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 初殿清:信息时代刑事司法的发展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 次 更新时间:2020-04-27 22: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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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   初殿清  
欧洲法院认为被遗忘权并非一项绝对权利,其实施应当坚持个案判断原则,由法官在网络运营者的合法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和选择。[36]

   其次,在刑事司法制度理论与实践领域,要注意分析刑事司法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共性与特性,坚守刑事司法基本理念和价值目标,以此作为研究与分析问题的基本标准。一方面,控制犯罪是刑事司法基本目标之一,公共安全与秩序是刑事司法价值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其他领域所讨论的有关个人信息控制权、被遗忘权等理论不能直接套用于刑事司法领域,而应结合刑事司法特性进行一定的理论重塑。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认可,比如欧盟在解释被遗忘权时表示,该权利的设计并非旨在使罪犯能够逃脱惩罚。[37]另一方面,与其他领域一样,保障人权也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目标之一,要通过合理提升刑事司法的透明度并通过制度设计来增进透明度质量,防止刑事司法过程在信息时代成为帕斯奎尔笔下的“黑箱”(black box),因为黑箱里的人们处于一种一无所知而被决定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刑事诉讼基本理念所反对和致力于改变的。刑事司法活动并不是要把我们的社会变成“数字圆形监狱”[38]。

   再次,数据分析技术包括大数据分析与小数据分析,两者解决问题的对象不同,应注意界分两类数据分析方法在刑事司法中的不同作用领域,避免“泛大数据化”的应用倾向。有研究者认为在司法统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数据分析更有可能加强各级法院整体上的能动性,而非在个案中提供指引。[39]的确,大数据不是万能的,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大数据的运行基础是海量数据,但后者往往优劣参杂,数据量的大幅增加会造成结果的不准确,因而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放弃结果的准确性,“大数据不仅让我们不再期待精确性,也让我们无法实现精确性”[40];二是,大数据的分析结果所体现的“仅仅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41],有研究表明“在很多问题中,大数据无法确切地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候甚至会导致虚假的因果关系”[42]。因此,大数据的应用领域主要是预测事物发展方向和态势分析等宏观方面,在刑事司法与执法相关活动中主要体现为犯罪发展态势研判、司法统计分析、审判动态研究等。至于具体个案的刑事诉讼活动,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有很高要求,因而通常不宜将大数据分析获得的结果直接适用于个案裁判。当前许多被认为是大数据分析侦破的具体案件,实际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运用小数据分析的方法。小数据分析是以具体个体为对象进行的全方位数据挖掘,有学者认为它是我们“每个个体的数字化信息”[43]。作为小数据分析基础的数据量未必小,“小”指的是数据分析所选择的范围集中于案件潜在关系人,其分析强调精准和因果关系[44]。在刑事个案这一微观层面,小数据可以为具体案情的认定提供帮助。

   最后,应当看到,科技进步有助于增进刑事司法活动发现真相的能力。DNA检测技术便是典型例证,“包含细胞核DNA的人类生物学证据特别具有价值,因为它们有可能在刑事司法活动可接受的可靠性程度基础上将特定的个人和此类证据联系起来”[45]。承载着生命个体核心编码的DNA是重要的人体生物信息,DNA数据库是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办案数据平台的组成部分。近年来该领域的新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刑事办案机关发现真相的能力,例如2016年夏天破获白银连环奸杀案的关键便是DNA的Y-STR检测技术[46],使得28年的悬案终得尘埃落定。情况同样发生于当前信息数据科技飞速发展的若干其他领域之中,各种电子数据在占据犯罪总量比例日渐攀升的网络犯罪等新型犯罪中的关键作用自不待言,即使在传统犯罪中,网页搜索记录、各类在线通信记录、GPS定位信息、基站位置查询信息等数据也开始发挥重要的线索和证据功能。[47]一系列新型证据的涌现使得刑事司法活动发现真相的能力大为提升,并至少会在两个层面产生效果:效果之一是有助于降低“疑案”的数量。不枉不纵才是刑事司法的理想境界,放纵犯罪绝不是刑事司法的初衷。疑罪从无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体现出人权保障的力度,宁可错放、不可错罚;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却也是人类在发现真相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在制度设计层面做出的次优选择。效果之二是推进刑事司法文明不断进步。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方式经历了从合法手段到非法手段的发展过程,刑事司法从早期的野蛮粗暴不断走向文明进步。此间产生巨大助推作用的,除了人权意识的逐渐觉醒之外,还有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类认知事物能力的提高。发现真相能力的增强,使得被追诉人可以不再是办案者获知案情的主要来源,办案者的关注点逐渐从言词证据转向实物证据,各种可靠性获得验证的物证科技在法定正当程序的规范之下日渐广泛地应用于刑事司法,对被追诉人口供的依赖可望降低。

