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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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如果我在一英亩土地上投入了别人所用的双倍时间, 但获得了双倍的收入, 我就没有感受到劳动报酬更低的痛苦:我们吃的和穿的是生产出来的东西, 而不是生产它们的土地。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现代的矿山、工厂和写字楼,劳动投入对地表面积的比率非常高, 但产出对地表面积的比率甚至更高, 所以没有人会说它们是内卷化的实例。

   黄真正超出了简单描述土地与劳动比率的一个罕见个案是他对江南和英格兰小麦产量的比较。这里他一开始提到, 英国农场每亩小麦用了大约4.27个成年男性劳动日, 而江南用了7个, “大约1比1.6” (黄2002a, 155) 。随后 (黄2002a, 157) , 黄给我们的数字是英国小麦每英亩平均产量为21.5蒲式耳, 折合7.6中国石。由于江南的冬小麦每亩产量约为1石 (黄2002a, 155) , 即每英亩6石, 这似乎进一步扩大了生产率的差距, 约略达到了2∶1。

   但这个比较是错误的。如黄本人所说, 冬小麦在江南是还要种植水稻或者棉花的土地上的二茬作物。在全世界, 这样的二茬作物几乎都比头茬作物产量低, 无论是按每单位劳动还是每英亩土地计。尽管如此, 它们仍然值得种植, 因为它们所用的土地实际上是免费的, 在江南, 只根据主要作物确定佃租的普遍习惯就反映了这一点 (实例见李1998,127) 。如果我们拿江南农场的头茬粮食作物水稻与英国的小麦比较,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 让我们使用黄的每亩产量2.25石 (每英亩13.5石) 的估计, 和他每亩用工10天的估计 (黄 2002a, 155);以后会看到至少工作日的数字需要做一些修正,但暂时它们可以用来说明, 即使接受黄的数字也得不出他的结论。他的数字给出的毛产量是每劳动日0.225石, 仍然低于英国每劳动日0.30石的比率 (每英亩7.6石被每英亩 25.6天除) , 但差距是小得多的1∶1.33。然而甚至这个比率也并不真实, 因为1 石稻米比1石小麦可供更多的人食用, 按照18世纪中国官员计算的比率,

   1石稻米大约可供100人吃1天, 小麦约供70人。在1738—1789年期间, 米价与麦价通常的比率几乎也正好是10∶72。在做出这个调整后, 江南的水稻种植实际上比英国的小麦种植每个劳动日生产出了更多的营养, 每个劳动日约22.5人日的粮食, 英国则是21人日。如果对江南水稻加小麦的完整轮作做同样的计算, 每个工作日的生产率降到了17.4人日的粮食, 于是比较结果再度有利于英格兰:相差20%, 但要支持黄认为两地的农业体制根本不能相比, 一方是发展而另一方是内卷的观点, 这仍然不够。当然, 小麦和水稻不是英格兰和江南惟一种植的作物, 但它们极为重要 (黄对英国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相对劳动密集度的描述至少部分是错误的3) 。显然, 对于理解劳动报酬和发展的可能性来说, 劳动与产量比率之间的这种比较要比黄一再援引却不根据产量差异进行调整的劳动力与土地比率的比较关系更大。为避免任何人认为我选择的比较反映了一种中国中心论的偏见, 不妨参考一下英国最好的农业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最近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工业革命以前, 中国、日本和英国的农业工人的日工资几乎没有差异 (2001, 9) 。

   此外, 重要的是要注意, 这些简单的计算是对劳动毛生产率的估计, 为了简单起见, 也为了与黄的做法一致, 我没有从英格兰或江南的产量中扣除资本价值。由于如黄本人所强调, 英国农业比江南农业明显地更为资本密集, 不扣除这些价值就使结果强烈地偏向对英格兰有利的方向。稍后我还要提供一个简要的净生产率估计, 表明即使在非常不利的假定条件下 (比黄的假定对江南更为不利), 这种计算也有力地证明了江南和英格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似性, 并与黄的“内卷”概念尖锐冲突。

