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20-04-27 12: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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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  
我们能够以其是否与史料所包含的事实相吻合来作出判断。由诸多单个陈述构成的一个叙事性解释或者说是文本整体, 即便其中每个陈述的真实性都无可置疑, 然而, 整体中所具备的某些因素却是其中任何单个陈述都不可能具有的, 比如说各个事实之间的关联, 作者隐含的却能够让读者感受到的倾向性等等[1,3,8,13,17,19,21,27]。在安克斯密特看来, “叙事性解释运用于过去, 然而并不 (像[ 某些]陈述那样) 对应或指涉它。” “叙事性语言以并不指涉 (refer) 或对应 (correspond) 于过去的某些部分或层面的方式来展示 (show) 过去。”[2,4,9,14,18,19,22,28]

   由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观点出发,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冷战”, 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所习用的术语, 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解释, 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提到“冷战”, 毫无疑问, 人们大都会想起诸如这样一些事实:丘吉尔关于东西方之间那一道“铁幕”的著名演说、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北约和华约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等等。人们也常常在指陈一个大范围的事实的意义上使用“冷战”一词, 比如说, “冷战时期, 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 但毕竟没有发生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全局性的对抗。”然而, 如果我们下这样的论断——“将卢梭解说为某种极权主义民主 (totalitarian democracy) 的思想家, 是一种冷战论调”——时, “冷战”一词似乎就具有了更多的解释性的意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对抗, 促使很多人形成了非黑即白、非友即敌这样的“冷战思维”。诸如“冷战”等这样一些安克斯密特所谓的“叙事实体”, 其中包含了诸多事实, 然而, 对于事实的不同选择, 对于事实之间关联及其意义的不同构想, 却可能使同一个“叙事实体”在不同史家那里具有非常不一样的内涵。在安克斯密特而言, 叙事实体这样的特性, 似乎就足以表明, 它不像作为其基本成分的陈述那样指涉过去、要与过去相符合, 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某个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提议 (proposal) ”[1,3,8,13,17,19,21,27]。既然如此, 对于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的叙事实体或历史解释之间的冲突, 就无法以是否与过去相吻合而得到裁决, 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关涉到过去。既然“历史解释将一种结构投射 (projects) 到过去之上, 而非去发现 (discover) 它, 仿佛这一结构就存在于过去本身之中一样”, 那么, “在叙事性语言中, 语言和实在之间的关联就彻头彻尾地‘被动摇了’”[2,4,9,14,18,19,22,28]。

   在安克斯密特这里, 叙事实体 (或“历史表现”) 必定包含着若干事实, 但它更是历史学家观照过去的一种视角, 它虽然要受到史料的制约, 并非任意武断, 却与过去实在并无直接关联。“我们对于过去的言说被一层厚厚的壳所覆盖, 这层壳关系到的不是过去本身, 而是历史解释以及就相互竞争的历史解释而进行的争议。叙事性语言并不透明, 不像是一个玻璃镇纸, 我们可以透过它而毫无阻碍地看到过去本身。”[5,10,15,19,23,29]过往的文本提出了对于某一主题的历史解释, 新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所要做的, 就是在以往的文本上添加新的文本。历史学的历史就是新文本不断覆盖在旧文本之上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说, 照这样的思路, 史学史就成了历史解释层累地叠加的历史, 而历史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历史解释的仆役。安克斯密特是这样的思路, 凯尔纳也是由这样的思路, 进而提出:

   有关历史、史料和语言, 有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方面有这样一种看法, 认为历史的实质建立在构成为其史料的材料之上, 并且, 我们对于过去的见解中任何重要的变化, 都将是因为发现新的事实而在研究中取得进展的结果。这种取向将研究程式视作基础, 而将人们写作出来的历史文本视作上层建筑。另一种立场则大相径庭。在它看来, 在其根基处总是语言性的思想的运作乃是基础性的, 而事实乃是上层建筑的材料, 用来创造出对于此种结构性见识的某种表达。如果我们认定, 修辞的、或者更一般而论思想的和语言的成规是首要的, 并且因此它们乃是历史工作的实际源泉, 就会出现大不一样的画面。这样的解读表明, 历史不是“关于”过去本身, 而勿宁是关于我们从自己身边发现的零散而毫无意义的碎片中创造出意义来的方式。[6,11,16,20,24,30]

   凯尔纳虽然没有否定曾经有过过去的存在, 没有否认过去有许多碎片遗存在我们身边, 但是, 历史已经无关“过去本身”, 事实是意义结构运用的材料, 而非决定意义结构的基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问题上, 与传统史学产生根本歧异之处, 就在于将解释凌驾于事实之上了。

   一方面, 事实蕴涵着解释, 事实与解释难以截然分离, 甚至于在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等人的思路那里, 解释支配着事实。另一方面, 事实与解释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照安克斯密特的立场, “叙事性解释没有存在论上的蕴涵”, “比如说, 工业革命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 直到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都没有人注意和发现, 而是为着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但安克斯密特又指出, “倘若一个叙事性解释在一段长时期内都没有遭到质疑, 被所有人接受, 并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 (从而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 , 它就转变为一个 (一类) 事物的概念。一个叙事之物就变成为一个实在之物。”[1,3,8,13,17,19,21,27]这倒的确是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而此前人们没有能够充分赋予理论意义的现象。这里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彰明较著的例证。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可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例证。内藤最早在20世纪初年提出这一假说, 历经他本人及其后世学者的阐扬、质疑和辩难, “可以说, 在今天, 唐宋变革说已被视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综合判断而为学界所接受。”[2,4,9,14,18,19,22,28]也就是说, 唐宋变革论在提出一种历史解释的同时, 也日渐成其为学者心目中的一桩“事实”。

