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20-06-05 10: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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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大仁  
而对文学作品与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性研究则显得不足,同样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另一种情况是以“文学论”为基点的区分。所谓“向内”就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向外”则是向文学以外的领域扩展延伸的研究。其中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涉及研究对象,向内研究坚持以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为中心,而向外研究则面向各种泛文学、泛文化现象。如果把文学对象领域想象为一个同心圆圈,虽然我们难以确切知道这个圆圈的外围边界在哪里,但至少应该明白,越是向内探究就越是接近经典性文学现象,越是接近文学的本质特性。在当今开放性研究格局中,克服过去那种过于狭小封闭的局限、向外拓宽视野或许是必要的,但文学理论研究的主导方面,显然应当倡导向内研究,以经典性文学现象为中心,而不是相反。二是涉及研究的问题,向内研究强调以文学问题为中心,向外研究则引向文学以外的各种泛文化问题,在上述文化研究转向中有不少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文学问题。按我们的理解,文学问题的根本与核心是人学或情学问题、美学问题、语言艺术问题。“文学是人学”是一个永恒命题,正如有学者所说,这里的人学不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理学那种将人当作类来研究的“人学”,不是体现在统计数、一般心理规律、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人学”,而是作为个体情感体验,展现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人学”[3]。美学问题与人学问题相通,要求研究文学的审美特性与规律,尤其是文学审美对人的自由健全发展的意义,即如朱光潜所强调的,文学审美如何使人心净化、人生美化。语言艺术问题根源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根本特性,比如修辞性、象征性、隐喻性等各种有关“文学性”的方面。当代文论应当以这些根本性文学问题为中心,对文学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这些根本问题在当今时代遇到的新挑战,从而更好地介入文学现实,起到文学观念的支撑作用。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有其意义,但应当以研究文学问题为基本原则,否则就不具有作为文学研究的意义价值。

  

   三 当代文论研究基点:理论中心还是实践导向

   长期以来我国文论教科书所阐述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认为文学理论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文学实践具有理论指导作用。这个说法并不错,但问题在于,这只是一种总体性和原则性要求,并没有具体阐明究竟依据什么样的文学实践经验来进行理论总结,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文学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在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观念的嬗变中,上述观念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文学理论不能只是为文学实践作注解,不能总是跟在文学实践后面亦步亦趋地跟进研究,而是应当超越文学实践进行理论创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意义价值。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个说法就包含这方面的意思。这样一来,当代文论研究到底应当以什么为基点,究竟是以理论为中心,还是以实践为导向,就成为一个让人困惑和纠结不已的问题。

   这种理论观念的变化显然受到西方文论影响。与我国传统文论偏重诗意感悟和审美经验阐释不同,西方文论比较注重理性思考和理论观念建构,具有更强的理论阐释力。当代西方文论更是接连不断地创建了一套又一套的文论体系,以此介入和引导文学批评。后来的文化研究转向开启了一个理论中心、理论为王的时代,西方文论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而是与各种学科交叉混合的大文化理论,如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它们的阐释范围和理论功能被无限放大,在文学批评中也似乎无所不能。这种理论中心主义风行一时之后,西方学界对此也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就有了所谓“后理论”转向,对此前的理论中心主义现象进行某种批判反思。有些理论家提出,还是要从以前那种“大理论”回到现在的“小理论”,文学理论还是要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不过,无论西方文论界怎样批判反思,那种注重理论观念建构和强调理论阐释功能的特点还是一以贯之的。

   当然,受西方文论影响只是一种外因,根源还在于我们的现实状况本身。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文学实践的泛化发展已是不争之实,而我国传统文学理论观念难以适应这样的现实,难以对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现象做出理论解释。在文学实践创新的主导潮流下,当代文论已经跟不上这种实践创新步伐。恰在此时,西方文化研究转向及理论中心主义观念输入进来,让文论界更加确信“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可以成立的,认为文学理论不必纠缠于文学实践也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由此,当代文论研究更多地转向了自说自话与自娱自乐,或者跟在某些西方文论话语后面进行炒作。这种情况让一些文学界人士产生反感,对此多有批评嘲讽,有人甚至提出“告别理论”的主张,对这种脱离实际的文学理论提出质疑,这成为“去理论化”倾向的缘由之一。然而, 由于当代文论研究存在某些不足而对理论功能产生整体性的怀疑否定,这种理论虚无主义显然是不可取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文学理论的特性与功能,以及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的文论传统虽有偏重文学经验和审美感悟的长处,但文学观念和理论范式建构不足始终是一个突出问题。比较而言,西方文论虽有种种弊端,但注重理论观念建构以及理论阐释作用的长处值得我们借鉴。总体而言,文学理论有多方面的特性与功能,但其中最根本的方面,应当是通过对文学现象的研究和阐释建立基本的文学观念,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观念支撑。当代文论研究更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理论追求。不少学者早有这种认识,如钱中文说:“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的观念问题。”[4]王元骧认为,理论科学不同于经验科学,它不是描述性、说明性的,而是反思性、批判性的,所以它的核心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文学理论著作就是按照一定的文学观念来阐释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的创新从根本意义上说也只能从观念上求得突破[5]。新时期以来文论变革创新的经验也确证了这一点。当然,重视文学理论观念建构及其理论阐释功能,并不意味着要以理论为中心,当代文论界对理论中心主义倾向的批判辨析是必要的,应当对此倾向保持必要的警惕。同时,强调当代文论的理论功能也是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形成辩证的认识。

