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 次 更新时间:2020-04-08 2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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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徐勤《地球大势公论》的写作计划甚大,其《总序》称:“今略举斯义,目分为五,所以开民智,保种族,存中国,新地球,五洲之棼乱,得所统宗,亿兆之愚顽,知斯趋化而已。”由此可知其宏大的主旨,且该文将分为“五目”。然徐在《知新报》第2、3、4、5、10、11、12、13、20册上,断断续续地刊出了《总序》《一、总论亚洲》《一之一、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一之二、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一之三、论日本自强之故》之后,便结束了。即五目中的一目还都没有写完。也因为没有写完,徐的总体性观点即“地球大势”尚未展示,只能看到各章的基本观点:《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提到了英俄互争是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国若能“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诸项,即可以自立。《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称俄国虽有诸多强项,但因其“霸道虐民,威权无限,议院弗立,私利其国”,不可能称霸亚洲。《论日本自强之故》强调了日本明治维新变学术、变学校、变科举(考试)。(日本自强一章似未完)这些内容大约皆属于“人事”(人的奋斗)之类。由此,我们能够从徐勤的文章中再次看到康有为“洪水说”“地顶说”的内容,也可以看到“地运”的概念,但还不能解读内在的意义。

  

   (二)刘桢麟的说法

   刘桢麟,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刘在康门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因其在顺德同乡、澳门赌商何连旺(也是《知新报》主要出资人)家中授馆,课其子,是与《知新报》空间距离最近者,也是最主要的撰写人。刘在《知新报》上发表了15篇政论文,其数量是康门弟子最多者。43其中涉及“洪水说”“地顶说”者,为《地运趋于亚东论》。

   《地运趋于亚东论》亦是以“星地”“阴阳”“轮回”“世运”等宏大主旨为开篇,由此推导到“天道”“地运”:

   ……庸知强不终强,弱不终弱;泰否相易,六位以之乘除;元黄继兴,三统因之代禅;而今日天道之推移,地运之趋变者哉。传曰:物莫能两大,此衰彼其兴乎。理势然矣。桢麟曰:大地之转机,百年以往,由东而趋于西焉;百年以来,由西而趋于东焉;千年以后,合东西而为一焉。百年以往,吾得观之史氏之言;千年以后,吾惟俟之蓍龟之验。语曰:夏道不亡,殷道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吾今且谬为之语曰:亚洲不蹶,美洲不兴,欧洲不亡,地球不一。今百年之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刘桢麟以上所言,与“大同三世说”相关。其言一百年之前,地运是由东往西;最近的一百年,地运是由西往东;而一千年之后,东西将合为一。这种合一,自然是“世界大同”,即地球合一之后,欧洲也会消亡之意。刘由此说明一百年前地运由东往西的具体进程:

   圆球之肇辟也,昆仑地顶,大域所祖,洪水陆沉,人类以孳。故上古之世,地正赤线,印度为造国之初桄,类衍黄人,有鸿实华氓之鼻祖。其后或为亚当之族,或为亚闪之裔,或为雅理安之遗,或为挪亚之后,或为高加索之种,择土界居,迁宅邦壤。于是波斯、亚述、埃及、巴比伦跗背接踵,兴于中国虞、夏、商之世,域于亚细亚、小亚细(亚)之间。所谓地运由东而西者一也。中古之世,高加索之族,实徙西洲;诺威氏之伦,滨居海峡。其时巴比伦、波斯、犹太诸强国,渐次沦胥,而回回、峨特狄诸种,继兴西北,肆其虎蛆之性,逞其蚕食之凶,蹂躏诸部,纵横欧亚,其回部乃辟地至地中海之滨,峨特狄且雄据于英伦三岛。所谓地运由东而西者二也。近古之世,远则有土耳其灭罗马,以取希猎、地中海南岸之全土;中则有蒙古平印度,以至钦察、俱蓝、马八之境;近则有英、法人越西洋,以扩南北(阿)美利加之大陆。发千年之动力,成两洲之巨观。所谓地运由东而西者三也。抑吾闻之,欧洲教俗,半沿五印之遗;西都文明,率守犹太之旧。且算法借根,绳东来之绪焉;切字拼文,演天竺之籁焉;结室树宅,蹈犹太之轨焉;军械炮铳,获蒙古之余焉。由前而观,其势变之趋之如比;由后而观,其术业之趋之如彼。苍苍两域,如日方欹,滔滔横流,犹水就下,夫岂复知巨浸之忽起回波,大地之骤生转力哉?

