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1 1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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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克拉克洪,2013:52)

   关于为人文和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的古希腊文化,克拉克洪在第三章中借现代新人类学的方法做了概述。

   与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克拉克洪深受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年)的结构语言学影响。根据这一学说,他设计出一套二元对立的原则框架,并以之勾勒古希腊文化的概貌。这些二元对立原则与列维—斯特劳斯阐述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系统相似,但相比列氏,克拉克洪更重视价值观。在他看来,“倘若文化最重要的事实是其在意义、语气以及目标上的选择性,这些意义、语气以及目标来源于相当多样的在‘客观世界’公开的可能性,那么对于这种模仿选择的理解最容易也最彻底地来自于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掌握”(克拉克洪,2013:57)。要把握文化核心价值,便要把握文化的“语法”,而这个“语法”的本体论地位是两极维度或两个部分的对立,是有限度的选择中“一个优先要做的事情的系统”(克拉克洪,2013:62)。

   克拉克洪指出,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希腊思想出现过数度转变,但古希腊文化的基本特质还是在变化中延续了下来。从荷马时期至少直到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有着绵延相续的特征,这些特征冲破了时代和区域的限制而长久地起着作用,构成“古希腊文化”这个实体。在克拉克洪看来,这个实体可以具体从九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构成的“语法”来加以认识,它们包括:(1)确定/不确定;(2)一元/多元;(3)人类/超自然物;(4)邪恶/良善;(5)个人/群体;(6)自我/他者;(7)自由/束缚;(8)纪律/满足;(9)现在/过去。这些相反相成的概念,涵括了人之存在与世界、社会与时间性的关系。

   克拉克洪指出,确定/不确定、一元/多元、人类/超自然物这三个对子,为古希腊人认识世界提供了基本框架。世界到底是否本有规律或秩序,不同的古希腊人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世界到底是一以贯之还是分有两个以上各有法则的领域这个问题,古希腊人同样也有不同看法。大多数古希腊人信奉确然性,也存在决定论倾向。然而,与基督宗教时代的欧洲人不同,古希腊人并不认为确然性是神代表的。在他们的思想中,神、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神不仅像人,而且时常进入人界,而人同样也可以通过贯通人神的中介升格为“半神”。心灵介于超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古希腊人,有其自身的“一元观念”(克拉克洪,2013:65),他们用这个观念来理解宇宙以及人在其中的经验。在这种一元观念下,古希腊人在人类/超自然物构成的两极之间优先考虑人类,而非犹太教式的至上美德境界、基督教式的上帝意象。

   古希腊人热爱生活,但他们在赋予自然、超自然和人不同的道德属性时,倾向于邪恶/良善这两极的前者。他们也相信,公正难以眷顾到个人,因此,他们在个人/群体这两极中倾向于重视前者,并基于此发展出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如荷马时期的显耀式个人主义,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自给自足式个人主义)。这些“个人主义”不将“他者”界定为团体或神明,没有基督徒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而是以“己”为中心。关于自由/束缚这个对子,古希腊人则内心矛盾得多。他们确信人活在世上要受自然规律支配,深刻地意识到了必然性和个人自由的限度,但他们也确信,自己能够做出理性的考察和决定,保留道德判断的自由,有资格反抗不公正并担当道德责任。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在纪律/满足这个接近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年)的“日神型—酒神型”对比的两极中达成了平衡(Benedict,1934)。

   古希腊人在处理确定/不确定、一元/多元、人类/超自然物、邪恶/良善、个人/群体、自我/他者、自由/束缚、纪律/满足等关涉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诸多两极中,“秤砣大致是平衡的”(克拉克洪,2013:63),其文化价值轮廓大致为:持某种存在主义假定,认为宇宙是确然有序和一体性的,其邪恶属性比良善更突出;相信个人具有自由的尺度,并且在道德上负有责任;在衡量人的价值时,将之与超自然相对,并有将个人对立于群体、自我相对于他者的倾向。由此,古希腊人同时重视不同语境下的纪律与满足。克拉克洪估计不会同意将他笔下的古希腊文化界定为一种“人间主义”的观念体系,但他的确曾用“人本主义”或“以人为中心”来形容这个文化。

   古希腊文化既然是以人为本的,那么,它对时间性——即对现在/过去这两极——的处理方法便必然带有重视当下之特点。与其他民族一样,古希腊人的时间观也含有连续与分段破裂的双重性。对多数古希腊人而言,时间的主轴是人,时间是被变动的自我之当下所切割的。克拉克洪承认有诸如赫西俄德之类的例外,但他相信,大多数古希腊人重视此时此地或“现在”。

   在对古希腊文化展开研究时,克拉克洪(Kluckhohn,1951)运用了自己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价值取向理论”。在铺陈上述结论之前,他对此给予了解释。他指出,价值观是指向经验的选择性倾向,它通过承诺或者否定影响行动的可选择“可能性”而提供某种语法。不同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取向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都是价值观语法之整体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文化有其特有的价值语法,这一语法的主导内涵是人本主义的观念。这在荷马史诗中已有了轮廓,到公元前6世纪则得以全面呈现。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正视经验整体,追求亚里士多德式的拥有美的美德。这种美德是高尚的心灵和胜利的平静,无需神的圣化,也不怕魔鬼的亵渎(克拉克洪,2013:85)。克拉克洪深信,他能用现代新人类学的“价值取向理论”重新发现古希腊,表明人类学可以在古希腊文明的遗存中找到一个独特的文化范例,一种人文类型;与此同时,对于人类学这门科学的理解而言,这又是富有启迪性的,它告诉我们,如果说人类学这门科学是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和启蒙思想的自然主义的创造,那么,也可以说,它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得更远。

