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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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这使粮食和棉花种植之间生产率的差距缩小, 尽管很难说清缩小了多少。

   其次, 棉花和水稻通常不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生态上适合于稻类的耕地不大可能用于棉花。水稻不仅每劳动日的产量更高, 每亩的产量也较高。稻田基于价格的考虑而向棉田转化只可能出现在明末和清初, 那是价格特别疯狂倒错的时期;但18世纪的价格波动温和得多, 不大可能与耕地类型的自然性质及排灌的难易程度同样重要6。

   当然, 不同的土地会有不同的价格和不同的地租, 在一个像江南一样活跃的土地市场中, 它们以某种大致的尺度反映了产出中多大比重归功于那块土地。稻田显然是一种生产率更高的资产, 因而价格也更高。李伯重提供的17世纪和19世纪的数据显示, 在水稻产量较低的松江东部,大部分土地到明末 (如果不是更早) 已经用于种棉, 地租大约是地势低下的松江西部耕地的60%, 后者通常较多地种植水稻 (李1998, 120、58页论松江地势) 。如果照此计算, 分别从种植棉花和水稻/小麦的每个劳动日的收益中扣除地租, 它们之间的差距又缩小了一点,成为约1.66∶1;如果进一步根据棉花种植中童工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做出调整, 这个比率大概会降到1.4∶17。如果一个农户采用棉麦轮作,即使用黄的劳动力数字, 这个比率也会降到1.35∶1。当更多的人从粮食种植转向棉花种植时, 劳动力的平均收益还会下降,但下降现在减弱到足以被视为正常的程度;并且, 如以后将看到的, 当使用除黄以外其他资料估计的劳动投入时, 这种下降完全消失了。

   当黄试图把水稻种植与棉花的种纺织结合的劳动密集度进行比较时, 同样的忽略——产品价值、土地和资本的生产份额以及成人和儿童劳动力的差别——引起了更为严重的扭曲。事实上, 一个更为精确的计算结果使他的劳动密集度差异改变了10倍以上。

   为了论证方便, 这里也使用黄的17世纪后期的劳动时间、产量和价格数字, 尽管我的18世纪中期的数据得出的结果还要稍微乐观一点。在做了所有的描述和计算后, 黄估计一亩地从种棉花到织成布需要180个劳动日, 生产22.7匹布;这些布每匹约卖0.25两银, 因而共产生5.7两白银收益, 在17世纪后期大部分年份可买6石稻米 (黄1990, 84、86) 。因而, 要挣到黄所说的养活一口人必需的3石稻米, 大约需要90天的这类劳动。这是通过稻麦轮作养活一个人所需劳动日的5.3倍: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尽管已经比黄错误地使用劳动∶土地比率而不是劳动∶产量比率时认为的布与稻米的差距 (18∶1) 或布与小麦的差距 (27∶1) 小了很多 (黄 2002a, 156)。

   但即使这个5.3∶1的比率也夸大了很多。在用于棉布生产的180个劳动日中, 有91个劳动日纺纱。如黄本人所说,“纺纱几乎全是儿童和老人在干, 甚至成年女子也很少干” (1990, 85) 。46天的轧花、弹花和浆纱工作中至少还会有一些由儿童干——假定有一半——棉田锄草和棉花采摘大概也会有几天。所以即使假定一个成年女性劳动力的工作应该认为完全等于一个成年男性 (这并不是惯常的做法) , 所说的180个劳动日中还有约120个是儿童劳动, 应该打个很大的折扣:大约为2/38。因而, 棉布生产从头到尾用的是100个而不是180个等成人劳动日。通过这一调整, 每劳动日毛生产率的差距降到了3∶1。这仍然是一个不算太小的差距, 但它使手工业对谷物种植劳动密集度的倍数与黄所提出的倍数相比, 成为一个很小的分数。

