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20-03-29 00: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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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  
甚至有点“陈词滥调”。但它关注身边正在发生的已知事物,表达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它不指向历史,而是指向现在。

   精英艺术所追求的形式史、天才的发现、创造性等等,的确很不错,它构造了一个未知的“更好的世界”;相比之下,陈词滥调、缺乏新意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经常不得不面对一个已知的“更坏的世界”。民间通俗文艺在审美形式上的“陈词滥调”,相对于那个我们无法躲避的“更坏的世界”(比如腐败、邪恶、虚伪、苛政、弱肉强食、狼狈为奸)来说,更具有针对性。它只能用那些“陈词滥调”去回应那个恶习不改的坏世界,你不改它就一直在诉说,因而就显得“重复”、“唠叨”、“陈词滥调”。正是这样,民间文艺才显示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才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比如《诗经》里那首名为《硕鼠》的诗歌:“大老鼠啊大老鼠,你不要再吃我的谷,多年来我一直容忍你,你却连我的生死都不顾……”。这里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和审美创造性呢?它不过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因此一直流传至今。这不是文艺的美学问题,而是文艺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为大老鼠至今在肆无忌惮地吃老百姓的谷子。

   一首幼稚的民间歌谣也许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社会贤达们正在用现代理性和法律逻辑来解决问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说法,现代市民社会的理性思维和法律体系,代表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意志”,一种“假定的目的”成了人们行为的尺度。它取代了建立在人的情感或血缘基础上的生命“本质意志”。取代方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将“情感”、将乐意和不乐意,转换为货币等“数量单位”【13】比如用三两银子取代50斤痛苦。所以,现代社会的人都成了数学家,并渐渐患上了慢性“痛苦坏死症”,每天靠吞食大量“数字胃舒平”维生,用数字来治疗精神的痼疾。

   对“痛苦”的敏感,是一种弱者的“自我保护”本能,它构成了民间文艺形态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解“痛苦”的办法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游戏”(文艺的本质),一种是“爱”(近代宗教的本质)。这两种方法都能增强肉体的遗忘功能。考察中国精神史,这两点都很成问题,此处无法展开。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剩下的就是传统的民间文艺了,它一直“怨妇”似的在自拉自唱,它不但不会产生“遗忘”效果,而且还强化了痛苦记忆。这种记忆也是历史恶性循环的一个心理根源。

   今天,传统暴力已经改头换面了,直接暴力变为间接暴力,数字就是这一转换的中介。逃避“痛苦”的唯一途径,只能与数据(金钱的数量、官衔的级别)相关,你占有的数据越大,逃避痛苦的能力就越强。由于“数据”取代了“情感”,使得“痛苦”这种东西脾气十分古怪,它不喜欢官员和老板,也不怎么喜欢“小资”、歌星、白领,而是喜欢卖大葱的农妇,进城市的民工,钻进煤窑的矿工。因为这些人占有的各类数据最少。法律意义上的所谓“平等”,时刻都会遭遇到来自数据的瓦解力。这是现代社会的计量化,为农民和工人备下的一个美丽而致命的陷阱。在这里,“精英美学”与民间文艺相比,是苍白无力的。

   当代文艺生产机制的转变以及生产结构的转型,导致了文学生产功能的转变,它由传统的精英主义美学功能转向大众通俗文化的抵抗功能;它由少数精英分子垄断的美学生产转向大众的美学复制;它由精英美学对形式的审美转向大众文化对内容的消费;它由单一的政治宣传功能转向了多元的微观意识形态对话功能。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当代文学理论与其说是关于文学自身的理论(文学的本质、文学审美形式和创作规律等等),不如说是关于文学实践的理论——文学实践有何意义?这种实践如何创造和再现当代经验?文学生产究竟有没有可能重塑“主体”?文学生产和消费怎样改写、塑造人的属性?或者人的属性究竟是原生的还是给定的?文学生产如何支配消费心理,以及这种心理与社会心理的对应关系是什么?传统的宏观权力机制如何变成一种“话语”?文学生产究竟是形成了一种抵抗力量,还是成为了一种新的压抑方式?等等。所以,对任何一个传统文学理论概念的梳理和研究,都成了对这种概念的生产、流通机制的研究。事实上文学理论已经转向了广义的文化理论。文化理论就是一种实践理论,换句话说,文学研究(理论)既是一种介入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也是一种文学实践。

  

   五、阐释和交流的可能性

   审美经验变成了消费快感,精神符号变成了消费符号。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商品化的起源。面对这样一批特殊的商品,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传统文学理论)的分析、阅读方法,也就是迷恋于“形式-内容”相互阐释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

