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20-04-09 14: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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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宇  
李杨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这样的总体思路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部论著遭到冷遇。

   在此之后,陈思和与洪子诚两位学者的研究为“再解读”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并行的“文学性研究”与“历史性研究”脉络也由此逐渐明朗。本文讨论的“文学性研究”,指的就是那些仍然从审美角度出发,以挖掘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被忽略的“文学性”为目标的研究实践。1994年,“文革文学”的代表作《金光大道》准备重新出版面临一片非难之声。同年,陈思和以《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为代表的“民间”系列研究,为国内“再解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方法上的可能性。陈思和在文章中提出“民间隐形结构”[6]这样一个独特的概念,重新使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在“文学性”层面与“五四”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对话成为可能,揭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陈思和的研究成果虽然很难被直接纳入“再解读”思潮,但其“民间”研究直接开启了“再解读”思潮中的“文学性研究”脉络,对后来受到人类学与原型批评影响而展开的“再解读”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一阶段“文学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个案,是1996年黄子平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历史·小说》(2001年更名为《“灰阑”中的叙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黄子平从“时间”“身体”“传奇”“宗教”等范畴出发,对左翼文学进行了新的审视。作者所列举的这些要素及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历史的,他从中发现的美感或趣味也具有普适性。如果将黄子平的研究与陈思和的“民间”系列研究进行联系,可以发现从相对模糊的“民间”到更加具体的“时间”“身体”“传奇”“宗教”,“文学性研究”的外延与视角变得更为明朗。《革命·历史·小说》的篇幅不长且谈论的问题较为驳杂,诸多论述显得蜻蜓点水,但从陈思和的“民间”研究到世纪之交李杨、张清华等人的“文学性研究”中间,黄子平的研究确实仿佛一座连通前后的“桥梁”。

   洪子诚在1996年发表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文章中,从“一体化”观念形成的角度寻找到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解构了此前对左翼文学研究合法性的质疑。洪子诚认为,如果说80年代以来备受推崇的“五四”新文学,实际上“不是意味着包容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具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7],那么研究界对左翼文学合法性的否定便不能成立。同时,洪子诚的研究表明在文学史的范畴中,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之后的新时期文学或寻根、先锋文学之间并不应该有高下之分,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诚认为在狭义的作家、文本之外,包括文学期刊、出版、机关、政策、作家生活史与交往史、文学事件等多种因素在内的“文学机制”也应该是文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再解读”思潮中的“历史性研究”脉络,主要就针对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机制”展开研究。与“文学性研究”脉络相比,在“历史性研究”脉络所关注的“历史”中,作家与文本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因此“文学性”也就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与研究目的;下一阶段出现的“现代性研究”虽然也时常溢出文本,但“现代性研究”强调的是与当下对话,而“历史性研究”则专注于历史层面,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指向与价值判断。

  

   三、争议与深化:“现代性”“文学性”“历史性”研究三线并举

  

   1997年末,以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导火索,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在国内知识界成为热点。1998年“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出版,同年,一场名为“重话‘文革’时期文学”的学术对话会由中国社科院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这一时期,卫慧、棉棉等作家在市场上“走红”,《萌芽》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拉开帷幕,文学的市场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中,“再解读”思潮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

   将这一时间节点作为“再解读”思潮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原因在于消费主义正使得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日渐边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研究界的关注点集体转向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文学史研究选择“现代性”作为与社会现实对话的切入点,90年代初唐小兵、李杨等人讨论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问题正式浮出水面,对于左翼文学的“现代性”角度研究,成为“再解读”思潮中与“文学性”“历史性”研究并行的新线索。

   由于学界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并没有统一定义,本文有必要对“再解读”思潮中的“现代性研究”进行界定。“现代性研究”往往以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为入口与佐证,试图溢出文学本身,对同时期的社会形态、组织生活、经济形式等历史问题作出研究,进而在古今对比中以批判性的态度与当下社会进行对话。

   “现代性研究”脉络中的典型代表是旷新年的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中,旷新年从动机的正当性上质疑洪子诚与陈思和对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的研究态度,认为无论是在“一体化”还是“潜在写作”的脉络中,这一时期的文学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旷新年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似乎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以及更高的评价[8]。他还从肯定“十七年”时期工业、农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认为“十七年文学”因准确地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基础,而对历史和现实产生重要的启示性意义[9]。这种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寻求互证关系的尝试,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与影响。“现代性研究”意味着研究者找到了一种将这一阶段左翼文学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对读的视角,尽管结论仍有待商榷与审视。相较“历史性研究”与“文学性研究”,“现代性研究”的对话者并非只面对现当代文学界内部,而是试图与知识界甚至整个社会进行对话。