  

   从西方到东方:返回他—我之间的中间环节

  

   克拉克洪年少时就已得到古典学滋养,成长过程中部分出于对古典学的“反叛”,他选择了以人类学为业。至其民族志工作临近功德圆满之际,他悄然做了一个华丽转身,返回古典文明,致力于在“旧学”内部摸索“新学”的出路。在向古典学的曲折回归中,克拉克洪带着双重心态:他既没有因欣赏古典旧人类学而像其后现代主义晚辈那样否定现代新人类学,也没有因转向与其纳瓦霍民族志建树大相径庭的古史研究而割裂神话与历史。那么,他的学术“性格组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一种学说不可能在真空中生成。如果说克拉克洪曾经建立过自己的学说,那么,这个学说必然与他直接接触过的几个“学派”之间存在关系。在评介其学术思想来源时,帕森斯和弗戈特称,克拉克洪曾就学于他在牛津和哈佛的导师,但接受的观点却大多来自师门之外的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派。克拉克洪的民族志和文化论的确有这个特点。不过,其有关古典文明的论述却至少与其在文本中述及的牛津大学泰勒师门,特别是其述及的迈尔斯、马雷特及反思地继承泰勒学说的安德鲁·朗、弗雷泽等相关。那么,克拉克洪与这些“学派”间有着哪些具体的关联和差异呢?

   对学术史研究者来说,以上问题一定重要。然而,本文的旨趣并不在此。《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学术史内涵已足够丰厚(这本小册子呈现的不过是克拉克洪对其耗费了大量心力进行汇总、整理、分析之海量文本的概述),对之加以进一步的丰富化和“情景化”虽是学术史专业的“分内之事”,但对笔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对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历史的系统梳理将为我们提供一面反观现代新人类学认识危机的镜子。

   遗憾的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人类学领域鲜见述及克拉克洪此书的作品。那些涉及克拉克洪学术成就的同行论著,绝大多数也只是引及其民族志作品,且不少同人往往只是因其与人类学大师克虏伯合著过有关文化概念之书(Kluckhohn and Kroeber, 1952)而了解到他的学术思想。现今的学者们对人类学的古典学情结不甚了解,大多数人相信,无视《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实属正常。他们的态度使笔者在学术“废墟”中找到克氏此书时异常意外和兴奋,感到再现它尚恐不及,若加以“其他情景”的烘托,便可能是画蛇添足了。

   在上文中,笔者努力做的工作是:通过复原文本及其所涉经典来还原一种主张。之所以要做这项“述”的工作,考虑很简单:我相信,理解经典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改善自身所处的知识境况。此处需重申,这一境况形成于20世纪初,与那个时期奠定的现代新人类学关系紧密。

   采用克拉克洪在其文本中多次暗示的观点,可以认为,古典/现代二分是出于“学科需要”而做的,其本身并不完善。人类学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中,其后学科的历史可以说相继有过三种形态,即哲学人类学、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发源于启蒙运动的哲学人类学,其本质为“人学”。为辨析人的本体论实质,它既致力于考察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又将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撰写的二手民族志素材与文献资料比对,用以鉴知人的“本相”。19世纪,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成为社会科学遵从的典范,以民族志和历史经验素材之累积、归类和概括为主业的古典人类学得到重视,随之,抽象的哲学人类学叙述遭到了质疑。在经验研究上,古典人类学(即我们称之为“旧人类学”的知识系统)不满足于哲学人类学,但在理论研究上,它并没有突破后者早已建立的框架。这种状况到了现代新人类学兴起之后才得到改变。主导现代新人类学发展的英美人类学家分别借助实验科学和文化史方法,以“分立群域”和“区系关系”的具体研究替代了“大历史臆想”,确立了经验主义认识方法在人类学中的支配地位。此时,理论研究继续得到重视,但案例性实证变成了人类学方法的基础。

   现代新人类学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方法论革命”。这场“革命”发生于人类学与哲学、与“大历史”的决裂中。这一决裂给学科带来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一刀切”、主张内在而整体地看问题等有其研究方法优点的革新。然而,随着这场“革命”的爆发,人类学这门学科随之出现了至今未被真正认识的问题:它变得如此习惯于以民族志方法为手段,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复论证文化的“差异性民主政治”(McGrane, 1989:113-130),以至于忘却了在之前两个阶段中它曾重点关注的哲学与历史(王铭铭,2019)。

   作为一位思想活跃、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的学者,对20世纪前期西方现代新人类学带来的问题,克拉克洪有清楚的认识。在其人生的最后时刻,他选择了通过“复古”跳脱出他所在的时代,恢复人类学的古典学韵味,以期赋予学科新的生命力。为此,他“回到最初的起点”(吴银玲,2013:9),系统梳理了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人类学与古典学的互惠关系史,考辨了人类学之古希腊前身的形质,开拓了人类学回归古希腊文化研究的一条道路。

   在其论著出版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温克拉克洪的主张,笔者认为,这个文本所含的三篇讲稿充分展现出克拉克洪的学力与智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学的本来面目,重建这门有关他者的学问与历史文明的关系,恢复人类学的普世关怀,价值难以低估。

这本小册子令人重新认识到西方古典旧人类学的重要性,它的遭受冷遇表明现代新人类学所处的境况令人担忧。当然,克拉克洪并未能彻底摆脱20世纪思想的困局。一个表现是,他依旧是现代新人类学的第二代大师,他不断引用的“文化”概念如同韦尔南在“古希腊人类学”中推进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一样(刘小枫,2010),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着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差异性民主政治”,其在第三讲中将之施加在古希腊这个古典文明之上的做法其实便是一个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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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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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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