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7 次 更新时间:2020-04-08 2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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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多为奇异之事。

   仔细解读《地势篇》,我的感觉是,此篇决不可能完成于“二十岁前”即1877年,也不可能完成于1886—1887年(即光绪十二三年);应该是完成于1899年之后,即康有为在《清议报》发表《阖辟篇》等九篇之后,即康离开日本前往北美之后。从“康学”的学理来看,“地势说”明显是由“地顶说”发展演变而来,“地顶说”的前提又是“洪水说”。至少在1898年之前,康并没有放弃“地顶说”和“洪水说”。其一是1896年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这是一个时间的坐标。黎当年录下大量“洪水说”“地顶说”的言说,却丝毫不见“地势说”的痕迹。如果康于1896年已经形成了“地势说”,又为何在万木草堂不说?如果康说过,以黎之手勤笔健,必会留有记录。其二是1898年底康有为在日本所写的《我史》,内称“光绪十三年……推明太古洪水折木之事,中国始于夏禹之理,诸侯犹今土司……三代旧事旧制,犹未文明之故”,这与康在万木草堂所言“洪水说”“地顶说”极其相似;而“折木”又似为黎祖健所录的“郁珠”“槃木”,很可能是“阴沉木”(乌木)。这又是一个时间的坐标。就我研究康有为思想的经验而言,康何年所言,应视作该年的思想;即康1898年言1887年(光绪十三年)之事,应视作1898年的思想来看。《地势篇》中没有“洪水说”,整个《康子内外篇》十五篇中皆没有“洪水说”,说明“洪水说”已被康放弃;而《我史》中又没有“地势说”,说明此期“地势说”尚未成型。两者互校,只能说明“地势说”产生于1899年之后。

   由梁启超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又可以为此提供佐证。1897年,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康有为弟子韩文举任教习。湖南时务学堂学生陈其殷提问:

   洪水之患,地球皆同。若为金星所吸,则地球不能同时被难。若流质未定,则夏巢冬窟乃逃却也。况地球成质不知几万万年,岂四千年前水尚未干耶?抑地球洪水之患在禹以前耶?

   教习韩文举答曰:

   洪水之患一定在禹以前。洪水平后,人类乃生。论地球之始,是热气一道,运动不已。热气稍减,则凝为地薄皮一层。其后热气喷动,热度又减,其气化为水,观夫水之遇热则化为气,热减则复凝为水,可知其理矣。若论金星过界,乃西人考出,地球同时被其吸力所吸,则地球同时被劫,可知也。安能必其吸某处不吸某处耶?26

   康有为弟子在湖南时务学堂传播康的思想,继续讲授“洪水说”,强调了夏禹,强调了洪水之后方有人类。而与地层加厚、水气互换相类似的说法,康在万木草堂亦有讲授。27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问:

   ……A字泰西元音耶?何二十六字母中带A独多?抑闻习西文须习拉丁文,始能译西书,其说何也?

   总教习梁启超答曰:

   ……a字乃天地之元音,此语极通。a e i o u五字为二十六字母之元音。a又为元音之元音。泰西字母导源于拉丁,拉丁导源于希腊、叙利亚,希腊、叙利亚又导源于印度,故梵文为各国字母之所溢出。叙、希、拉之后,变为今英、法、德、俄之方言,此其一派也。又由梵文变为唐古忒文,又变为蒙古文、满洲文,此又一变也。近日本僧空海所造之和文,亦本梵文,又一派也。大凡各种文,其发端第一字母,皆同此音,或读如“阿”,或读如“呀”,或读如“伊”。要之,为元音之起点同也。其理甚长,《皇朝通志·七音略》亦可略见其源流也。28