   还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看一看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可以再次使用黄的数字, 看一看这个区域的劳动时间中必需用于获取食物的比重有多大。如我以后将证明的, 这个尺度的意义可能被夸大了。如果一个这个比重稍微有点高的社会, 在劳动者每年愿意也能够工作的范围内有某种补偿性的利益, 用于获取食物的劳动百分比就可能要比别处高一点, 但不会造成巨大的差异,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这是速水融 (1986) 、斋藤修 (1985) 、史密斯 (Smith)(1959) 和其他人论德川时代日本的“勤劳革命”如何为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著作中提出的一个暗示。但我可以承认, 如果这个百分比存在巨大差异,会使那些必须付出多得多的劳动获取食物的社会持续发展的希望变小。然而, 18世纪的英格兰和江南之间不存在这样大的差异。

   为了把这个问题分开使之容易处理, 首先做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假设(但很快就会纠正它) :江南在粮食生产方面自给自足。为方便论证起见, 进一步规定江南粮食的生产和消费都按照黄提出的比率 (2002a, 155) :每亩产稻米2.25石, 加上每亩1石冬小麦 (营养价值和货币价值都相当于0.7石稻米) , 总产量为每亩2.95石稻米当量, 每人每年消费3.0石稻米当量。这样一来, 一亩一年两熟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口人——这个估计大概偏低, 因为大部分学者估计的粮食消费是每年2.0—2.6石稻米 (Marks 1991, 77—78; Will and Wong 1991, 465; Wang 1989, 428—429) (当然, 长江三角洲很多支付地租的农民必需工作更多也生产更多, 但地主拿走的粮食最终也要被吃掉。与我们当前目的相关的是有多少劳动用于生产粮食供给, 而不是有多少个体农户从中得到了适当的比例) 。现在注意——再一次使用黄的数字——同一亩一年两熟的土地每年需要17个劳动日 (黄 2002a, 155) 。

   在18世纪的江南, 总天数中工作的百分比有多大?我们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字, 但显然不会很大。为了方便论证, 让我们假定只有一半的人口工作。这个估计肯定偏低, 因为 (假定人口的年龄分布与20世纪初没有什么不同) 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年龄在20岁到49岁之间 (Buck 1964, 377) , 而很多更老和更年轻的人也工作。现在为了进一步压低对全部劳动力工作天数的估计——从而扩大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比重——让我们规定平均工作年度为每年100天 (这远远低于任何人认为的实际情况) , 并且按照黄所估计的每劳动日收益这会导致饥饿4。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江南居民每年的工作日是50天, 其中仍然只有1/3投入粮食生产。因此, 这与英格兰甚至稍晚些时的情况相当近似。埃里克•琼斯 (Eric Jones) 把种植业劳动力比重到1801年下降到了36% 作为英格兰农业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1981a, 71) 。这个比较实际上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完全有利于江南, 因为英国的数字包括了全部食物生产, 而江南只包括谷物供给。此外,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 一年两熟的每亩地用工的实际数字可能比黄所说的略高。但由于我们的估计极为保守, 没有理由担心这些调整会使我们脱出基本相似的范畴 (至于法国, 乔治•格兰瑟姆[George Grantham]估计, 仅为了满足农村维生的谷物需求, 就需要全部劳动时间的26%—47%[1993, 486—487]) 。而且, 由于江南农户利用农作物残余作为主要的燃料供给, 这里所描述的劳动投入实际上涵盖了大部分食物和燃料;到1800年, 英格兰的农林业 (更不必说农业自身) 早已经停止提供农村的大部分燃料, 而且, 如我在书中强调的那样, 也不再提供大部分衣用纤维。

