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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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他也强调他们至少需要两个成年人的收入才能活下去, 并且通常还需要儿童劳动。他说:“由妻子儿女提供的追加劳动投入是原始工业化时期无产者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在初期产业工人的家庭经济中男人的劳动收入可能只占总收入的1/4”, 并认为原始工业经济中儿童从很小的年龄就可以开始挣钱, 这对他们家庭的生存能力至关紧要 (1985, 175、176、189) 。他进一步证明, 这些不拥有生产性资产的家庭迫切需要向市场提供尽可能多的劳动, 从而进一步压低了工资率(Pomeranz 2000a, 93, 引自Levine[1977, 58—87]。另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obhm 1981, 57、77—86) 。总之, 这是这样的一种经济, 用莱文的话说, 在其中“很多张嘴要靠几乎同样多双手的劳动挣来的收入供养” (1985, 176) 。因而, 认为莱文的著作能说明这些农村无产者必然比江南的纺织工人更富裕是对该书的一个误解。他所说明的是, 一种不同的制度结构允许年轻的手工业工人比他们生活在工资劳动较少的时期的前辈更早结婚——从更广的社会的观点看, 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这些原始工业家庭需要成倍增加收入才能生存的事实至少与另一个事实同等重要, 即这些收入中没有一项来自农业。

   因而我所指出的莱文描绘英格兰和黄描绘江南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完全真实的。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像黄指责的那样, 把莱文的论题置换成一种“只是内卷的”论点 (2002a, 164) , 尽管实际上一些欧洲中心论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原始工业化看作就发展而言的一个死结30。相反, 我的观点准确地说应该是,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和中国都能看到动力和危机共存, 因此需要避免片面地在欧洲只看到动力, 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 只因为我们知道19世纪时各个地方是哪一种趋势取得了最后胜利。莱文在原始工业化中看到的导致现代工业的因素是:1.商业利润增长;2.商人控制发展;3.一支每年可以从事多日非农业工作的劳动大军的扩大, 在这个范围内存在着明显的、尽管并不完整的共同性31。肯定地说, 第一、二点存在于江南, 第三点有较多的争议, 尽管在笔记类文献中有明显趋势表明商人对地方纺织品市场有较大的控制 (以及生产者直接进行的商品交换下降) , 在远方市场的重要性提高的同时, 非正式的商标和质量标准肯定使商人变得更为重要32。正是黄没有注意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 在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 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此外, 黄假定, 在农业或原始工业中发现的无论何种劳动增加, 都不能由其他方面的任何减少抵消, 注意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由于向丝、棉生产转移造成的劳动惊人密集的实例中, 他隐隐约约地假设 (如他在书中所做) 做这些工作的妇女和儿童以前没有做任何现在被放弃的工作 (例如, 必须有人生产被棉布取代的大麻或亚麻布) 。他的著作解释了内卷化的一个进一步的重要含义, 因为, 按照他的理解, 农民家庭一直拼命要把大量充裕的劳动转化为哪怕是最微小的收入增长, 他们几乎不买任何自己能够生产的东西, 这意味着消费品市场极为狭小(1990, 91) 。另一方面, 德夫里斯的“勤劳革命”概念, 在承认实际工资性能疲软的同时, 暗示由于家庭向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 他们削减了为自己的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对自己时间的机会成本做出了反应, 并使购买商品节省的时间至少部分抵消了从事工资劳动增加的时间。这引导我们接下来开始讨论消费问题。

  

   三 消费与人口

  