   文学理论观念建构及其理论阐释功能的发挥,离不开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需要合理地认识文学理论的实践导向问题。具体而言,这里涉及理论对于实践的跟与引的关系,以及理论阐释如何处理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文学理论观念的建构需要通过对文学现象的说明和阐释来实现,因此它就必须“跟”,紧跟文学现象,对之进行考察。当代文论要跟踪文学实践的创新发展,目的在于对那些“实然”的文学现象、文学事实有比较切实的认识,这样才能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之进行说明和阐释。另一方面,文学理论仅仅跟在文学现象后面说明事实是远远不够的,它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引”,应适当超越现实,走在文学实践前面,用超越性理论思维对文学的“应然”发展加以展望,建立一个时代应有的审美理想和文学信念,从而对这个时代的文学给予必要的引导。这不仅是文学理论本身的特性与功能所在,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彼此互动的。当我们在跟进文学实践进行实然性理论研究时,并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对所有文学现象照单全收,消极被动地对这些文学事实加以说明,而是必然有选择性,主要是对那些经典性文学现象,或者代表文学创新发展方向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这就不能缺少“应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观照。反过来说,当我们超越现实建构应然性的审美理想和文学观念时,也必定要立足于“实然”的根基,着眼于文学实践创新的现实发展趋向,从而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测和展望。所以,对于文学理论的实践导向,同样需要形成辩证的认识。

  

   四 当代文论研究路径:本质论还是知识论

   我国文论界的反本质主义讨论,充分显露出当代文论研究的观念之争,它一方面关涉对过去几十年我国文论研究的整体性认识评价,另一方面关涉当代文论研究以后的目标指向或发展方向。

   从前一个方面来说,在一些学者看来,过去几十年包括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论的主要问题是本质主义理论观念与思维方式,对此必须进行深刻的批判反思,如果不能走出这种理论误区,就不可能有当代文论的创造性发展。但笔者以为,如果把“本质主义”定义为一种极端僵化、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以此概括和整体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当说是不太准确和严肃的。我们主张在进行这种历史反思时,应当把“本质主义”与“本质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过去的文论研究中的确部分地存在某些本质主义问题,对此理应进行实事求是的批判反思,但若因此认为过去的文论研究整体上是本质主义的,则言之太过,如果换个说法称之为“本质论”研究,大概较为符合事实。在过去特定时代条件下,几乎所有学科研究都要受统一的哲学思想指导,形成统一的“本质论”理论观念与研究模式。其特点在于,文学理论(特别是教科书)首先要确立文学本质论的核心观念,集中阐明文学的本质特性与功能,乃至明确给文学下定义,然后根据这个文学本质论的核心观念,按照逻辑和历史的思路对文学的各种具体问题展开系统性理论阐释,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文学理论学说(教科书),由于所确立的文学本质论观念不同,便会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建构。这种本质论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思路自有其特点和长处,笼统地将其归结为“本质主义”并加以否定排斥未免过于简单粗暴。过于激烈地反本质主义,实际上造成文学理论普遍“去本质化”,导致回避或者放弃文学本质论研究,造成文学理论的肤浅化和理论功能的普遍弱化。

   从后一个方面来说,按照一些人的认识,既然以前的文论研究陷入了本质主义误区,那么经过反本质主义讨论的反思与清理之后,当然不应再走这样的老路,而是需要另辟蹊径寻找新路,从后来的发展趋向看,便出现了一种“知识论”的探寻路径与目标指向。有学者认为,历来的文学理论都是在文学发展进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历史性和地方性的理论知识,因此可以纳入知识论的视野和谱系中进行研究。西方学界已有不少关于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之类研究,可以为当代文论的知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比如有关文学理论关键词、概念史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可能给了反本质主义之后陷于困境的当代文论界某种启发和鼓舞,于是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这条研究道路。从一些新编文论教材来看,已经很少看到关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探讨,一个明显变化是偏重按照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来梳理和概述文论史上的各种理论知识,形成一种拼盘式或链条式的理论知识谱系。还有一些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各种文学理论知识读本,以及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学、知识生产论等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当代文论这种从本质论到知识论的研究转向,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

从根本上说,这种知识论研究是偏重于“史”的研究类型。当然,它不同于一般文论史按照历史线索编排相关内容,而是以文学理论问题为中心汇集各种理论知识。这种研究自有其意义,能够拓宽知识视野、增强历史意识和反思性,让我们用多维的、历史的眼光认识文学理论问题,但它毕竟不能代替“论”的研究。“论”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它要求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当下问题意识,要求针对当代文论观念变革和文学实践发展所面临的前沿性问题展开研究;二是因为它还要求致力于文学观念和理论系统的建构,提出具有标识性的理论命题和理论概念,创建新的理论观念、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体现应有的理论建构性和创新性。正因为如此,“理论”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它要回答来自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要建构应有的文学理论观念,从而给当下文学实践、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观念支撑。比较而言,把文学理论作为“知识”来看待,虽然有认知性的历史参照意义,但它的理论功能性显然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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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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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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