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侨明:转型中国与流动的社会工作:一个基于本土化实践的理论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20-04-21 01:35:10

进入专题: 时空张力   转型中国   流动的社会工作  

李侨明  
2013)。[23]在20世纪70年代后,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赋予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更多整合发展的趋势。必须注意的是,哪一个理论范式取得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他范式的消亡,只不过是主导范式的影响力更大而已。在不同时代,它们都可能因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脉络与自身的理论特性而获得不同程度的专业地位。

   (2)从服务的空间看,社会工作实践的流动性体现在其灵活性,回应几乎都是“当时当地”的议题。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当地性(nativeness)很强的学科,其发展模式基本上都如上述般回应当地社会发展需要的,自然会打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特色鲜明的烙印。社会工作实践几乎传统上的社会工作集中在个人和家庭领域,后来逐渐打开了社区、学校、医院等等的领域。基本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领域都是因为回应“当时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而有所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带来了救济穷人和失业者的“救济社会工作”,在二战之后,战场上归来的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士兵又催生了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台湾是地震多发的地区,其社会工作发端于医务社会工作,这与当地地震灾害频繁及伤员较多有莫大关系;深圳和东莞因其外来劳务工众多,发展出了“工会/劳务工服务”“企业社会工作”等等多种服务领域;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和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后,四川及云南的“灾害社会”工作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24]

   (3)从范式的争议去看,不同时空的社会工作,从欧美等社会工作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到像中国一样的社会工作的新兴国家,各界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范式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各界对于社会工作公信力诟病的是其疏漏多变的理论和实践边界作为一门专业受到质疑的原因之一。Specht和Courtney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已经成为“堕落的天使”,因为他们放弃了社会工作帮助穷困者和受压迫者,以及营造集体性的使命。[25]相反地,许多社会工作者将他们对职业的精力和才智贡献在心理治疗上。约有40%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士私人执业,服务中产案主。Margolin认为英国的社会工作者对于社会工作的真实功能与案主一样感到困惑。他强调,社会工作者所做的远远谈不上增权,而是相反地,社工将增权他人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中。[26]社会工作者一方面做好事,另一方面却用温情的技术对穷人们进行调查及社会价值输入。我们不能否认在具体的实践中,社工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增权”变成了“去权”。[27]在中国,关于增权或者去权、专业化与去专业化的议题,在实务和学术研究中亦有不少的争议,但这种争论往往夹杂了意识形态之争,不容易去分辨孰是孰非。如何去辨识这样的谜团因此显得很重要。证据为本的实务在这个时候至少是可以使用相对合理的证据来说话,尽管实证评估也有很多的缺陷。实证为本的模式(包括评估)也被众多信奉“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者本能地排斥,并斥之为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工作的侵害。这种方式可能过于僵硬地戳破了社会工作温情的面纱,但没有更好的方式之前就一概拒绝,恐怕至少是一种讳疾忌医。对实证和评估的拒斥,原因之一在于,用于评估的方法和测量成效的标准可能存在问题。需要澄清的是,严苛的社会介入成效测试,不是为了看人们是否喜欢介入或者提供这种服务的专业,也不是看案主(clients)或病人(patients)是否感觉好转或者增加了自尊。真正的社会介入成效测试是在多大程度上它提升了参与者履行他们社会角色及执行与他们社会地位相关的重要功能的能力。对这种能力最好的测试,“是在团体中证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在学校、工作和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参与”。[28]

   (4)要厘清社会工作实务范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也不存在完美的“包打天下”的万能社会工作范式。心理动力与结构功能主义下的社会工作,即修补范式,虽有较完整的理论和实务框架,但常被批评其方法为“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将社会工作的精髓抽空,简化为支离破碎的“个案、小组及社区社会工作”三大方法。[29]而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整合社会工作取向,也有其不足之处:“它的涵盖面过宽。并非所有事物都有关联的,而且它对于决定事物是什么并无帮助。很多内容不适合一般的计划,确定边界非常复杂甚至不可能,并且它假定系统内的实务彼此联系但没有去验证它们是否真的如此”。[30]Payne对生态系统理论的主要批判是,“它是一种一般化的理论,所以很难应用到任何特定的情境中;另一方面,具体的应用总是多变的。一名社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诠释情境,别的社工则可以采取另一方式,很难判断谁对谁错”。[31]换句话说,一方面生态系统理论与实务边界不清晰,且系统的关联关系没有经过验证;另一方面,生态系统理论过于抽象,在具体操作时经常会因为实务者的理解不同而演绎出不同的应用,且很难判断谁的应用是正确的。这两个批判实际上归结为一点就是,理论过于模糊,难以验证。派恩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实证逻辑,尽管严苛,但对于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却非常深刻。在社会工作范式的选择上面也应按具体的社会区域考虑。在有些城市地区可能适用的结构功能主义下的“家综模式”,放在农村地区就未必适用;在农村地区较为适用的整合社区发展模式,而在城市地区则可能会遇到新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社会工作内部出现更多分化的同时,社会工作与其它专业也在融合交叉。在流动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不存在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更好,只是说不同的理论范式表明了不同的社会工作实践活动”,[32]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跳出传统专业(职业)限制,在更宽广的视角下去考察社会工作实践更多的可能性。

  

   四、流动的专业边界:“跨界”还是“越界”

   专业边界的流动性,往往体现为社会工作实践的跨界现象。跨界主要是指社工将不同领域的知识与资源应用于社会工作领域,在实践工作中表现为专业的方法和技巧,以及资源使用的整合与变通等。社会工作者的这种资源整合的能力,在专业分工越发精细、组织功能越发分化的现代社会,其意义尤为显著。问题是,跨界带来的问题是社工的专业权力以及自主性如何得以彰显?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就会被误认为是专业权力的越界,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实践张力与障碍。

