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琳: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20-03-17 15: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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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琳  
并非维持霸权国在国家层面关注的等级秩序。因此,等级秩序和市场力量是一对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消耗的矛盾逻辑。金融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因素。为了更为深入地剖析其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进行情境分析①,找出解释霸权兴衰的金融根源。

   (一)金融与国内权力资源生产

   各种权力表现形式背后的权力生产机制各异,但源源不断、经久不衰地生产权力资源才能保障比较优势。金融作为重要的权力生产方式,也正是霸权兴衰的内生原因。用图示将这种作用机制表现出来(如图2):当分析层次是国内,金融之于霸权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促进物质层面上权力资源的生产和积累。其中,S代表霸权国的国家逻辑。

   本节涉及的主要作用机制包括以下四种情境:

   (1)a→b→S;

   (2)a→b→M;

   (3)a→d→S;

   (4)a→d→M。

   首先,情境"a→b→S"讲的是金融遵从护持霸权的国家逻辑,在安全领域进行战争融资;但这种传统的作用机制在现代社会并不显著,且前文已作解释,因此不是本节阐释重点。情境"a→d→b→S"讲金融力量进入生产领域,带来权力资源的扩张,间接导致了国家军事能力水平的提高,更加有助于维持系统安全,确保霸权国在安全领域的比较优势,而该作用机制可归入情境"a→b→S",因此不作赘述。其次,由于金融本身并不关注安全问题,"a→b→M"指在市场逻辑指导下一国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借款给自己的敌对国,甚至导致出现敌对国战胜本国的情境。但是,由于在现代社会这种与军事战争相关的现象对霸权衰落的影响并不十分显性,此处也不作详述。再次,情境"a→d→S"讲的是金融力量进入生产部门,产生乘数效应①,充实霸权国的国内权力资源,这将是本节讲述的重点。最后,在市场逻辑中,"a→d→M"讲的是金融遵从市场逻辑配置生产资源,并不关心国内的福利和就业问题,从霸权国内部滋生出经济社会问题,消耗霸权国权力资源,对此本节也将予以重点论述。

   1.现代版"美洲金银的两种结果":作为生产性权力的金融?

   "美洲金银的两种结果"说的是"a→d→S"和"a→d→M"两种情境。前者是国家逻辑驱动,后者是市场逻辑驱动。这两种情境分别讲在国内层面和在物质维度,金融是生产权力资源,并为霸权国护持霸权所用;还是追逐利益,消耗霸权国的权力资源,进而导致霸权衰落。

   国家能否获取持续性经济权力,积累权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国家层面能否形成有效的经济组织,将经济资源转化为生产性权力。经济组织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保护、调控、配置和管理核心经济资源,而其中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即金融力量,也就是资本。对有效经济组织的追求导致了产权制度的诞生。一方面,需遵照市场逻辑调控、监管和保护私人资本;另一方面,又需遵照国家逻辑适当地配置和管理私人资本。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罗伯特·托马斯(Thomas Robert)认为,历史上西方世界的兴起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有效平衡,依托强有力的产权制度组织生产;当生产组织低效,经济资源进入不了生产领域,增长乏力,国家可能因此走向衰落,例如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②可见,只有国家(例如霸权国)有效地平衡了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有效地引导、约束和利用私人资本,才能获得持续性生产经济权力的能力。然而,一旦国家没有掌握平衡两种的主动权,金融力量则很难被置于监管之下,更不用提转化为生产性权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洲金银。美洲金银涌入欧洲大陆,在不同国家却产生了截然不同地结果。张宇燕与高程在《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搭建了"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①随着大量美洲金银的流入,有些欧洲国家实现了阶级更替和经济腾飞,而有些国家却没有,例如西班牙。大量涌入的外生货币并没有被转化成经济生产力,反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本国经济造成破坏。在前面一种情境,美洲金银产生了持续性地生产权力资源的能力;而在后面一种情境中,美洲金银没有借助进入生产领域,获得(或最大化)生产权力资源的能力,没有转化为这些国家获取相对权力优势的结果,甚至事与愿违地破坏了当地经济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同是涌入欧洲本土的美洲金银却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历史上,大国通过战争塑造国际秩序,决定如何分配权力和财富;如今,大国竞争的方式与内容随时代发生了变化,塑造秩序的动因更为多元化,获取权力和财富的渠道亦然。因此,权力资源的生产机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美洲金银现象"更为凸显。在现代,作为重要的权力生产机制,金融依然表现为生产和放大权力资源,但是其实现方式更加多元,不仅仅表现为放大战争能力、诉诸国家安全进而护持霸权,还表现为扩大生产、促进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保证竞争优势。但是,如果缺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资本只想迅速套利、赚热钱和快钱,而非投入生产领域,不仅无法实现权力的可持续性生产,还会危及本国经济系统的安全与稳定。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曾将这种资本的流动趋势概括为经济霸权国的生命周期,即一国的经济重心从贸易到工业再到金融部门发生转移,表现为资金逃离生产部门进入金融部门,而该过程也是经济霸权衰落的过程。这就是下节将集中讨论的经济金融化问题(图3展示了1973年到2017年之间金融业占美国GDP比重大幅上升、制造业占比大幅下降的情境),也是现代版的"美洲金银现象",即资本偏好于市场逻辑,在利益驱动下进入非生产部门。其原因正如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相比而言,资本部门的收益率更高。美洲金银进入不了生产领域的历史现象再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货币霸权和金融霸权等其他非战争手段的作用日益凸显,改变着财富分配和权力地位,战争的边际收益愈发下降。金融这种"非传统"的博弈形式逐步成为霸权兴衰的核心作用机制:霸权衰落不仅源自外部崛起国的挑战,还可能是内生因素所致,因为权力的国内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如某国获得了得自金融的生产性权力,就意味着它将能够以此作为提升国家内部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两个层面的融资保障。以往被忽略的内生性解释同样且更为显著:如果原秩序领导国在国内培育生产性权力的能力下降,霸权国就无法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生产足够的权力资源,这将可能导致全球系统内出现公共产品赤字加剧、治理失灵和世界失序,也从侧面反映出霸权国影响国际秩序能力的下降。