   即使这样, 我们仍然没有完成修正工作。当我们像黄那样比较手工业生产对种植业生产 (特别是水田耕作) 的劳动密集度时, 如果用每单位劳动增加的价值(净产量) 取代毛产量, 再一次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水田耕作的人是在使用一种非常昂贵的资本财产;在旱地耕作的人依然是在使用一种相当昂贵的资产;在一架简单的农村纺车——或者即使是织布机——旁工作的人则是在使用一种极为廉价的资产9。所以, 人们不会期望大部分农村手工业的毛产量差不多与农业一样高。只有在需要较为昂贵的资本设备, 但能使工业劳动者有高得多的生产率的工业新技术出现时这种关系才会改变。在目前讨论的前工业案例中, 从黄的谷物种植设定和他的棉花种植与加工设定中减去地租, 使每个劳动日增加价值的差异降到了几乎整整是2∶1。换句话说, 棉花的种—纺—织综合体一天劳动增加的价值, 约等于谷物栽培一天劳动增加价值的50%, 而不是黄的27∶1的比率表示的4% (值得记住的是, 这个估计仍然没有考虑成年男性和女性劳动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还会进一步降低这个估计) 。这个结果与我书中的估计完全一致, 那些在有更长工作年度的纺织业中工作的人可能比单一从事种植业的人实际上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它也与我们以后将通过不同方法得出的一个结论相符, 即黄1990年著作中的算术错误和其他错误使他对棉纺织工作收益的各种计算出现了大约5—15倍的误差。

   对于一个前现代经济来说, 劳动生产率随着手工业加入到农业中而出现某种明显的下降, 并不是什么反常的事。实际上,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 从西北欧的经验得出的农业手工业混合经济的一个标准模式 (在我的书中也适于江南) ,把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最初高于农村手工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当作一种准则;然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由于土地的数目固定而逐渐下降, 同时手工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或多或少保持不变 (在一架织机前工作的第一百天应该大致与第一天相等, 而在一个适度规模农场中工作的第一百天显然不会如此) 。此外, 来自这个源于欧洲模式的公认常识是, 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最终下降到手工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同一水平时, 人们就停止向农业追加劳动10。所以, 在前现代条件下, 种植业中每单位劳动平均生产率几乎总是明显地高于家庭纺织业生产 (这当然不一定意味着种植业中的工资更高, 由于许多理由, 它们通常并不如此11) 。一旦黄的错误得到纠正, 就绝对没有什么中国特有的或内卷化的重大衰退存在。相反, 有证据显示, 中国农村居民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 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 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 并且——再度像他们别处的同时代人一样——找到了减轻但不能消除这一问题的方法。

   能否因此把从事手工业, 无论是在中国、欧洲还是其他地方, 视为一种无可怀疑的产生于人口压力的绝望迹象?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尽管以每天平均收入降低为代价而提高全年总收入, 肯定能够对那些面临某种严重困难的家庭特别有吸引力 (认可这种选择的其他可能的理由将在以后论勤劳革命的内容中讨论) ;然而,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再有任何正当理由认为江南的这种动力与推动了现代欧洲早期原始工业生产增长的类似的压力和选择有质的不同。因而, 尽管我并不否认英国农业比江南农业更为资本密集, 也不否认江南粮食种植之外的大部分行业可能比水稻更为劳动密集, 但黄认为这些差异极大, 并使英格兰和江南成为“在一个从发展到内卷的连续体中性质对立的两端”的观点并没有根据。反之, 我们仍然处于我所说的“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中 (Pomeranz 2000a, 第一部分) 。

   为进一步巩固这一观点, 我们把一个植棉并织成布的江南农户每个劳动日的挣钱能力与18世纪中期英国纺织工人的情况做个比较。由于缺少计算中国实际工资指数所需要的数据, 我将继续使用以谷物当量计量收益的方法。在这样做时, 我们的程序类似于帕塔萨拉蒂(Prasannan Parthassarathi) 的程序, 他证明18世纪中期印度南部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或许也大致可以与他们的英国同行相比 (1998, 82—89) (当然, 这个观点与我的许多观点相似,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公认的常识) 。