   由此可以再见“洪水说”“地顶说”。印度是文明之初始国,其人种后繁衍为“亚当”“亚闪”“雅理安”“挪亚”“高加索”人;欧洲教俗、算法、文字,都受到了印度文明的影响。刘桢麟宣称“地运”在“中古之世”乃至“近古之世”继续由东向西,一直越过欧洲而到达美洲。刘的世界历史知识是不完整、不准确的。且不论亚当、挪亚是《圣经》中的人物,“亚闪”可能指“闪”,即挪亚的长子,“雅理安”(雅利安)人即“高加索之种”;奥斯曼帝国攻占的是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蒙古的军力并没有“平印度”;而“峨特狄”的历史更是无法解读。

   从论题来看,刘桢麟的《地运趋于亚东论》是要说明“地运”已经到达了亚洲的东部;但他叙述了西方势力的东扩后,并没有继续说明“地运”如何“趋”,而是要求“变法”:

   然则中国将何以自立于亚东乎?夫豪杰不拘牵以自敝,智者必乘便以图功。方今世变已新,地力回转,推全球屡变之运,将穹而返之古初,合五洲纵横之机,必萃而归之中土。吾友梁卓如所谓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变之在人,不如变之在己。使其振刮整顿,急起疾趋。尽举其柔愚文饰壅塞箝制之积习而扫除之,贪滑虚妄昏惰骄蹇之性情而湔涤之。力求其通明便利敏疾之新业而张陈之,力陈其俘虏败亡偿割之旧耻而激厉之。扩其智慧,注其精神,鼓其血气,奋其羞愧。五年之内,强国动色而相惊;二十年之间,万国敛手而待命。亚洲之坛,将谁主之?太平洋之枢,将谁扼之?

   “变法”是“人事”(人的奋斗),是“豪杰”“智者”之为。刘桢麟虽然谈到了“地力回转”,称“运”将返之“古初”(印度?),“机”将“归之中土”,但强调的还是“变之在己”,倡言“扫除”“湔涤”“张陈”“激厉”等“人事”。他在文章的最后,继续宣传“大同三世说”,称言:“又何东西之有耶?而又何趋变之有耶?”44即不分东西、不再趋变的“世界大同”。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和“地运说”的含义还是看不清楚的。

  

   (三)梁启超的说法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头号门生,此时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宣传康的思想。在徐勤、刘桢麟的前引文章发表之后,梁在《时务报》上发表《论中国之将强》,继续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所言皆是“人事”——兴办各类学堂以造就人才、以勤劳和低薪从事机器加工业加入全球竞争、到南美洲殖民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以能对抗西方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以能挽救中国而不被瓜分。随后,梁笔锋一转,谈到“地运”:

   吾闻师之言地运也:大地之运,起于昆仑。最先兴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伦,而埃及。渡地中海而兴希腊,沿海股而兴罗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兴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兴法兰西,穿海峡而兴英吉利。此千年以内,地运极于欧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兰,若瑞士,若德意志,则咸随其运之所经,而一一浡起。百年以内,运乃分达,一入波罗的海,迤东以兴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兴美。三十年来,西行之运,循地球一转,渡大东洋以兴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运率甚速,当渡黄海、渤海兴中国。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以为之过脉,今运将及矣。东行之运,经西伯利亚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昔终始五德之学,周、秦儒者罔不道之,其几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以人事言之则如彼,以地势言之则如此。45