   这里也需要一些相当冗长的推算, 但基本要点是相同的, 即黄忽视了方行论消费的文章中使用的方法, 从而弄错了它的含义:1.黄对于英格兰食品消费的经验性观点是错误的;一旦它们得到纠正, 我们就看到即使在大众消费最重要的领域, 江南也完全可以与英格兰相比。2.黄完全忽视了我对除粮食和纺织品之外的消费品种类的观点。3.黄从根本上曲解了我对江南棉布产量、输出和消费的叙述, 暗示我试图隐藏江南输出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这一事实, 而我事实上是突出了它。4.即使对原棉和棉布的输出提出一个比我书中提出的更宽松的数额, 留在江南供消费的棉布仍然与英国的水平大致相当。5.黄依靠徐新吾的棉布消费估计来说明清代全盛期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刚刚可以维生的水平上, 是一种同义反复, 因为徐的数字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实际上, 徐并没有提供清代棉布消费水平的真实证据。6.尽管黄反驳了我对1750年全中国棉布消费的估计, 但与徐的估计相比, 这些估计更符合其他有较坚实基础的研究 (那些研究是黄本人也称赞并依重的) 和相当明确证实的事实。

   黄和我一致同意, 对消费这个重大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太少, 而方行1996年的文章迈出了有用的一步。然而, 黄忽视了这个研究的局限性(2002a, 166—167) , 方本人则对这些局限性直言无讳。首先, 方观察的是极贫苦的穷人。他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数据主要来自《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对无地劳动者消费状况的讨论, 他们属于社会最穷的成员。他没有做独立的收入估计, 并且基本上让自己限于为一些消费项目确定现金价值, 这些农书列举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雇工或是需要从地主那里得到、或是能够用他们的工资购买的这些项目的最低数量。此外, 尽管方假定典型的劳动者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家长, 他却没有考虑这个劳动者的妻子提供的任何收入, 除了她为家庭成员织的布 (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 一个无地的劳动者养活不起一个五口之家) 。所以, 方的工作是为研究受雇佣者的消费提供了一个最低标准, 不是一个平均水平——他也没有自称它代表了平均水平。我利用他的研究指出, 在用于食品的收入比重方面,这个最低标准与在同样阶层的欧洲人 (包括英国人) 中发现的消费模式极为相似。黄的说法完全不能影响这一观点, 主要的欧洲中心论者的新研究加强了这个结论33。当然有可能, 江南人口中的极贫阶层比英格兰人口中的极贫阶层占的百分比更大, 但那有不同的意义, 而且也并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有帮助——比如我撰写《大分流》一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哪个领域最需要新的研究——但黄在假定所有农民或多或少同样贫穷的基础上提出的全部主张, 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一般说来, 黄根本没有涉及我对消费的看法, 除了纺织品外 (下文将论及) 。特别是他忽略了我提出的关于口粮的证据, 这实际上在18世纪欧亚大陆的两端都是最重要的消费项目, 也是江南平均消费水平明显高于英格兰的项目34。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我也做了一个比较蛋白质摄入量的尝试——无疑用的资料极不充分, 特别是中国方面——发现对绝大部分人口来说, 这方面大概也没有大的差别。黄未加注解的相反的观点——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 “粮食 (面包) 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 (黄2002a, 153) ——会让《剑桥英国社会史》食品一章的作者奥迪 (D.J.Oddy) 大吃一惊。他的1787—1793年劳动者的数据显示, 每人每周的摄入量是9磅面包和0.5磅马铃薯, 辅以0.3磅肉、0.1磅脂肪 (包括植物油) 和0.5品脱牛奶。按热量计算, 肉类占这份膳食的5%, 奶占1.5%, 全部脂肪占3.1%, 面包和马铃薯占到了90%以上35。甚至奥迪收集的1863年的数据也只有0.9磅肉, 0.3磅脂肪和1.4品脱牛奶, 14.8 磅面包和马铃薯 (用1787—1793年的数据计算, 每人每天摄入49克纯蛋白质, 实际上低于江南劳动者可能的摄入量) 36。无疑, 在英国有一些人吃得更好, 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而农村劳动者, 如我们已经见到的, 仍然在人口中占最大比重。

