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中美贸易战将会导向何种基本结局:规模经济和市场保护效应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7 次 更新时间:2020-03-12 13: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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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如印度的工业品平均关税水平在15%左右。

   第二,既然如此,美国为何就不能通过关税保护来提升自身生产力并增进未来的竞争优势呢?且不是说,这种做法违背了“二战”后国际共同体所规定的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从而不具有合理性;[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做法严重脱节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市场开放特征,从而不具有可行性。为了享受低劳动支出和高工资水平的福利生活,美国社会经济已经高度嵌入到国际分工之中并主要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品。相应地,尽管美国因大量进口而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但这些进口产品几乎都是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从而也就是早已不在美国生产的;尤其是,考虑美国社会的较高劳动成本,美国也并不打算生产这些无利可图的产品,如纺织品以及一大部分轻工业品等。也就是说,美国即使通过高关税阻碍此类产品从中国进口,也必然要转向从其他国家进口,而不会将这些产品转移到美国国内生产;相应地,美国对特定国家(如中国)实施的选择性进口限制和打压,根本上无助于促进美国自身对该产品的投资生产,无助于整体贸易赤字的改善,进而也就无法真正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相反,美国的这种制裁行为往往是损人而不利己的,只是为其他竞争国家或企业做嫁衣。例如,美国限制服装业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的生产只会转到越南等地,而不会转向美国生产;甚至美国目前倾力打压华为,也很难为美国带来实际好处,因为华为5G的主要对手是诺基亚和爱立信而不是美国公司。与美国不同,中国选择性地限制某些产品进口或采取某种市场保护,根本目的在于最终促使本国相关产品的生产和产业的发展;相应地,中国的选择性市场和产业保护,根本上是有利于本国生产制造和经济发展的。

   第三,既然如此,当前美国为何转向市场保护尤其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呢?根本上就在于美国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下降以及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这又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的贸易上;相应地,美国试图依凭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双向贸易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贸易红利,包括强制对方购买其并不具有价格优势(甚至是不具有性能优势)的产品。由于市场保护的目的及其衍生的经济效应存在如此差异,这也使得中美两国的市场保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美国的关税设置主要是基于地域原则,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设置往往都会因国家和地区而异,由此不仅便于在双边谈判中获得优势,而且往往还渗入针对性很强的政治目的(如美国一直就有区别地实行所谓的普惠制、最惠国条款等);与此不同,中国的关税设置所基于的是产业或产品原则,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设置主要是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这种限制是针对那些能够威胁和制约本国产业发展的所有(发达)国家,而不是专门针对美国或其他特定国家,相反,通常还会基于政治考虑而给予美国特别的优待。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就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考虑:在经济层面上,希望通过迫使中国让步而获取更大交换利益;在政治层面上,希望由此全面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文化传播、国防安全乃至政治体制,这是主要方面。

   第四,由此又引发思考:目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发展,那么,中国要不要进行还击?答案是必须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泽尔腾的连锁店悖论问题:如果中国选择忍让,那么,将会导致一连串的损失,而美国则可以通过重复性要挟而获取持续的巨额收益;相反,如果中国进行还击,那么,即使短期内可能造成较大损害,但更有可能以短暂的剧痛换取长期的合作收益。同时,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进行极限施压也就是采用了边缘战略:通过不断施加压力而使得冲突逐步升级以迫使对方作出对己有利的退让,但其结果很可能不仅令对方无法承担,而且自己也无法接受。那么,能否避免恶果的出现呢?关键就在于创造并控制发生灾难的风险。这种边缘战略往往又用“懦夫博弈”(Chicken Game)或“勇敢者游戏”(Brave Game)加以描述,其结局往往取决于,哪个博弈方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小以及它是否真正预料到这一点而在恶果没有出现之前选择屈服。在这里,边缘策略的施行者在制造风险以迫使对方让步的同时,必须保证风险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那么,特朗普政府在针对中国的极限施压中能够掌握绝对的优势吗?显然不能。前面已经指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些贸易战往往并不能提升本国在相关领域的国内生产或产业发展,而主要是获取讹诈利益;但是,一旦这种策略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美国从贸易战中就不仅毫无所获而且还会深受其害。除了两国的经济结构因素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凭借某种方式(主要凭借势力)获得巨额收益后是不会收手的,反而只有在遇到严重挫折后才有可能改变行事作风,才可能寻求真正的互惠合作。这些都表明,当下中国应该做好迎战准备,至少让美国认识到边缘政策失败可能遭受的巨大损失,这是“以战逼和”。