   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下,关键在于要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背后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14】

   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现了隐藏在商品背后的秘密,也就是商品形式所隐含的内容(对于文学来说,就是隐藏在作品形式背后的内容),或者说,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古典经济学陶醉在对商品形式的内容阐释中,研究商品生产消耗了多少劳动量,并进而判断商品的价值。其批判性就消失在这一研究过程之中。

   马克思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在于,他没有满足于对商品秘密(商品形式背后的内容)的揭示上,而是进而发现了商品形式自身的秘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尽地阐释了这一秘密的具体内容,包括对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分析、对劳动力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及其去向的分析。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一发现的方法论意义,并要使它与文学阅读(消费)相关。

   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我指的是都市化进程中文学发展自身的历史逻辑。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数量”代替了“质量”,发行量成了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交换价值(服从于市场的“他律”原则)代替了使用价值(物质的、认识的、伦理的、审美的)。在交换价值(市场规律)支配的文化背景下,一切价值都在力图走向“无差异性”,以便成为一般交换的等价物。于是,所有的价值及其相关的词汇:自由、苦难、正义、美,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语义。在这种语义(词汇)逻辑与市场交换逻辑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漠视使用价值(词汇应有的语义)。这就是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符号民主和价值危机。

   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无意识”不是思想本身,而是一种“形式”,一种外在于思想的形式。符号秩序恰恰就是这样的形式秩序。【15】所谓的“主体性”,以及主体劳动的产物:物品(作品),成了这种符号秩序里的一个环节,使用价值在交换价值面前消失无踪,消失在社会供求关系之中。物品(作品)因此获得了另一种本性,即与物品生产的劳动量无关的商品价值,或数量价值。文学作品就这样成了流通物、交换物。于是,作家、作品这样一些封闭的文学概念,变得无足轻重了,没有独立的美学意义了。这对文学批评是一种新的挑战。

   但是,既然传统文学批评对作品的形式,以及隐藏在形式背后的内容的解析无效,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完全忽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放弃对“质量”问题的分析呢?是不是只需要研究文学产品的消费(销售)的数量问题呢?毫无疑问,这只能导致对“文学批评”的取消,把一切都拱手让给了“商品无意识”的自动过程,以及市场销售的规律。阿多诺认为,辨证的文学社会学(或文学批评)关注文学文本的质量(形式分析),不仅仅是为了解释它的社会功能(它的影响或成就),而且也是为了确定它的意识形态的或批判的功能。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阿多诺认为,艺术质量问题,首先是“手段”与“目的”是否相适应的问题,“同时也是目的本身的问题,即目的是在于操纵公众呢,还是在于精神客体自身”。【16】与一个力求解决现存的政治、哲学或美学问题,并首先考虑文体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的作家相比,那些追求畅销的作家更会轻易地运用通俗的手段,以便满足商品营销的目的。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文本形式的阅读、分析基础之上。

   所谓的“文化批评”,也正是在对文本的阅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文本阅读”不只是局限在白纸黑字的文字符号上,图象符号、声音符号、时尚符号、行为艺术符号等,都是阅读的对象。

   必须警惕一种对“符号民主”盲目乐观,而忽略商品交换二重性的另一面(价值危机)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对丰富多彩的符号的把玩中自得其乐,就像“泡吧”一样,陶醉在符号消费的快感中。这是一种貌似精细、客观的批评。詹姆逊指出:“与其说批评过程是对内容的一种解释,不如说它是对内容的一种揭示,一种展现,一种对受到潜意识压抑力歪曲的原始信息、原始经验的恢复:这种揭示采取了一种解释的形式,说明为什么内容会这样受到歪曲;因此它与对潜意识压抑方法本身的描述不可分开。”【17】

   【1】【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2页,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21-22页,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3】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新青年》杂志2卷6号),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2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4】周作人:《人的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101-10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16页,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6】【俄】鲍·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托多罗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24页,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7】 【俄】维·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同上,65页。

   【8】 【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80-81页,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9】 【俄】米·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巴赫金全集·周边集》,186-188页,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0】【加】诺斯洛普·弗莱:《批评之路》,18-20页,王逢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德】 席勒:《美育教育书简》,13页,冯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2】【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57-58页,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3】【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172-173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5页,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5】【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26页,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6】【德】阿多诺:《论艺术的社会学》,陆梅林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37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17】【美】佛雷德里克·詹姆逊:《元评论》,王逢振译:《快感:文化与政治》,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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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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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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