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约瑟芬·穆岑巴赫尔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8 次 更新时间:2020-03-27 10: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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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  
以及相关法益的意义”。

   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举例证明,在准1973年11月23日颁行的《刑法》第4修正过程中,当时已就《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第6条是否维续和刑法第184条进行过合并讨论。为论证某类书籍是否会对青少年产生危害,立法者曾邀请社会学、性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医学、犯罪学、神学、哲学、法学领域的诸多专家以及刑事警察、社会福利、少年辅助以及教育领域的事务工作者进行过广泛的听证。但刑法修订委员会仍旧认为,上述论证并没有毫无疑义地澄清书籍是否危害青少年的问题。“即使有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也无法提供充分的论据”,即便是上述专家和实务工作者的意见,也“欠缺体系性调查和长期观察研究”。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学术尚未彻底澄清的情况下,立法者有权对危险状况和风险进行评价和决定,并决定是否采取措施”(BVerfGE 49, 89)。此外,“与艺术自由相竞争的其他法益,尤其是《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所规定的父母抚养权,以及第1条第款和第2条第2款第1句所规定的青少年人格自由开展权,均在宪法中享有很高位阶”,这一点同样对立法者在决定书籍是否有损青少年问题上的形成空间,提供了正当理由。而立法者的上述决定空间(Entscheidungsraum)“只有在科学合理性性排除了对青少年的危害可能时”才能舍弃。但刑法修正案的修订过程已经证明,这一可能并未被排除。因此,《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的立法者对于“某类书籍可能危害青少年的判断”属于其评价特权的范畴,并未违反宪法。

   经由上述论证,联邦宪法法院再次肯定,宪法允许立法者在相关问题尚未出现确定的科学结论时,享有“评价特权”和“决定空间”,但其前提是不违反宪法,换言之,是对宪法所保护的相关法益均进行了权衡和考虑。而本案中因涉及相互竞争的基本权利,以及对“无法律保留”的艺术自由的具体化和内在限制的确定,立法者当然享有上述评价特权。而这一特权根据法治国以及民主要求,同时也是立法者的义务,即“对于基本权利实现的标准,应由立法者自身予以规定,而不得将其委托给行政机关”(BVerfGE 33, 125; 34, 52;34, 165;45, 400;47, 46;49, 89)。

   (四)联邦审查局对禁书鉴定人员的选任程序是否与法治国原则相悖?

   《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第8条第1款规定,“为保障本法的实施,设立联邦审查局”(Bundespruefstellen)。该法第9条第2款又规定,“审查局由联邦少年、家庭、妇女和健康事务部部长任命的主席,各州政府任命的一名陪审人员,以及联邦部长任命的其他陪审人员组成。陪审人员的组成人员应包含以下领域的人士:1.艺术界;2.文学界;3.书商;4.出版界;5.青少年协会;6.青少年福利团体;7.教师界;8.教会、犹太教文化团体和其他宗教团体,以及根据上述团体所建议的其他公法团体”。联邦审查局原则只有在该法第11条第2款第1句所规定的行政机关和组织提出申请时,才能做出决定。《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规定了三种不同的做出决定的组织形式。首先,对于根据法院的判决而将相关书籍或内容相同的其他书籍归入禁书名单(《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第18条第1款),由联邦审查局的主席决定;对于该法第15条规定的将某类书籍暂列为禁书名单,以及根据该法第15a条在“案情明显且显著时采取简易程序”,由主席和联邦审查局的另外两名成员所组成的三人小组决定;其他的事项则由所谓的十二人委员会决定,此委员会由联邦审查局的主席、三名州陪审元,以及8名团体代表的陪审员组成。而且,至少有9名委员出席会议时,该委员会才具有决议能力。在决定是否将书籍列入禁书名单时,则需要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二所述,换言之,应至少有7票赞成始能做出。

   本案中,最初将原告出版发行的袖珍小说《约瑟芬·穆岑巴赫尔:维也纳妓女自传》中包含的《维也纳人青春论集》,列入“禁书名单”的决定是由上文所述的十二人委员会做出的;但之后原告申请将该书从禁书名单重删除时,则是由联邦审查局的主席做出。原告在诉讼提出,《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的立法者在规定联邦审查局的组成,尤其是所谓的团体代表的任命时,并不符合宪法的充分要求。而联邦审查局在本案中所做的有关争议决定也因此违反了《基本法》第2条第1款[2],以及第20条第2款和第3款[3]的规定。《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第9条第2款因为对于团体陪审员选任的规定,因为不符合明确性要求,因此是无效的。在原告看来,法治国原则要求立法者对于有关基本权行使的重要问题均由自己决定,选任上述团体陪审员的程序既然涉及公民的艺术自由,就应由立法者在法律中进行充分详尽的规定。而《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对于团体陪审选的选任规定,却缺乏能够在相互竞争的团体进行有效选择,以及对陪审员的专业资质和为完成审查决定所需的特定条件予以有效判断的基准。此外,该规定同样允许并不属于公法团体的世界观和宗教组织参与上述决定,这一规定同样违反了国家在宗教事务上应遵循的中立义务(Neutralitaetspflicht)。因为规定的粗疏,《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事实上将团体陪审员的选任交由行政机关(联邦部长)来完成,这恰恰违反了“立法者应自己对重要事务(wesentliche Dinge)予以规定的要求”,“并为实践中的恣意任命打开方便之门”。

   对于原告的这一主张,联邦行政法院在此前的审查时予以否认,在其看来,“联邦审查局十二人委员会的组织规定,并不因不确定而无效”,“因为法治国原则并不禁止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r Begriff)以及赋予联邦部长在决定团体陪审员的任命时,在自身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必要的裁量权限”,而法律也无须对上述组织以及人员的任命进行具体的确定,因为“该组织的存立或重要性”均有可能在实践中发生变动。