   在重建论看来, 事实的积累自会呈现出意义和模式, 历史解释出自历史事实;在建构论看来, 事实并非解释所要围绕的“硬核”, 事实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工作程序, 本身就包含了解释的因素, 而解释的结构符合于事实的结构, 乃是解释成功的标准;在解构论看来, 事实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 解释主导和支配着事实, 但解释和事实之间在没有截然分界线的同时, 却又可以相互转换。

  

   四、历史解释的一元论与多元论

  

   人们能够认识过去, 这是历史学得以成立的前提。然而, 人们所要求于历史学家的, 并不是简单地从史料中挖掘出历史事实, 而是要帮助人们达到对于过往的某个层面或者某个片断的理解。因而, 对于史学理论而言, 正如艾文斯所说, “真正构成问题的是, 历史学家利用文献不是为了建立具体的事实, 而是将它们作为论据去建立更大的, 能够将事实联系起来的模式。那么, 这种模式、这些联系, 是早已存在, 只等着人们以不偏不倚的认知取向去发现它们, 还是由历史学家自己构建出来的呢”[5,10,15,19,23,29]倘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 对于同一个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 理论上就只有一种解释才是最好的或正确的。盖伊由坚持事实及其关联的实在性和独立性出发, 就认为, 尽管史学实践中针对同一论题往往会出现不同的解释, 然而, 只要并非谬误, 它们就不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形, 深入的考察会表明它们所探讨的乃是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原因, 它们其实可以相互补充。他说:“对历史学家来说, 一种解释就是对事件的总的解释, 它几乎总会提供各种等级的原因 (a hierarchy of causes) 。就其为正确的那个范围而论, 所有与之相矛盾的解释就都是错误的。”[6,11,16,20,24,30]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历史解释的一元论。解释的多元论则“承认两个或多个正确解释之间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 ”[7,12,25,31]。这样的立场清晰地呈现在柯林武德经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话中:

   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是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19世纪的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 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26]

   解释的多元并非源自对事实认定的不一致。同样一个人们都能认可的确定的事实, 也可能引发人们完全不同的解释。达森就谈到过霍斯巴赫备忘录 (Hossbach Memorandum) 的例子。那是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关于1937年11月希特勒与他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海陆空三军总司令所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记录。在这份文件中, 希特勒谈到了德国的长期政策, 强调德国需要获取“生存空间”。其中明确提到要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还谈到与英法开战的可能性。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以及在不少史学家那里, 这份备忘录被当作希特勒有着明确的战争计划的证据。而研究二战史的名家泰勒 (A. J. P. Taylor) 和别的一些史家则不以为然, 认为那场会议旨在解决内政问题, 有关战争的言论不过是一场白日梦, 是秉性偏执的希特勒力图解决手下大员之间的争吵时一番照例的胡言乱语, 不过这一次恰好与后来的事态演变更多吻合而已[1,3,8,13,17,19,21,27]。一个事实可能产生不同的解释, 对于同一领域内事实的不同选择, 更是完全可能组合出蕴涵大为不同的历史图景来。虽则, 史料本身的限制和历史学长期发展起来的学科规则, 并没有使得这样的选择就变得可以是完全任意而自由的。

   赫克斯特 (J. H. Hexter) 提出来的史家所应遵循的实在性准则 (reality rule) 是说, 历史学家应该讲述“相关的现有证据所能支撑的最有可能的故事”[2,4,9,14,18,19,22,28]。问题在于, 最有可能的故事经常并非一个。怀特在《元史学》中所明确发挥的结论, 其要旨就在于, 对于同样的研究领域, 历史学家可以提出来若干可能的模式, 这些模式之间没有一种能够宣称比之别的具有更多的“实在性”的基础。安克斯密特也认为, “史学争论归根结底不是旨在达成一致, 而是解释性论旨的繁荣滋长”[5,10,15,19,23,29], 而史学的进步就是对于同一论题的新的解释不断出现[6,11,16,20,24,30]。

对于重构论者而言, 事实及其诸多事实所形成的模式只有一个, 正确的解释也只有一个。最终的解释虽然不一定在当下就能达到, 然而史学实践中对于同一对象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的解释, 只要有其合理性, 最终都会作为要素纳入到更加健全的解释中。对于建构论者而论, 人们使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施展史家各种身手而产生出来的对于同一历史断面的解释, 可能会大不一样, 然而, 只要这些解释并非谬误, 而是奠基于史学家法和证据规则之上, 它们就不会在同一层面上发生真正的冲突。历史学家们由各自的视角切入同一个历史实在, “各得大道之一端”。或者, 用伯克霍甫的说法, 历史学家可以用盲人摸象的寓言来与他们对过去的研究作类比, “尽管六个盲人把大象的不同部位误认为整个大象, 至少他们全都是在摸同一个大象”。这样一来, 所有出自不同视角的解释, 就都是在对人们把握同一个对象作出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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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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