   用黄17世纪后期的价格计算, 减去一块棉田可能缴纳的地租而得出劳动力的纯收入之后, 一亩地生产的棉布的收益总共为5.04两。由于当时谷物的价格极低12,这相当于5.3石稻米。再次把稻米按10∶7的标准比率折算为小麦, 结果是7.6石小麦当量, 这又折合 (再次使用黄用的同样的计量尺度) 21.6蒲式耳或1 296磅。由于黄计算的这种工作的180个劳动日 (其中很多由儿童做) 换算为等成人劳动日大概不会超过100个 (不对成年男女之间的差异做调整) , 每天的谷物收益为13磅。

   帕塔萨拉蒂在1998年的研究中, 把不同种类英国工人的收入换算为以谷物表示的每周收入。我再用两种不同方法把它们换算为日工资, 一种假定每周工作5天, 一种假定 (可能性更大) 每周工作6天。在所有案例中, 英国的工资都代表付给一家之主的报酬, 包括其他家庭成员的贡献——因而它们明显少算了劳动的数量而夸大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 从而使比较结果不利于江南(83 n.18) (可能也有人认为织工会比织布—纺纱—种植结合的劳动者工作得更好) 。结果概括在下表中。

   换算为谷物当量的1 8 世纪中期英国工人工资

  

  

   资料来源:帕塔萨拉蒂 (1998, 83、84、87) 。这些工资比其他人的工资甚至更为夸大, 因为它们包括了织布机的租金、付给非家庭成员辅助工的报酬和工作过程中的其他花费。

   这些数字都是近似值, 但一般的要点是清楚的。按每个等成年男性劳动日13磅谷物计, 正在讨论的中国纺织业收益完全可以与英国农业工人和英国农村及小城镇织工的工资相比, 或许甚至超过了伦敦织工的工资。尽管英国工资和江南小生产者之间的比较必然是不完善的, 多多少少向有利于江南的一方倾斜, 但作为一个初步的近似比较它并不算坏, 特别是由于用江南大量的女性纺织劳动力与一个巨大的英国男性织工群体 (帕塔萨拉蒂1998,82) 和男性农业工人相比较, 导致了向有利于英格兰的强烈偏斜。因而, 如果江南的收益反映了一种内卷行为, 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 英国工业中大部分重要行业中的工人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

   (二) 净生产率和修正后的劳动估计

   到此为止, 我对劳动生产率所做的这一讨论都是采用黄对各种不同工作所需劳动的估计数;为了简单起见, 我也按照他估计劳动毛生产率的方法, 没有扣除资本投入的价值 (除了某些情况下的土地本身) 。但黄的劳动投入数字事实上相当不可靠, 实际上, 在至关重要的水稻的例子中, 他自己最近把他的估计改变了50%以上 (黄2003) 。此外, 尽管估计劳动净生产率比估计劳动毛生产率更为困难——例如, 它涉及根据有限的肥料价格数据进行重建——但它最终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度量标准。所以在结束劳动生产率这一主题之前,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 当采用不同的劳动投入估计, 并尝试估计净生产率时会发生什么事。

黄在一篇新的文章中(2003) 说, 他以前每亩水稻10个劳动日的数字——我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接受了它——太低了。他现在提出的是15.25天, 我愿意接受这个数字, 尽管它看上去有点高13。这个数字像他认为的那样, 确实降低了江南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但奇怪的是, 尽管如此, 他没有通过任何这类计算追查到底。而当我们这样做时, 发现了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 由于计算这两个区域的劳动净生产率而不是劳动毛生产率充分抵消了水稻生产率的这一降低, 江南和英格兰粮食种植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变。其次, 黄在其他场合提出, 当长江三角洲的稻农通过与小麦轮作或转入棉纺织业生产强化他们的劳动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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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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