  

   * 陈光中,国家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 初殿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1] [美] 詹姆斯•格雷克:《信息简史》,高博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页。

   [2] 同上,第vii页。

   [3] Larry Elliott,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ngs Promise and Peril for Humanity,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economics-blog/2016/jan/24/4th-industrial-revolution-brings-promise-and-peril-for-humanity-technology-da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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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吴晓锋:“探访重庆法院数据‘云中心’:‘智慧法院’如何‘智慧’审判”,载《法制日报》,2015年6月30 日第4版。何晓慧:“福建解码打造‘智慧法院’路线图”,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17日第1版。

   [5] 孔令泉、张兴平:“‘智慧法院’之浙江实践”,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5年12月5日第4版。

   [6] 如果律师申请阅卷,检察机关案管部门在审核认证后,将电子卷宗调入独立终端供查阅。

   [7] 例如广东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再审案件,需要向诉讼参与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均可使用电子送达方式,但按照法律规定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参见陈捷生:“广东法院率先推行诉讼文书电子送达”,载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n/2015/0105/c42510-26323853.html,访问时间2016年8月3日。

   [8] 马超等:“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

   [9] 刑事再审案件的被告人多数身处监狱之中,通常地处偏远,有法官指出前往审判时“在途往返需要三天,而审理可能不足半小时”。参见徐微:“法院视频开庭‘隔空审案’长春实现首例远程视频开庭”,载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5/1230/10/BC30M0IL00014SEH.html,访问时间2016年5月21日。

   [10] 例如许婷婷:“武汉中院首次利用远程视频开庭审理刑事案件”,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11/id/1480082.shtml,访问时间2014年11月22日。周晶晶:“武汉江汉:远程视频庭审系统首秀 公诉人开庭‘足不出院’”,载正义网,http://www.jcrb.com/procuratorate/jcpd/201610/t20161024_1664771.html,访问时间2016年10月21日。陈璋:“被告人不在场 远程视频庭审”,载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jxrb/system/2015/11/27/014487095.shtml,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8日。

   [11] See Laura Bliss, The ‘Oculus Rift’ and the Courtroom, at

   http://www.citylab.com/crime/2015/03/the-oculus-rift-and-the-courtroom/385351/,

   visited on 2015-3-17. Also see G.Clay Whittaker, British Jurors Can Now Visit Crime Scenes in Virtual Reality, http://www.popsci.com/uk-using-vr-headsets-for-jurors,visited on 2016-5-30.

   [12] 该智能律师目前就职于纽约Baker & Hostetler律师事务所。参见刘思瑶:“IBM研发出世界第一位人工智能律师——Ross”,载环球网,http://tech.huanqiu.com/original/2016-05/8935344.html,访问时间2016年5月17日。

   [13] 谢珊娟:“中国首个法律机器人来了,‘法小淘’现场‘秒算’律师震惊全场”,载https://yq.aliyun.com/articles/61731,访问时间2016年10月18日。

   [14] 参见陈瑜艳:“浙江高院庭审引入人工智能做笔录 准确率达96%”,载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6/0609/11/BP480EP400014JB5.html,访问时间2016年6月9日。

   [15] 汪再荣、李玥:“智能导诉机器人亮相马鞍山”,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5月25日第4版。

   [16] 比如美国目前的70多个融合决策中心,通过政府与私营行业的合作,在各地收集并分享与“威胁”相关的政府和私人信息。融合决策中心以信息共享名义让政府能够从私营行业收集信息,从而绕过宪法对于信息采集行为的限制。参见[美] 弗兰克•帕斯奎尔:《黑箱社会》,赵亚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64~65页。

   [17] 苹果公司与美国FBI“iPhone解锁”事件:2015年12月美国加州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14人遇害、17人受伤严重后果,两名枪手被当场击毙,嫌疑人遗留下的加密iPhone成为案件突破口。由于在输入一定数量错误密码后手机就会失效,FBI寻求苹果公司协助解码,遭到拒绝。2016年2月,联邦地方法院要求苹果帮助FBI解锁嫌疑人的苹果iPhone 5c手机。苹果首席执行官对法院命令作出公开回应,表示不会执行法庭命令,因为这是“FBI要求苹果在iPhone构建一个后门,我们担心这种需求会破坏自由”。一些支持公众隐私权的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FBI的做法;随后,包括Facebook、Twitter以及谷歌在内的科技公司也表示支持苹果的做法。3月,美国司法部透露另有其他公司可能帮助FBI解锁,不久,司法部撤销了对苹果提起的诉讼,同时宣布该提供帮助的公司所使用的方法被证实是可行的。

[18] Whatsapp加密事件:隶属于Facebook的WhatsApp是全球最大的手机聊天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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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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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航法学》2016年第2卷(总第四卷)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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