   梁启超的文笔真是清楚明白,用最简单的文字一下子道出了底蕴。原来零散记录、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洪水说”“地顶说”,一下子具有了“逻辑性”,展现出其条理与意义。“洪水说”“地顶说”的最终结论是“地运说”,就像康学“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的最后结论是“大同三世说”一样。我不知道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时是否区别听众,向所有人传授“洪水说”“地顶说”,而仅向梁启超、徐勤等人传授“地运说”?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46

   对照徐勤、刘桢麟对“地运”的描述,梁启超的叙述方法是去掉枝蔓,突出主线——不再提“洪水”,不再提“四大金龙池”,甚至也不说“地顶”;山岭与河流全都省略,只说海洋与海岸;详细的历史进程全都省略,而是在地图上直接画出明确的路线:从昆仑到印度,再到波斯、两河流域、埃及,跨地中海而希腊、罗马、意大利,沿地中海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至英国,随后进入欧洲大陆即荷兰、瑞士、德国;其后的“地运”路线最为奇特,分为两支,一入波罗的海,向东往俄罗斯,一入大西洋,向西到美洲;向东者经西伯利亚到中国,向西者经太平洋、日本到中国。“十年之后”,即1907年,“两运并交”,“地运”也将到达最终目的地,即“中国之强盛,将甲于天下”。就以上“地运”路线而言,梁的说法虽是简洁版,但说出了徐勤“世界大势”的结论,说出了刘桢麟“地运趋于亚东”的结论。若将徐、刘、梁三人的解读放在一起阅读,可以看出康有为“地运说”的基本轮廓和主要论点。

   康有为的“地运说”虽有地理形势与交通进步的外表,但其核心是“命定论”,具有超越“人事”(人的奋斗)的神秘力量。梁启超将之与“五德终始说”相连接,并称“周、秦儒者罔不道之”。梁援引《易》称“其几甚微”,即其征兆极其微小,并称“其理可信”。47既然是一种“命定论”,不免与“人事”(人的奋斗)相冲突,梁自辩称:“以人事言之则如彼,以地势言之则如此”,即“人事”与“地势”(地运)可以彼、此同时存在。

   在戊戌的时代,康有为及其弟子在公开舆论中大力倡导变法维新,所言之主旨,皆是“人事”(人的奋斗)。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更是万口传颂。康有为作为一名“先知”,可以知天命,可以解地运,以能“创制立教”;但一旦将“地运说”说破,在此类“命定论”的观念之前,“人事”(人的奋斗)将会变得缺乏意义。且以当时人的好恶与知识水准,对多具“命定论”色彩的“地运说”可能会不感兴趣,甚至斥责,梁亦为此而自辩:“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论而非毁之者也”。由此似可以解释,为何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中未录“地运说”?康可能没有说,或没有多说;为何徐勤、刘桢麟没有说出“地运说”的最后结论?他们或许未能充分理解,或许不便说透。也只有像梁启超这位思想敏锐、年轻气盛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打穿后壁,说出了“地运说”的底蕴,就像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公开宣传“大同三世说”一样。只不过他那简洁版的言辞,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列名为康有为弟子的香山举人张寿波亦在《时务报》上发表《欧亚气运转机论》,说的是“气运”,亦谈到“转机”,论点与康门弟子所言“地运说”有较大的不同。该文主要谈航海与铁路,主张利用俄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与英国争夺远东商路之机,奋起维新,继而能收回权利,并没有“命定论”的色彩。48张寿波与康有为的关系较远,思想上也不紧跟,长期住在香山、澳门,可能没有受到康的“地运说”之传授。

  

   四、结语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宣称人类文明起源于昆仑,通过四条河流而分布四域,此即人类文明的同一性、同根性,即康所称的“万国同风”;而印度、波斯文明,沿地中海传播到欧洲,此即否定了西方文明的原生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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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0,(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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