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 王炜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1 次 更新时间:2020-05-20 14: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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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人的真正需求,人的价值也不必借助物的占有来实现。”(弗罗姆,2000:151)

   不过,在批判现代媒介技术的同时,弗洛姆也认为媒介技术具有的潜在的积极性,可以为实现“健全的传播”和“健全的社会”所利用。在这一点上,弗洛姆也显示了他与阿多诺等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不同。例如弗洛姆认为电影和电视节目也有可能启发和改善人类心灵,无线电广播也能充当重要的教育者角色。弗洛姆并不完全否定大众传媒在创造健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对大众传媒加以改造,是完全可以起到积极的教育和启蒙作用的。可见,弗洛姆的传播思想不但具有批判性,也具有建设性。马尔库塞曾指责弗洛姆是一名“修正主义者”,打着批判的旗号维护现存社会的秩序:“一方面批判表面现象,另一方面接受被批判社会的基本前提”(马尔库塞,1987:195)。在笔者看来,马尔库塞的这种“批判”恰恰显示了弗洛姆思想的多元价值。他出色地分析了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以此来批判工业制度对人性的异化,并且十分有创见地将“偶像崇拜”与“异化”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使他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有了理论上的接续。更重要的是,针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弗洛姆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四、“人本主义”:弗洛姆对传播异化的拯救之道

  

   “人本主义”是弗洛姆思想中的核心要素,也是理解其传播思想的关键所在。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诸子也都是循着人本主义的线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背后工业逻辑对人的宰制,但他们却没有观照到人性的需要,“并未把大众看作是活生生的人来观察”(周晓健,2018)。而弗洛姆在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却没有回避人性的需要和弱点,他承认并且尊重人的理性能力,比起法兰克福学派其他诸子,弗洛姆的分析显然更具“人本主义”色彩。

   弗洛姆不但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分析批判,他还从人性需要的视角,提出了解决这些“病症”的人本主义方案。弗洛姆认为,无论是极权社会的权威主义机制,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趋同机制,都无法真正使人从孤立无援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只是使个人成为“孤独的人群”中的一员。这类似于大卫·理斯曼所描述的现象:个人都寻求周围人的认同、害怕被社群抛弃,最终形成“他人支配型”人格,这种现象制造了人群之间的紧密联系,却不能真正满足个人对建立联系的渴望(理斯曼,2002)。在弗洛姆看来,只有建立起与他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才是克服而非逃避孤独的唯一有效方式。这种自发联系的本质体现是“爱”与“劳动”。在弗洛姆看来,只有以爱的方式与人相处,才能有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感觉,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完整性;只有在生产劳动中,才能使自己与自然发生关系,而又不被自然所淹没(弗罗姆,2003:58)。

   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仁”类似,弗洛姆特别强调通过“爱”来重建人与人及人之间的联系(弗洛姆,2007:65)。在他看来,“只有一种情感既能够满足人们与世界结合的需要,而且同时又能使人获得整体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情感就是爱。爱是在保持自身完整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外在的某人某物的结合。这是一种分享与交流的体验,它使人能充分展示其内在的能动性。”(弗洛姆,2007:34)在弗洛姆看来,“爱”是人和他的同类、自身及自然之间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联系,是一种与他人、与人类、与自然相结合的体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创造性的爱总是包含着一种人生态度,即关心、责任、尊重和理解。如果我爱,我关心,那就是说,我主动地关心别人的成长和幸福,我不是个旁观者,我有责任心,我会对他的需要做出反应。”(弗洛姆,2007:35)

   弗洛姆认为某种形式的联系是任何形式的健全社会的前提。正是因为个体无法与世界建立联系,才会出现“疯狂”与“病症”。而极权主义的解决办法“只能导致更严重的精神不健全和失去人性;超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只是恶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症状,它加剧了人的异化和机械化,而最终使人成为崇拜生产的奴隶;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才是惟一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它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使人不再被当作达到他自身以外的目的的手段。”(弗罗姆,2003:232)弗洛姆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显然,他吸收和调和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姆认为:只有工业和政治的体制、精神和哲学的倾向、性格结构以及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化,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弗罗姆,2003:227)。这种对社会经济和精神心理两种因素的同时强调,使他既不同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同于单纯的弗洛伊德主义者。

   弗洛姆按照上述构想,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例如建立500人的政治小团体以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参与社会生活;将妇女从父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由国家制定一系列健康消费的规范;保证每个公民的最低年收入……等等。在文化和大众传播上,弗洛姆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首先,弗洛姆要求对现行的教育方法进行彻底改造。教育是一种重要的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的媒介与途径,波普诺认为在许多方面,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控制力量之一”(波普诺,1999:418)。弗洛姆希望能消除教育制度中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之间有害的脱节,他认为教育应当能帮助发展学生的人格,而非制造只对社会大机器有用的公民。他还认为社会应当保证成人教育的可能,因为要理解某些领域(历史、哲学、宗教……)的知识必须有足够多的生活经验才行。

