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洋:“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 次 更新时间:2020-06-09 08: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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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刘洋  
21总之,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类型,其内在经济机制无法调和,只能实行根本性的私有化变革,否定政府和市场存在良性协调互动的可能。然而正如蒂莫西·弗莱(Timothy Frye)等学者在分析“休克疗法”中为何波兰和俄罗斯会出现不同经济结果时,曾颇具启发性地区别政府作为“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的差异,22政府与市场实际存在多重复杂关系。

   首先,接受“休克疗法”模式的结构性调整的国家更符合科尔奈的理论模型预期,其实践结果却无法令人满意,这显示彻底市场私有化并非必然等于经济高效率。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指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然而实际的问题在于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反而使得寻租行为更为严重。23另外曼还提到了斯图克勒(David Stuckler)等学者对21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私有化降低了增长,削弱了国家能力,减弱了产权保护。24即使是从审慎的层面来观察,我们仍然可以确认符合科尔奈的理论的主张彻底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失败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明显不同于科尔奈的理论预期,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政府介入市场并非必然带来经济低效率。黄宗智用扎实的经验证据证明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发展的前沿从由地方政府发起、经营或控制的企业转到外来的投资以及快速扩增的民营公司和私营企业,地方政府的角色则从兴办和经营企业一变而为招引和支持外来的企业”。25这一关键事实在科尔奈的理论中根本不会被考虑,正如黄宗智所评论的那样:“科尔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是自我连贯一致的体系,所遵循的逻辑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互不相容,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26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科尔奈不会重视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在他看来权力介入企业必定会导致“预算软约束”,唯有依赖市场协调经济才能发展,然而中国的实际是如黄宗智基于扎实经验证据所指出的,即本世纪头十年以来国营企业改制为在市场上盈利的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27

   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尔奈的理论认为唯有彻底私有化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弊端,实际上是将政府与市场关系简单化对立并将其普适化,否定二者存在多重实质性复杂关系。科尔奈将对企业经济行为分析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动态模型相结合,构建起严密的理论体系,深刻剖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这是其重要贡献。然而其理论是对现实的高度简化(将二者简化为彼此对立的类型)和理想化(适用于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形),以清晰说明二者逻辑关系,否定市场与政府间存在多重关系。其实市场与政府并非必然对立,抽象理论模型并不等于实践本身,不能将模型当作实践。东欧诸国及俄罗斯的经济实践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分别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与前者形成明显对比。中国发展经验冲击了以科尔奈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转轨经济学理论。欲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意义有深入理解,我们就需要真正回到中国经济实践中,以此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多重复杂关系的认识。

  

   三、中国的经济实践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

   科尔奈的理论在国内之所以有较为广泛的影响,重要原因在于其理论是在深入剖析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方案的,这与纯意识形态争论不同。而其理论又直接触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恰当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不仅是科尔奈的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诸多经济理论争论的核心仍然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从张宇等列举的一些曾经较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可看出:最开始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观点,如兰格(Lange Oskar)、布鲁斯(Wlodzimieyz Brus)、奥塔·锡克(Ota Sik)、科尔奈、诺夫(Alec Nove)等,都曾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国内学者有刘国光等提出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模式转换”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厉以宁等提出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观点,董辅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观点,卫兴华等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模式等;之后是西方的转轨经济学理论,比如以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推崇的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 “华盛顿共识”和激进的“休克疗法”,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演进主义范式有蒙勒(Peter Murrell)、诺顿(Barry Naughton)等。28尽管具体内容复杂多样,主流学说着重突出市场协调的关键作用以改变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里仅以“整体改革论”的代表人物吴敬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为例,说明科尔奈的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吴敬琏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分析中,首先提到科尔奈的反思即以“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作为分类来描述市场经济转轨策略的不足。科尔奈认为此种分类隐含的标准是速度,而速度不应该成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他的观点是从纯粹形态而言,向经济转型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有机发展战略,其主要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自下而上成长起来;另外一种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其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速地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科尔奈认为依据东欧国家转型经验,很明显前者是正确的选择,私有部门健康发展和预算约束硬化促进了生产率提高和失业率问题解决。29吴敬琏对科尔奈以上分析非常认同,他认为科尔奈的分析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同样适用,即以非国有企业成长或国有企业改造作为理论框架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增量改革战略创造了民营企业得以发展的条件,然而经济出现“双轨并存”状态形成了滋生腐败的寻租环境,也为进一步转型增加了困难。30