   实际上, 黄声称18世纪英国人的膳食中肉类、面包和奶制品占同等分量也会使J.C.德鲁蒙德和威尔布里厄姆(Drummond and Anne Wilbraham) 吃惊, 黄引用他们的著作作为支持其观点的公认权威,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说这种话。就在黄引用的那些页上 (1939, 245—250) , 他们说, 18世纪初, 当时的年景相当好, 南方农村大多数劳动者每周吃一两次肉;到18世纪后期, 他们“如果一周吃一次肉就很幸运了”, 很少有牛奶。北方人在奶制品方面情况好一些, 但肉甚至更少。德鲁蒙德和威尔布里厄姆提供的一个北方劳动家庭的预算样本包括全家每年购买12磅肉;南方的样本包括26磅 (全部是咸肉, 因而可能脂肪多于蛋白质) 。所以这部著作像奥迪的著作一样, 肯定了我的观点, 即江南普通人的饮食累积起来完全可以与英国的同类人匹敌;黄引用它们证明与自己相反的观点, 真是不可思议。

   除了食物, 我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各种日用品在西欧农村的流行, 既提到了大众消费增长的存在,也提到了它的限制, 并说明有某些迹象 (尽管这方面都是野史类的记载)显示中国各地农村消费中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但既然黄希望把争论集中于纺织品——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并且有相对完好记载的日用品, 那我就专门谈谈纺织品。

   黄认为我对纺织品消费的讨论“极具误导性” (2002a, 166) , 主要是因为我采用的产量数字是英国和江南的。他说, 这会“再次忽视基本常识”:江南输出了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也是这样说的, 我提到英国1800年输出的布匹约占其产量的1/3,江南棉布产量中输出的比例完全可能更高(2000a, 331) 。这使我的估计大致与李伯重的估计一致, 他估计江南产量中有40%输出 (李1998, 109) ,尽管黄更喜欢一个看起来产生于同义反复的较高的数字37。问题在于, 在提出更好的资料之前, 我们都是在猜测这个比例。所以与其假称有合适的、有独立基础的消费数字, 最好的做法还是比较产量数字,同时指出江南产量中应该扣除的供输出的比例是未知的, 但看来可能与英国处于同一水平。

   黄实际上并没有质询我的产量估计, 这个估计依据的土地利用及棉花产量的估计与他的非常相似。然而, 他确实正确地指出, 如果所有这些棉花都变成本地消费的棉布, 会使这一地区居民的穿衣数量大到难以置信。重复一下, 我阐明了这些棉布并不是完全在本地消费。虽然如此, 对我来说, 也许不妨把我的江南棉布产量估计向下调整一点儿。正如我在书中所说 (2000a, 332—333) , 在这方面我的估计相当保守, 因为江南原棉的输入和输出量都无法确知并在不断变化。然而, 我们的确知道, 输入的原棉数量 (主要来自华北) 从17世纪的某个时候起, 随着该地区的纺织品产量增长而逐渐下降, 我们也知道18世纪江南的原棉输出逐渐增长。我现在倾向于认为 (主要原因与纺纱的劳动力供给有限相关) , 原棉净输出的扩大开始得比我以前认为的时间更早。但即使一些对江南原棉输出量相当激进的假设, 也仍然会使江南内部棉布产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论证方便, 假定江南到18世纪中叶完全停止输入原棉,所以输出就等于净输出。这些输出中大部分运往广东去换糖 (江南也向山东东部输出一些原棉, 但数量看起来不是很大 [许檀1998, 92]) 。让我们暂时假定, 江南所有的糖都用输出的原棉支付, 糖的消费是每人10磅, 双倍于我对全中国估计的上限,

按照黄的观点来看高得荒谬, 使黄一定会认为岭南的棉花消费估计高得过分38。一个简短的计算表明,1750年前后, 这一水平的糖消费甚至需要输出1.03亿磅皮棉才能够支付, 即人均3.3磅。这仍然会使江南棉布产量达到人均约11.2磅——现在大约比1800年英国各种布匹合计的产量低13%, 而不是高12%, 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肯定仍然足够接近3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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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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