   其次,弗洛姆呼吁创立或者说复兴集体艺术和非宗教性质的共同仪式,从儿童游戏、合唱团、节日宴会这些简单的仪式开始,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集体艺术,给人们制造共同唱歌、共同散步、共同跳舞、共同观赏等共同活动的机会,这样才能将一个互相孤立的社会改革为公有社会。“在考虑到我们怎么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时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创立集体艺术和非宗教仪式,消除文盲。这和高等教育起码是一样重要的。将一个相互独立的社会改革为公有社会,关键在于给人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共同唱歌、共同散步、共同跳舞、共同观赏、共同活动,而不是像里斯曼所说的那样,以‘孤独的人群’的成员的身份参加活动。”(弗洛姆,2007:282)这种对仪式的重视与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暗合,都强调参与对于有效传播的重要性。

   再次,弗洛姆还希望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理想的沟通,他罗列了许多具体的措施,例如“在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中禁止使用一切洗脑的方法”;“成立一个最高文化咨询委员会,其任务是向政府、政治家和公民就所需了解的一切事情提供咨询”;“建立一个能有效传播客观信息的情报系统”等等(弗罗姆,1988:197-205)。

   可见,弗洛姆是沿着“人本主义”的路径提出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的。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了严厉的批判,但弗洛姆并不赞成使用暴力革命来改变现存社会,相反,他试图在批判之外做出新的建构。当然,他的改革思想却并未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反而成为了他的理论体系中常被忽视和招致批评之处。大卫·英格莱认为他是一名“道德主义者”,他关注的是他认为的“人能够和应该成为的状态”,而不是人的真实状态。”(弗罗姆,2003:335-336)郭永玉也认为,“弗罗姆完全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又抱着从总体上改革社会的理想,陷入空想是必然的。”(郭永玉,1999:356)的确,弗洛姆提出的这些关于健全社会的美好构想,有的过于笼统空泛,有的不切实际,在操作层面上很难实现。不过,他的解决方案中体现出来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价值关怀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五、弗洛姆“人本主义”传播思想的现实启示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从整体上看是折中的、调和的,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解都并不激进,比起革命者的确更像一个改良派。在谈到马克思的理论时,弗洛姆多次强调过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歪曲和误解,他在许多著作中都试图澄清这种误解。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关注的根本是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人的精神解放,在于恢复人的完整性使他有能力达到与他人和自然的统一和谐(弗洛姆,1991:150)。弗洛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有十分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与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着很大区别,这体现了弗洛姆思想体系中的独特之处。

   弗洛姆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建立在其“人本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他始终关注人的处境和需要,强调人类潜力的充分认识与表现,认为人应当成为主体、成为生命的中心、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弗洛姆的思想称之为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与建设”思想。尽管不是一名单纯的性善论者,但弗洛姆对人性中向上的力量始终抱有希望。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病症并没有摧毁人本主义的传统,尽管这有时可能会被指责为肤浅的乐观主义,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带有很强的空想色彩,但这种人本主义的精神正是弗洛姆的传播思想对当前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它至少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尽管弗洛姆的批判是针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传播现象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娱乐至死的风潮、民粹主义的大行其道、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控制,这一切都使人的主体性受到消解和侵蚀。尽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普及,一度带来了“传播个人主义”的崛起,但随着平台型媒体(Platform Press)的出现,信息资讯的生产和传播日益为少数巨型数字公司所垄断,用户日益置身于同质化的“信息茧房”而难以自拔,意见的自由市场由此受到削弱,这也进一步威胁到了人的主体性(Bakshy, E. , Messing, S. , & Adamic, L.

A.,2015)。这种情形在当下中国表现得尤其严重。诚如张涛甫教授所指出的:“在当下世界,恐怕没有哪种媒介生态有中国这么复杂,没有哪种媒介现实会比中国的媒介现实这般超重。”(张涛甫,2018)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权力、技术、资本以及算法正越来越成为当下传播活动的主宰,而人的位置却相对缺失。这种情形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杜骏飞教授用“瓦釜效应”这一概念来解释新闻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他看来,在政治与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市场、资本、技术、政策和社会传统合力使媒介文化和新闻价值观走向媚俗和“崇低”,新闻的公共产品价值和内在文化效用被掏空(杜骏飞,2018)。潘祥辉教授则用“海市蜃楼效应”来描述城市传播的虚幻性,对商业资本、政治权力及大众媒介对城市传播景观的操控表达了忧虑(潘祥辉,2019)。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表达了对人的主体性丧失的担忧,如陈昌凤教授对算法分发新闻所引发的“假新闻泛滥、信息偏食、信息茧房、回音室等不良后果”的担忧等(陈昌凤、霍婕,2018),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弗洛姆认为,人类的需求和情感来源于人类特殊的生存状况,这种需求不仅仅来源于生理层面,它也包括“交往的需求、超越的需求、寻根的需求、身份感的需求、方向和贡献结构的需求”等(弗洛姆,2007:63),而如果人的某个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得到满足,就会引发精神疾病,“人不得不使自己与他人发生关系;但如果采取的是一种共生或异化的方式,他将会失去自主性和完整性,他会变得虚弱、痛苦、充满敌意,或冷漠无情”(弗洛姆,2007:64)。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警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或精神需求没有得到基本的满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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