梳理中看到的,韦伯删除了许多这样的预告,但同时增加了一些我们这里没有列举的上下文标志。(75)通过这样的修订,尤其是通过对无关主题的“排除”,《新教伦理》一书的“研究主题”变得更加明确了。《新教伦理》的“未完成性”在最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学者们强调的《新教伦理》的“片面性”,至少部分是修订的结果。

  

   具体而言,从我们列举的材料来看,韦伯最初认为,《新教伦理》开启的研究系列会涉及许多生活领域或文化内容(76),但修订后,这些内容不再属于“此处关注的问题”;而最集中的“排除”是与宗教的社会阶层状况和政治状况有关。经过修订,《新教伦理》进一步聚焦在生活践行的“理性驱动力”这一伦理理性化的问题关联上。

  

   但这一发现马上给我们带来一个有些尴尬的困难。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韦伯在1915年发表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明确将这一研究看作是对《新教伦理》的拓展,而拓展的关键就在于“社会阶层”与“支配关系”。无论是韦伯在1890年代教授的课程,还是《新教伦理》自身的文本,似乎都没有排除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内容。是否像某些学者主张的,韦伯的思想并不存在与著作史相应的“发展”?

  

对韦伯修订上下文标志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的考察表明,韦伯对自己作品的理解是有变化的,而且是相当重要的变化。事实上,在我们列举的文本修订中,主要删改的并不是文本的内容,《新教伦理》最初创作时涉及的社会阶层关系与政治意涵大部分仍然在修订本中被保留下来,韦伯并没有删除这些具体论述,而只是通过删订他有关这些内容的“计划”或“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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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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