   黄无疑会指出, 琼斯的数字表明, 英国60%以上的劳动力脱离了农业, 而江南不务农居民的百分比要小得多, 他实际上就是顺着这些线索论证的 (黄2002a, 163), 特别重视英国工业生产比江南工业生产更为城市化这一事实。我们以后将回过头来讨论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完全脱离农业的时间和方式有什么重要性的问题, 但现在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引用琼斯本人在上面讨论过的同一段中所说的话。他指出, 对于一个人民从事混合职业的社会来说, 我们需要的生产率计量标准是劳动日中用于种植业的比重, 仅仅由于英格兰缺少这类资料,他才满足于由从事农业的人数百分比所提供的拙劣的计量标准。毕竟, 我们所关注的劳动力数量除生产食物外还能用于制造业、商业和其他工作;10个织工一年中有几天时间为参加收割而中断工作, 比一个城镇居民完全离开土地,更代表了一支大得多的原始工业劳动大军。

   但现在我们必须修正最初不符合实际的假设。江南的粮食实际上并不是自给自足, 吃掉的粮食中可能有22%(肯定不低于15%) 是输入的5。这在部分意义上正反映了黄强调的事实:相当小的农场规模和高额地租意味着农民被迫把部分土地和劳动用于粮食种植以外的生产活动。也部分反映了在一些具体时刻, 农民把这些其他活动视作一个机会而不是一种严格的必需。目前的问题是, 江南间接获得其部分食物——通过生产其他商品并输入稻米——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使它成为一个为获取最基本的粮食供给必须花费大量劳动力的内卷性经济。

   校正江南粮食输入的最容易方法是直接把投入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比重乘以1.25, 对应当地种植谷物的劳动力只生产了所需粮食的4/5。这不会推翻上文已经确认的与英格兰的基本相似性。此外, 到1800年英格兰的食物也不能再自给, 约输入了5%的谷物, 到1831年增长到15%, 1846年以后增长得更为迅速

   (Overlon 1996, 75) 。但让我们另外尝试一种更为苛刻的验证, 估计一下为获得最后20%的粮食供给, 江南经济中其他更为劳动密集的生产中有多少产品必须扣除, 并把它加入最初的数字中。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 它将引领我们彻查黄对于其他这些生产活动——他看作内卷化的主要范例 (黄 2002a, 156—157) ——比种粮食的劳动密集度高多少的估计。我们将看到, 尽管劳动密集度方面有一些实际存在的差异, 但总的来说黄把它们夸大了。

   让我们从棉花种植开始。黄告诉我们, 一亩棉花所需劳动两倍于一亩水稻所需, 这看起来是合理的。但相应的问题是劳动投入与所增价值之间的比率, 而不是劳动与土地之间的比率。正如黄和我都同意的, 一亩棉花大约产30斤皮棉或90斤子棉 (黄1990, 84;Pomeranz 2000a, 300) ;18世纪中叶大部分年份子棉售价每斤20—40文, 但在干旱年代高很多, 即使在大丰收的年份也从来没有低于20文 (岸本美绪1997, 139) 。所以以35文作为平均价格看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按照这个估价, 种棉花每亩21个劳动日的产出为3150文, 即每个劳动日150文。与之相比, 上文讨论过的稻麦两熟的耕地生产了2.95 石稻米当量, 按照每石约1500文 (1.67两白银按每两900文折算) 或17天4425文计, 每天260文, 即1.7∶1的差距, 已经比黄提出的2∶1的劳动密集度差距低了一点, 如果假定粮食供给中有20%必需通过用这些原棉交换输入的稻米获得, 养活一口人的全部需求就上升到19.4个劳动日 (0.8×17+0.2×29) , 即对总工作日超低估计数的38%:比先前的数字高, 但仍然可以与英国务农劳动力为36%的数字相比, 在格兰瑟姆对法国的估计范围的中间值。

但即使可以承认那样的劳动密集度, 在这之前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必须考虑。首先, 如黄本人所强调, 从种粮食转到种棉花引起了“妇女和儿童极大地卷入到农业生产” (黄1990, 53) 。或许不应该把一名妇女的每个劳动日计算为与一名男子的一个劳动日相等, 尽管适当的折扣率有待讨论;肯定不应该把儿童劳动等同于成人劳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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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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