   不同于联邦行政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对原告的这一诉求,却认为具备正当理由。尽管联邦宪法法院并不认为,联邦审查局十二人委员会如原告所言,因为有“私人参与”而违反了民主原则。相反,“这些委员在行使上述职权时,并非私人,而是由联邦部长任命的职务履行者”。由作为向议会负责的政府组成人员的部长任命,已经使这些陪审人员在行使职务时具备了“民主正当性”。《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第110条同时规定,这些陪审人员在行使职务时,“并不受部长指示的约束”,这也同样使民主原则未受侵犯。此外,这些陪审人员行使的职务并不涉及主权,而只是“公共任务的有期限行使”。团体陪审人员的参与,避免了由国家行政机关所组成的官僚机构,对确定列入禁书名单的价值标准,进行独断专行的决定,而使艺术自由等多元价值,均有了表达且相互均衡的途径。联邦宪法法院同样未支持原告对宗教和世界观团体被列入陪审员的质疑,认为各个宗教团体均根据其背景,长期担负照顾青少年的任务,因此允许其参与联邦审查局的事务,并无不当之处。

   但联邦宪法法院却认为,(《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的)立法者对于有关联邦审查局的实质问题,自身不做规定的做法,并不符合《基本法》第80条第1款第1句的“授权明确性诫命”(Anforderung der Bestimmtheit)。根据该条,“法律可授权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是州政府制定法规命令,但授权的内容、目的和范围必须在法律中予以明确”。又根据联邦宪法法院在此前的判决中发展出的“重要性理论”(Wesentlichkeittheorie),不仅特定的事项应由立法者自己规定,而且该规定还必须足够明确和具体。正如联邦宪法法院在接下来的论证中所言,“重要性理论不仅指在回答特定的事项是否应由立法者自身规定的问题,对于这些规则应达到各种详尽程度,同样至关重要” (vgl. BVerfGE 34, 165 ;49, 89; 57, 295 )。而这也衍生出立法者的如下义务,“对于行政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面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应如何权衡限制,应在内容上予以具体明确”,换言之,在本案中,立法者应向行政机关明示,“《基本法》第5条第3款第1句所规定的艺术自由究竟可在何种程度上经由禁书决定而受到限制”。同时,“对于如何设定能够对相互冲突的法益予以权衡的程序”,“立法者同样应给予实质性的指示”。换言之,“立法者又必要设定能够达成上述权衡任务,同时又对艺术自由的保障相适宜的程序”。而联邦宪法法院在此前的判决中,也确认“通过程序规范来实现基本权利,首先是立法者的任务”(BVerfGE 73, 280)。据此,如果“某项行政程序会对基本权利所保护的法益产生直接影响,这一程序就应通过法律的方式予以明确”,而《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显然未达到这一要求,尤其是该法关于团体陪审人员的选任程序规定,尤其不充分。“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应斟酌和调查所有在书籍被列入禁书书目时应予以考虑的最广泛的利益”,因此,“立法者须详尽规定,《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第9条第2款中所涉及的选派陪审人员的团体,以及这些团体应如何选派各个陪审人员,这些陪审人员至少在倾向上能够代表和涵盖该团体的意见”。但《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却并不包含上述规定,也不具备《基本法》第80条所规定的明确授权行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告对于有关联邦审查局组织规范的法律规定,不符合宪法要求的指责,具备合理理由。

   但联邦宪法法院又指出,“在新的法规颁布之前(至迟在1994年底前),《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的上述瑕疵应予容忍”。因为如果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判决而宣告该法因与《基本法》不符而无效,就可能产生如下结果:即联邦审查局自此不再能够从事青少年保护的工作。而为保障青少年人格发展免受危害,尽管现行的《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存在瑕疵,联邦宪法法院仍旧允许其继续存续且发生效力。

   (五)《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是否违反“指明条款要求”?

   原告在提起宪法诉讼时主张,《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同时违反了《基本法》第19条第1款第2句所规定的“指明条款要求”(Zitiergebot)。根据该条规定,“当某项法律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时,必须指明所限制的的基本权的条款”。这一要求在德国法中,除认为具有对立法者的警示功能(Warn- und Besinnungsfunktion)外,对于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也具有“明确化功能”(Klarstellungsfunktion)[4]。但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原告的上述诉求并不具备合理理由,原因是“指明条款要求”仅适用于,《基本法》明确授权立法者可通过法律予以限制的基本权利,而如上文所述,《基本法》第5条第3款第1句中包含的“艺术自由”属于“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因此并不属于这一范畴。

   (六)联邦审查局是否侵害除艺术自由之外的其他权利?

   原告在诉讼中同时提出,《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中“抚养和教育孩子是父母的自然权利,也是其义务”的规定,同样表明“父母抚养权(elterliche Erziehungsrecht)也享有宪法位阶”。换言之,父母有权决定孩子阅读的书籍,因此,《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将某类书目直接列为“禁书”,是对父母抚养权的削弱。但这一观点并未获得联邦宪法法院的认同,联邦宪法法院反而认为,《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的目的与其说是削弱了父母抚养权的范围,“勿宁为是防止父母的抚养权受到破坏”。因为该法将某些书籍列为禁书,“是确保对青少年发育可能有损害的书籍,只有经过父母的同意,青少年才能接触”。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侵犯父母抚养权的主张并不具备正当理由。

原告在诉讼中还主张,因为《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的强行干预,青少年的人格自由开展权利同样受到侵害。联邦宪法法院对此观点同样未予认可。在其看来,《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人性尊严”和第2条第1款第1句的“一般行为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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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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