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20-04-09 14: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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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宇  
换言之,此时针对已经逐渐稳定的左翼文学研究状况,似乎很难再出现具有颠覆性或者能够再次敞开巨大阐释空间的研究。以“重返80年代”研究为代表,80年代文学开始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热点。这一阶段“再解读”思潮的三条线索进一步出现分化与流变,其中“历史性研究”分裂为偏向于文学化的历史书写与偏向于生产机制的细部研究,原有的三条线索变成了四条线索,伴随着分裂,第三阶段的“再解读”研究整体呈现出零散化的倾向。

   从2006年开始,李洁非在《文艺报》发表系列文章《〈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语言》,并开始写作《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这些研究成果和之后的《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典型年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文学史微观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著作是文学化的历史书写的代表。李洁非的这些研究作为“再解读”思潮中“历史性研究”的延续,体现了在2003年左右贺桂梅等学者乃至更早在90年代杨健、陈徒手等学者所实践的研究方式——文学文本退居二线,研究者更关心的是文学史中的典型事件、个体命运以及历史轮回。在《典型文坛》等书中,作者进行的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更近似于某种有历史原型、文献史料的“创作”。于是,40年代至70年代与文本、作家、学者、制度相关的历史之于读者而言产生了明显的“可读性”。但由于这种研究方式摇摆于严肃研究与通俗读物之间,有时既不能对事件、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推论与虚构,也不能对某些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作出进一步回答。

   “历史性研究”分化出的第二个角度,恰好对以《典型文坛》为代表的“文学化”历史书写形成反拨。延续着之前由洪子诚、程光炜为代表的研究脉络,在以姚丹的《“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孟远的《歌剧〈白毛女〉的生产方式——集体创作的话语民主与〈白毛女〉叙事的初成》(载《文艺争鸣》2013年12期)、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孙晓忠的《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等为代表的成果中,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展开的“考古学”式研究正式形成规模。相比“历史文学化”对个体的能动性的侧重,这种主要对文学生产机制进行关注的研究更注重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为红色叙事中的经典作品增加了复杂性。

   除了上述研究,以黄发有《人文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吴俊与郭战涛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武新军的《“十七年”文艺期刊管理体制的生成与变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等为例的研究成果中,对于期刊、报纸、出版社的理念以及编辑出版行为的阐释开始与对文本的讨论“分庭抗礼”,期刊与出版在被阐释的过程中不再只是文学文本的附庸与媒介,而成为独立的客体,甚至对文本的产生起到主导作用。这类研究的快速发展标示着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

   这一阶段“文学性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张清华以《探查“潜结构”: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此前对左翼文学“文学性”的分析,更侧重于作家与读者如何在“集体无意识”中达成审美角度的默契与共识。到了这一阶段,作家如何使用特殊的创作技巧,在作品中呈现“个体无意识”则变成了受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层面上,曾被认为从属于政治的左翼文学也获得了与80年代以来所谓“纯文学”对话的可能。

   “现代性研究”在这一阶段遭遇了更大的争议。以《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为例,蔡翔对文学的阐释穿插着对于社会和历史的阐释,肯定了“十七年文学”在反映历史时的准确性与史料性,进而强调了“十七年”时期社会历史的状况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参考作用。蔡翔将该书的结束语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16],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几大重要“问题”如“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科层制和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内在化和对象化”[17],其研究的动机由此可见。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确实不同程度地表现或涉及作者提出的这些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问题,因此蔡翔的研究在相关研究中体现出了新意与现实意识。但是,从作家虚构的文本出发验证历史,进而推断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做法是否可靠,仍有待时间检验。客观审视其研究成果,其中多少存在研究者的宏观意愿溢出研究对象的问题。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确实在某些方面能够唤起人们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这是这一阶段文学特殊的文学史意义,然而相关研究必须警醒的是如何确保理性与准确。

   这一时期,对于“再解读”中“现代性研究”的反对声音开始集中出现,例如王彬彬在2012年发表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载《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就从蔡翔的著作中摘出了不少语法问题与知识性错误。在这一基础上,王彬彬对蔡翔的研究基本持否定态度。在2013到2014年发表的批判“再解读”的系列文章[18]中,王彬彬对“再解读”思潮中的“新左”倾向进行了批判。他的《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载《文学报》2009年12月3日)《〈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等文章甚至认为“十七年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不值一提。郑润良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载《福建论坛》2010年第4期)、《论唐小兵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载《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论李杨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载《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文章也对“再解读”思潮中的“现代性研究”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出现了一批对“再解读”思潮进行总体评述的重要文章,如程光炜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以及张清华的《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等。这些文章的出现,意味着“再解读”作为思潮已相对完整,并受到了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在更宽广的视野中,主要研究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再解读”,成为了当代文学“历史化”整体脉络中的一部分。