   然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是,这类“现代性研究”的可信性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准确、全面的理解之上,因此,类似旷新年等研究者的成果饱受争议。这一代文学研究者相比于上一代,明显有了更多溢出文学边界的尝试,以及更宽广的文化视野。但由于自身学养传承的限制,也受到更为细致的学科划分以及复杂的话语权归属的影响,这类研究无论在文学研究者眼中,还是在面对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时,都很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包括唐小兵、李杨、旷新年以及蔡翔等学者的研究在内,“再解读”思潮中的“现代性研究”总是能够让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却因为缺乏一种必要的准确性与完整性而毁誉参半,难以真正参与到文学史的建构之中。

   之前在思潮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形成的“文学性研究”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新的变化。李杨从2000年开始,在《抗争宿命之路》的基础上,发表了《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载《黄河》2000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并于2003年出版了《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李杨通过对“革命文学经典”的细读,挖掘出文本隐藏的“儿女”“鬼神”等改头换面了的传统民间文学因素可能带来的审美感受。作者也对这一阶段的文本进行了解构(例如质疑朱老忠、冯老兰等人物行为与阶级身份不符),但这种解构的结果是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中“穿帮”的叙事与设计,也成了文本“可读性”的组成部分。张清华在2000年发表的《当代文学中的皇帝婚姻模式──一个男权主义批判的视角》,从原型与叙事学的角度对《在悬崖上》《青春之歌》以及孙犁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作出了解释,并以此作为这些文本文学性的重要来源[10]。2003年发表的《“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从精神分析与潜意识的角度揭示了《青春之歌》内部的复杂,这种复杂使得《青春之歌》在承担了意识形态的“任务”之余,仍体现出值得重视的文学性[11]。

   尽管李杨曾经在文章中表示出对陈思和“民间”研究的质疑[12],但他与张清华从叙事学角度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分析透露出与陈思和、黄子平等人的传承关系。可以说,由陈、黄划定的一些范畴,直到李、张的文章出现,方才得到了足够详尽、丰富的阐释。

   在以李杨和张清华为代表的“文学性研究”中,来自人类学、原型批评、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等西方理论方法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李杨谈到《青春之歌》内部的“情爱叙事”时,就仿佛是在替罗兰·巴特完成一种未尽的“解构实验”[13]。而张清华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中“皇帝婚姻模式”“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等类别的厘定,及至后来“类史诗”“类传奇”“类成长”等叙事模型的划分,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原型批评意识。在这一思路下,让左翼文学在既往的政治意味之外重现生机的,则是一种与人类学视野息息相关,从个体与集体无意识拓展开来的精神分析视角。

   2003年召开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实现了对之前“再解读”思潮发展过程的回顾。在这次会议中,以赵园、钱理群为首的研究者正式将40年代文学融入到后来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的整体中,使得对这段文学史的叙述更加圆融贯通。在洪子诚的发言中,还表现出使“再解读”中两条研究路线的矛盾清晰化的趋势。他认为90年代出现的几种理念有将复杂研究客体进行“二元对立”的缺陷,其中就涉及到“‘官方’与‘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14]等概念,而这正与陈思和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性研究”脉络有关。由陈思和提出的“民间”范畴正从“原型”与“潜结构”的角度为重新评价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提供了一条宽阔的路径,但不少“跟风”的研究会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忽略特殊的历史环境。这样的研究会给人一种“新见迭出”的错觉,并可能使原本就已浑浊模糊的历史本身变得更难以理清。以“历史性研究”为主的洪子诚针对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在“再解读”思潮内部出现自我回顾的同时,“历史性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1999年出版一方面回应了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疑虑;另一方面确立了当代文学“历史研究”的典范,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时,文学机制等文本之外的历史因素可能比文本更具有阐释的空间与意义。延续着“历史性研究”的路线,程光炜在世纪之交发表的一系列聚焦于40年代文学现场的研究文章,进一步在现当代文学的范畴中发展了“考古学”式的研究方法[15]。

   而贺桂梅的研究成果,使“再解读”思潮中的“历史性研究”在深化之余,呈现出了某种“转变”。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等文章进一步将对左翼文学的历史研究从文本延伸到作家身上。她这一阶段的研究,隐秘而强烈地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史、革命史、精神史的研究连接在了一起。由此,“历史性研究”与“现代性研究”出现了交叉,而这也正对“再解读”思潮第三阶段形成了一个“前引”。

  

   四、沉潜、分化与转向:“再解读”思潮的第三阶段

  

大概在2005年前后,“再解读”思潮的发展出现了一段真空期。在上述三条线索上的“再解读”研究都产生大量研究成果后,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已经相对完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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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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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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