   在政社关系上,社工“嵌入—吸纳”的观点集中地体现了社会工作实践在专业权力边界的争议与模糊性。王思斌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认为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是“嵌入”到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当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现有的“行政社会工作”可以达成“互补”的效果。朱健刚和陈安娜认为,社会工作嵌入到街区后,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服务”已经被街道的行政权力所吸纳,这种典型的“行政吸纳服务”的效应使得社会工作不再具有独立的专业主体性。[33]黄晓星和杨杰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要么过于乐观,要么过于悲观。他们指出,西方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伙伴”关系是基于两者边界清晰、权责自主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治理是从各方边界清晰走向边界“模糊”的,而中国刚好是相反地从边界模糊走向边界清晰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伙伴关系”理论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与公权力的边界建构中是不适用的。[34]因此需要多关注社工组织与政府、案主之间的专业边界生产过程,在“专业化”与“去专业化”之间找到适合的妥协及平衡点。[35]在中国的社会治理情境下,专业权力的实践性并没有呈现出“从模糊走向清晰”的特征,而是相反,专业边界的流动性带来了更模糊、更复杂的色彩。以下的“个案管理”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社会工作者在“跨界(越界)”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与挑战。

   某外来劳务工小徐出差途中因交通意外成为“准植物人”,医生诊断其为“无医学上的医疗价值”,家里一贫如洗,根本承担不了医药费。小徐所在的国企认为其事故不属于工伤范围,拒绝支付医药费。医院则因为患者未及时缴纳医药费而消极治疗,甚至停止治疗。社保局等单位则因为案主无法提供医疗发票而对报销拖延处理。交通事故事发地所属的街道办和民政部门则表示小徐是外地户籍人员,无法提供援助。总的来看,此个案需要协调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六个方面,(1)工伤认定及工伤补偿时与劳动保障部门的关系;(2)劳动仲裁、民事诉讼时案主与法律援助部门、国企的仲裁关系;(3)案主与医院的医患关系;(4)案主与当地的信访部门的“维稳”关系;(5)案主与民间救助基金会的救助关系;(6)案主与新闻媒体的公共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历时三年的个案,最后是借力于媒体的力量,运用社会舆论与社会倡导,才得以疏通解决问题的相关渠道,将问题化解。社工需要与律师、医生、政府工作人员、企业行政人员、案主的胞兄大徐一起去协商,为解决个案而一起努力。社工整合的资源包括法律援助、社会救援基金(如劳务工关爱基金及红十字医疗基金等)、新闻媒体、政府资源等等在内。由此可见,社工所服务的个人或者群体,可能会涉及多方的需求和利益的协调,因此社会工作者经常需要代表案主去与各方协商,理想的解决状态是,直到达至各方较为满意的结果。这个过程中,社工与案主一起经历了妥协、挫败、无助、冲突、抗争的过程。在维护案主利益的过程中也会无意间“损害”包括某些政府部门在内的事件相关方的利益。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以个案管理为代表的社会工作跨界协作模式具有整合社会资源,提供综合服务的优势。此时的社工角色更多的是一个经纪人(broker)的角色。然而,个案管理也因为经纪人的角色而出现不同的尴尬和困境。

   (1)政府工作人员认为,社工应该以“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工作原则,不应该为案主链接媒体资源及支持其“上访”。(2)医院认为自己在这种事件中很“无辜”,埋怨社工通过政府和媒体给他们施压,相关人员甚至威胁要向领导投诉。(3)律师也会认为做这种工伤的法律援助案件“太麻烦”,“谁做都吃力不讨好”,以致于案件在三位律师之间“转手”几次。(4)在有些情况下,医生、律师、社工和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专业视角和立场不同而对该事件有不同的处理方案,协商同样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过程。

   实际上,社工在跨界(越界)整合、协调资源和关系的过程中置身于“照顾与控制”的矛盾之中。社工一方面要追随专业使命以案主利益为重,尽力维护案主权益;另一方面,社工也被政府及相关方期望扮演社会控制的角色,引导案主依法处理。在实践中,个案管理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工作方法。王增勇认为,个案管理不过是将个案、小组和社区的方法放在一起,并没有发展出新的工作方法,只是“新瓶装老酒”而已。[36]这种观点具有实践的批判性,不过此观点来自将中国台湾与欧美地区个案管理社会工作进行历史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内地。中国内地目前来说并没有成体系的个案管理社会工作模式实践。在个案管理本土化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社工的整合与协作的方式,似乎难以避免被视为专业权力的“越界”。

因此,流动的社会工作专业边界,从工作方法与工作过程去看似乎是资源与技能的综合应用所建构起来的,但实质上涉及的是专业权力的流动性。专业权力的流动性需要探讨的是几个方面的问题:(1)社工的专业权力是谁赋予的?(2)社工的专业权力为谁服务?(3)社工行使专业权力的边界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应该得到扩展,什么情况下应该受到限制?(4)社工的专业权力需要以什么形式获得保障?结合上述个案的分析去看,社工的专业权力与行动一直随着案主的需求与案件的进展而不断地发生改变。社工的行动空间也不断地随着相关政府部门、医院、企业、律师、媒体等等的相关方而不断地调整。调整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应上述四个问题的过程。例如,当政府人员以维稳为由反对社工联合媒体做社会倡导时,社工就必须考虑专业的权力优先指向对象是谁;当医院工作人员认为社工多管闲事,甚至威胁社工时,社工就必须考虑专业权力的边界,自己的工作过程是否越权,等等。在社会工作的边界——跨界还是越界的议题上面,我们经常遇到的是类似于社会应该“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时空张力   转型中国   流动的社会工作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948.html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兰州)2019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