  

   五、“再解读”思潮的意义与局限

  

   “再解读”的意义首先是对重建20世纪文学史的传承脉络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政治过从甚密,乃至一度被政治压抑而让渡“文学性”追求的左翼文学,因“再解读”的出现而不再仅仅是失败的文学实践。在文本背后,包括个人与体制的互动、纷繁的文学事件、文本与文学史知识的生产过程……这些复杂的对象与机制承载的是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在“文学性”之外的另一层意义。推而广之,“再解读”思潮对文学史产生的影响,可以引申至更长的时间脉络中。长时段文学史的准确性,建立在短时段文学史的全面与客观之上。这种全面与客观指的就是让一个阶段的文学史呈现出“复调”而非“独语”的状态。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在内的研究都力图弱化左翼文学的重要性,而“再解读”思潮正体现了对这种倾向的纠偏。

   其次,在整合文学史之外,“再解读”思潮开启了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接受,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对象和方法的选择上产生巨大影响。“再解读”将“文化”这一维度带入文学研究,“文学性”不再是选择研究对象的唯一标准。同时,以“再解读”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将许多传统文学讨论中不曾涉及的对象(例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传统文学研究一度忽略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乃至影视剧以及文化现象)带入文学研究中。在方法或话语资源上,以“再解读”代表的文化研究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引入了大量西方理论,并且体现出了与文学范畴之外的现实进行“对话”的强烈诉求。

   值得注意,“再解读”思潮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带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造成了一些弊端。第一,部分现当代文学研究“为理论而理论”的弊病正与“再解读”带来的文化研究模式有关。文化研究让现当代文学的文本与各种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这经常导致仅是文学文本与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就足以让研究者沾沾自喜,仿佛发现了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而实际上,很多文本与理论的结合并没有具体的价值指向,研究成果流于空洞。第二,大量使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以及“绕来绕去”的论证方式进一步动摇了文学研究的自信心与可信性,一种“密码式”的写作随之诞生。“再解读”因为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既包括对政治禁区的讨论,也包括对学界约定俗成的“规矩”或习见的颠覆),所以学者时常有意无意地避免直言其是,将“自我”与“立场”作模糊化处理。久而久之,为那些欲“以己之昏昏”而“使人昭昭”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之途,这种研究方式或者说“腔调”,正好掩盖了作者本身在相关问题上的含混乃至无知。直言其是反而被一部分人视作“不成熟”或“不严谨”的表现,似乎只有将自己的观点尽量淹没在大量引文中,用不带情感的“翻译体”甚至文意不通的复杂语法才显得“客观严谨”。这种趋势结合着当下的学位制度、职称制度,以及文章发表、专著出版的混乱状态,生产出大量难以分辨的“学术垃圾”。在这种现状之下,“再解读”思潮虽然瑕不掩瑜,但也难辞其咎。

   最后,“再解读”思潮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同样具有启示性,其中的“现代性研究”促使人们反思一度被认为“过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虽然“十七年文学”的创作者并不具备后来“寻根”“先锋”作家开放、自由的视野,在形而上追求以及对小说形式的把控能力上也有明显不足,但对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组织模式、日常生活状态、经济生产形式等相关内容却意愿明确,这些正是现实主义的追求,也是文学取信于时代的重要条件。应该再一次强调,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认可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以及“再解读”思潮尤其是“现代性研究”脉络中出现的成果,而是指在面对相关文学作品或研究成果时,不仅要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辨明其中的错位、谬误,也应该客观对待其中的积极性尝试。从“再解读”思潮三条相互交叉的研究脉络中,我们能够看到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如何从被边缘化到重新引起关注,也能看到文学史研究在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如何以新的评价标准、理论方法开辟研究空间。“再解读”思潮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却具有典范性意义。“历史化”的进程永远不会停止,对“再解读”思潮进行研究,不仅意味着对已有的学术史作出清理与重审,更意味着未来面对80年代、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文学史时,当代文学史研究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

   注释:

   [1] 洪子诚:《左翼文学与“现代派”》,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 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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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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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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