   2.霸权的内部消耗:经济金融化、超级全球化与不平等加剧

   如果金融力量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转化为生产性权力资源,而是遵照市场逻辑追逐利益最大化,其后续结果是什么?本节将进一步展示"a→d→M"的后续场景。具体来说,当金融违背国家逻辑、遵照市场逻辑,会产生一定的后续效应:首先,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很少进入本国的生产和技术部门,无法生产和放大权力、护持霸权;接着,经济金融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加之税收和财富的再分配能力不足,社会不平等现象更为凸显,动摇国内政治局势或影响选举的舆论走向,消耗了霸权国的国内权力基础。这种霸权国的内部消耗机制存在于当下的美国。美国的应对方式是,特朗普政府借批评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而回避应对全球化的负面溢出效应,转嫁国内不平等的社会矛盾,以获取政治支持。实际上,问题是霸权国内生的,而非仅源自后发国家的外生竞争。

   首先,市场逻辑青睐超级全球化,可能损耗国内政治的权力资源。前文提及金融派长期主政美国国内政坛,一方面,他们试图借助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等级化的治理体系维护美国霸权;另一方面,在市场逻辑驱动下,他们代表的金融力量欲借超级全球化之东风,寻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当逐利的超级全球化与国内政治发生矛盾时,霸权国的赌注往往是压在后者身上的:"超级全球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矛盾。追求超级全球化就必须削弱国内政治势力,没有这么多代表社会各界的团体,技术官员也就不用那么顾及民意要求了。弗里德曼犯的错误是高估了超级全球化的好处,低估了国内政治势力的力量。"

   近年来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中的现实情景是,支持超级全球化的金融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压,质疑全球化、反对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抬头,吸引了包括大批工人在内的在超级全球化中利益未被代表的普通民众阶层,最终塑造了特朗普上台的政治基础,并或多或少促成了特朗普政府较为强硬、具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特征的美国内外政策。虽然围绕这些政策是否真正有益于美国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学术界还存在争议②,但在某种意义上,这至少已经凸显出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矛盾关系,即如若过分遵从逐利的市场逻辑,忽视对国内诸如不平等问题的治理,霸权国会丧失普通民众的理解,进而消融霸权所依赖的国内政治基础。

   其次,金融业的繁荣或曰经济金融化挤压了普通民众寻求就业的制造业领域,造成不平等程度上升,加剧了霸权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是金融相关比例,但其涉及的部门庞杂,包括货币、银行、证券、信托、期货、保险等各个广义上的金融业部门。因此,所谓的经济金融化是指金融及金融相关的高端服务业占国家GDP比重不断攀升,并相应地对该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皮凯蒂曾证明,资本的逐利能力远远超越人力资本。换句话说,资本收益率远高于增长率。随着资本的无休止套利,它与其他生产部门的营利能力差距不断拉开,进一步扩大了资本部门和生产部门从业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随着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对GDP的贡献不断下降,它们所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数目也会不断下降。

   在过去的近50年里,金融业行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由1973年的14%上升到2017年的20%,而制造业的行业占比持续下降,从1973年的22%下降到2017年的11%。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金融业的总占比已经超越制造业。可见,随着金融业的强势发展,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明显,对制造业产生显著的挤压效应。单纯看金融业占比的上升不足以显示经济金融化的程度,图4不仅揭示了宏观层面上金融资产占美国国家总资产的比重攀升至70%(1997年金融危机后有所回降,但随后迅速恢复增长态势),还揭示出在中观层面上,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比也处于大幅增加的态势,与前者的增长趋势同步。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国家总资产比重大幅下跌,从40%多跌至25%。可见,经济金融化的程度远远超乎直观印象。此外图中没有显示出的是,在微观层面,个体家庭的金融资产占比也在不断提升。由此,经济金融化使金融及相关部门占据了大量金融资产,使资本无法有效回流到制造业等生产部门。

   这种经济金融化的挤压效应在图5中进一步显示为,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1998年的近14%持续下降到2017年的8%。相反,服务业从业人数有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的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然而,即使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就业岗位有明显增加,然而商业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对技能要求很高,从制造业流出的普通工人并不能直接转移到这些就业方向。普通工人由于教育水平相对低、技术培训和知识能力弱,对传统制造业的就业依赖性更强。而就业机会被挤占是产生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由于相比国家逻辑维持经济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治理目标,遵照市场逻辑的金融力量更为关心抢占更多的经济收益,最终反映在国内政治层面上,过高的失业率则可能危及经济社会稳定,冲击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

此外,国家为了避免资本外流,吸引金融力量留在国内,并产生权力的生产效应,反而会间接地产生向普通工人身上转嫁税率的现象,这又进一步地加剧社会不平等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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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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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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