   这是明显的西方文明来源于印度说。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称:“罗马之政教,出于波斯,波斯出自印度,印度语言文字,皆本天竺,音用支歌麻韵。”又称:“歌麻为天地元音,人始生落地即曰呀,泰西声音多用歌麻韵。”这两句话的意思不太清楚,通过梁启超的此番解读,方可明白,康有为将各类表音文字归为一个来源,即从印度发生,经过中东(波斯、叙利亚)传到欧洲。梁启超再继续说明,不仅欧洲表音文字来源于印度,蒙古文、满文、日本的假名体系之类的表音文字也都来源于印度。各类文字以a作为最主要的原音,又说明属于同类同源。这种文字即文明的传播方式,与“地顶说”相关联。而我在《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没有发现任何“地势说”的痕迹。

   以上所录《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与“康同璧家藏本”相校,文字仅小异,不影响基本意思;而最大的差别是,《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此后还有两段文字:

   墨西哥当有文字、政教之时,不知当中国何世?想必在五千年前羲、农以上世矣。何以见之?以地球论之,今日昆仑是为地顶,亚、欧二洲占地独多。当墨西哥、秘鲁盛时,其洲地必广大。迨地运过矣,田为沧海,故今日为太平海,陷于彼而突于昆仑。然则昆仑之盛,亚墨之消也。故谓墨西哥、秘鲁政教必先于印度也。

   地球人民之盛,视其绕日之远近。当其始,与日甚近,则热太甚,人不能当之,惟有大草大木盛焉。西人谂石质层,谓地下之煤为大木所化是也。绕日渐远,大禽大兽出焉,西伯利部有巨兽骨是也。若夫人类之生,亦视地球之向日。昔者,蒙古以至西伯利部当赤道温带,时政教、文物必尝一盛。易一亦云金、水星近日,当有草木鸟兽,不当有人类。火星行亦远矣,人物亦当衰。此说似也,然乌知彼星人类不多含热质或冷质,又能生乎?若海王星者,离日甚远,望日若第六七恒星,其光甚微,其热甚少,或难生人类矣。若乾冷至极,不止无人类,殆草木禽兽俱无,其仅有菭乎?29

   这两段话,包括的意思甚多。前一段文字称墨西哥、秘鲁的文明早于印度,相当于五千年前中国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即早于夏禹的“洪水”时代(康前称为四千年)。昆仑只是今日之“地顶”,最早的“地顶”很可能在中、南美洲一带,随着“地运”的变化而消失,当时墨西哥、秘鲁所在大洲的主要部分已经陷于海底,成了太平洋,昆仑由此突起成了新的地顶。后一段文字称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和夹角前后有变化,即最初地球离太阳较近,温度太高,以后逐渐变远;最初的赤道在蒙古到西伯利亚一线,以后向南移动。太阳系各星球与太阳的距离不同而温度不同,其生命是否存在及存在形式也因之不同。金星、水星离太近,火星太远,可能有人类,但这些人类可能“多含热质或冷质”,否则无法生存;海王星离太阳太远了,不仅没有人类,可能只有“菭”。康有为此处又有了新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地运”两字。

   由此对照“康同璧家藏本”,前引这两段话在《肇域篇》之末尾,即《康子内外篇》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两段。而在这两段话前,《肇域篇》还有相应的内容,录之于下:

   ……以地球论之,政教文物之盛,殆莫先于印度矣。印度枕昆仑,中引一脉,敷散平原,周阔万里。欧洲及亚非利加为左翼,中国及南洋诸岛为右翼。印度居中,于昆仑为最近,得地气为最先,宜其先盛也。至于佛,盖其末法矣。中国在昆仑山为东龙,先聚气于中原,自汉以后,然后跨江以至闽、粤,跨海以至日本。盖地球之运固如是也。波斯、犹太于昆仑为西龙,故其文物次于中国。欧洲最远,故最迟,至罗马而乃盛也。印度政教最先,无疑也。