   在科尔奈的理论中,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权力是否介入。科尔奈所推崇的是自下而上的私营企业发展。在他看来,这样的发展没有政府权力的介入,不会出现寻租等行为,俄罗斯等国家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说明只要政府权力介入就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等,所以他主张在改革中完全排除政府权力。然而问题是,实践层面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显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政府权力不可能真正被排除于经济之外。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政府行为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以下我们将聚焦于中国经济实践,分析既有理论如何注意到中国经济实践,又如何回到“市场主义”解释逻辑中。

   (一)中国的经济禀赋结构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特别针对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这一既定假设。他认为此假设在分析西方社会时或许较为符合实际,在分析转型经济中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经济问题时,则存在明显问题。因此,他主张必须放松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而这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有助于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31“休克疗法”之所以会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情况,主要在于其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扭曲的内生性,未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32林毅夫强调,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应该是经济禀赋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决定的,只有当产业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时,这一产业中的企业才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33林毅夫突出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结构的契合性,实质上仍延续新古典理论单一强调市场协调关键地位的基本理念。

   以此理论审视中国经济实践,林毅夫认为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后采取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战略。此理论延续了他早前关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关系的研究,实际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以及改革后中国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对于前者的分析是,改革前推行了违背中国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对于后者的分析是,关键在于改革三位一体(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34二者形成了明显对比:“传统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压抑的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压抑部门的发展具有矫正扭曲的产业结构和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效应,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35这实际上将改革前与改革后两个阶段的经济复杂关系简单对立了。

   林毅夫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经济要素禀赋结构与西方国家存在诸多差异,不过由于其所坚持的一套基本理念并不会影响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和结论,最后还是回到单一强调市场协调的观点,实际上未能深入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多重复杂关系。如果从工业发展角度而言,正如黄宗智根据哈佛大学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权威性计量研究即中国于1952—1980年间工业发展上取得了年均增长11%的成绩所指出的,这实际上为改革时期经济发展奠定了重工业基础。36即使是改革后,政府也从未放弃对经济的发展规划。政府关于经济规划的考虑是否皆与资源禀赋结构一致?政府行为内在激励机制与改革前是否完全不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有密切的关系,这就需要回到关于中国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

   (二)中国经济制度的体制成本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对中国经济制度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以科斯(Ronald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他突出“交易成本”在经济分析中的关键地位,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他不满于新古典主义形式理论中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做法,因为在这套分析方法中,“消费者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偏好集合,企业被定义为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理论只是最优定价和投入组合之间的逻辑,交易发生在没有任何制度特征的背景中。”37在科斯看来,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企业和市场的存在都是不言自明的既定假设,但并未回答何为这些基础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因此他认为“对于经济学假设应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既是易于处理的,同时也是现实的”。38他指出:“没有交易成本企业就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只要在企业组织生产的成本小于通过市场展开交易的成本,企业就会出现,而企业规模边界就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开展这项交易的成本之处。”39市场同样如此,在市场交易中需要健全法律规则是为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数量。40总之,他认为“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大量制度设计要么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要么是阻止交易成本的发生”。41科斯的基本观点之后被一些学者进一步发展和数学化,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对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与原教旨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更符合实际。科斯之外,诺斯(Douglass North)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关系的“现代合约理论”代表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获得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一些代表人物如阿尔钦(Armen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巴泽尔(Yoram Barzel)、张五常等学者的研究彼此之间形成互相呼应的效果,这同样有助于扩大此学派的学术影响力。总之,诸多因素使其成为当今颇具影响的理论派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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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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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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