   就西人所引,文学政教多得于印度者。以算法言,得于印度,然则其以借根为东来法。所谓东,即印度也。印度有塔,经文多称廔阁。西人之室,多为楼塔,然则楼塔出自印度也。欧人文字左行,以音成字,与印度同。所谓我家闻根教,清净在音闻,则文字出自印度也。西人礼拜,牧师、神父以不娶行教,称师历而不称君历,出自佛教也。盖佛教不娶,人无妻子,则无所累,然后轻万里,重九译,□以行其教。故其教丕冒,最远几于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行矣。达摩挟衣钵而东来,利玛窦挟图器而西至,隋通日本,唐使新罗,咸赖僧人以通国事,其效固然矣。

   以教政文物为莫先于印度,未敢知也。墨西哥、秘鲁近掘得前世城郭、殿宇、文字,其无人通之,盖已经一劫矣。科仑布未至之先,已成狂榛世界,然则又先于印度矣。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殿宇有中土之制,当时文物必经累圣制作而成。岂知昔所号称君相者、圣人者、礼乐政乐者、文字者,一举并灭,人民冥冥,至不知舟楫。哀哉!然则灭国为小,灭教为大;灭教为小,灭民类为尤大。然则中国累圣之政教文字,其又可恃以万世耶?印度中弱于汉,罗马中弱于唐。民皆自智而遇,近虽日智,又可恃耶?阳极则阴生,至哉《易》理!周流六虚,莫出范围矣。30

   我没有看到《地势篇》“康同凝家藏本”之原件,不知其最后两段是同纸连前文所写,还是另纸所写。若是同纸连前文所写,则《肇域篇》是由《地势篇》最后两段发展出来的新篇;若是另纸所写,则还有一个可能,即中间有缺页,原本就是《肇域篇》之尾页。但不管结论为何,《肇域篇》的内容确实是接续《地势篇》的:一、再次谈到昆仑,但只讲了中龙、东龙、西龙,没有讲北龙;二、再次说明欧洲文明深受印度文明的影响,数学、建筑、文字和宗教教规(禁欲)。其中“欧人文字左行,以音成字,与印度同”一句,说的是表音文字,与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极其相似。三、提出在印度文明之前,中、南美洲已经出现了更早的文明,但该文明被中断了。从康有为对印度地理形势及文明发展的叙述来推断,《地势篇》及《肇域篇》两文可能完成于康1901年到达印度之后。从康言“墨西哥、秘鲁近掘得前世城郭、殿宇、文字,其无人通之”来判断,从康言“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殿宇有中土之制”来推断,两文又可能完成于康1905年底或1907年先后两次到达墨西哥之后。31而到了这个时候,康已经接触到更多的文明,获得了更多知识,不得不放弃“洪水说”——美洲和印度皆没有洪水,且须注意到中、南美洲可能具有更早的文明,可能是更早的“地顶”。而对于该处文明的消失,康称“田为沧海,故今日为太平海,陷于彼而突于昆仑”,讲的是地壳运动,即原来的美洲大陆下陷为太平洋,而昆仑由此突起。我还真难判断康从何时何处得此说法,但可以肯定,应该是康去了北美之后。值得注意的还有,康提到了“地球之运”。

   我之所以认定《康子内外篇》是完成于戊戌之后的作品,最主要的根据是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康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的哲人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有所施行。由此,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强调西方亦在采用“孔子之教”。康称言:

   后世不行“谋及庶人”之制,“与众共之”,“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皆西人议院之意。(今西人有上议院、下议院,即孔子之制。)

   孟子用贤用杀皆听“国人曰可”,亦“与众共之”义也。西人议院即是。

   外国有十二绅士曰租棃,必俟画押然后定,即“疑狱,汎与众共之”也,知外国亦合孔制。(外国亦何能出孔教耶!)

   外国国用亦由议院年计,亦是“冢宰制国用”之法。32

   而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国家政治学”按语中对西方强盛与《六经》经义的关系,说得更加彻底:

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谓“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也……故凡泰西之强,皆吾经义强之也,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故中国所以弱者,皆悖经义而致弱者也。吾中囯法古经之治足矣,本非取于泰西,所以可取者,参考其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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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0,(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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