   因此,中美两国进行贸易战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是不同的: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尽管损害了中国利益,却不能增进本国利益;相反,中国对美国企业实行市场保护却有利于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在未来取得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及其相应的极限施压策略,与其说是为美国产品生产、企业壮大和经济增长注入了积极力量,不如说主要只是为了获取一些短暂的交换利益。事实上,各种调查报告也显示,大多数受访美国企业都认为,范围不断扩大的贸易战使得美国物价不断高涨,而不会导致制造业企业及其就业岗位回流美国。进而,既然这些极限施压策略并不能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夯实基础,那么,就必然难以持久,自然也就容易被对付。尤其是,资本本身就是逐利和竞争的,相应地,美国企业之间也必然无法合作必然是暂时的,竞争和矛盾则是根本性的,这也容就易分化。实际上,鉴于攫取更大国际市场和垄断利润的诉求,一些美国企业以及其他一些跨国公司也试图借特朗普主义的非常规政策而浑水摸鱼,由此来搞垮中国的相关企业和产业;但是,一旦中国开始着手建立“不可靠实体列表”制度——将不遵守市场规则并且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和断供的外企和组织列入列表并进行制裁,这些外企马上也就恢复了与华为等中企的合作,因为它们根本离不开中国的庞大市场。当然,在目前这种连锁店悖论博弈或胆小鬼博弈中,中国能否抵制住特朗普政府的讹诈,关键还取决于耐心和承受力,而这种耐心和承受力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和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进而,这种耐心和承受力还体现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而这又需要化解内部矛盾以增进社会信任和团结。

  

   四、结语

   无论是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角度,面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及其极限施压战略,中国社会都应该进行有针对性的必要还击。一方面,在必要性方面,如果不进行还击,特朗普政府必然会得寸进尺。事实上,即使接受了特朗普开出的“三零”政策等方案,其结果无非两种:(1)自此中国向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日本一样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进而面临着远比日本悲惨的“中等收入陷阱”。试问: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吗?(2)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并没有明显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以及宏观经济仍然持续失衡。试问:特朗普政府就会接受这种局面吗?退一步讲,即使特朗普政府因得了好处而不来搞事了,难道可以保证后面的政府不会吗?要知道,特朗普已经为后继政府提供了采取极限施压的极佳示范。更不要说,如果不能在最为关键的技术领域占据世界的重要一席,那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永远会受制于国际强权和霸权,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国际尊严和地位,所谓的“中国梦”也就必然是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在可行性方面,在进行贸易战还击时,中国也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和策略将损失降到最小。这也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说明。(1)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一些重要领域的技术已经获得了巨大进展;相应地,不仅拥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相关技术的研发,而且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新产品提供需求。(2)在策略上,我们可以且应该努力将美国与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区别开来,以市场来吸引其他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相应地,这在维持中国社会经济开放的同时,可以加速美国经济的衰落。(3)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并不像表面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依赖于美国,不是离开美国就无法存活,不是必然会走向经济崩溃,而这种依赖性正是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断言中国必然会屈服或者鼓吹中国必须屈服美国的“逻辑”基础。究其原因,从自由贸易角度上说,我们根本无法辨识卖方依赖买方还是买方更依赖卖方,也难以说明哪一方从贸易中的获利更大;相反,如果做深入的剖析,也可以发现,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损失远远不如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渲染的那样大,更不要说美国也会遭受同样甚至更大的经济损失。

   其实,按照现有经济学说以及中国贸易的“统计数字”,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从中美贸易中确实获益颇丰。但是,真实收益并没有“统计数字”尤其是美国给出的“统计数字”所展示的那样大,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说明。第一,这些“统计数字”本身具有很大的水分,至少没有考虑网联网经济中出现的庞大代购和全球购贸易,没有考虑留学、旅游等服务业贸易,也没有考虑美国人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获取的转移收益,更不要说存在大量的中间贸易、转口贸易以及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例如,商务部6月6日发表的《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就指出,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总额为87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中有903亿美元来自第三地进口零部件,扣除这些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总体贸易逆差额就只有约1536亿美元。[⑨]第二,这些“统计数字”只是体现为一种销售收入,却没有体现中美两国从贸易中获取的收益究竟是多少,反而掩盖了美国从中国所攫取的大量收益或交换价值。究其原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品往往都是高附加值的奢侈品和高级品,从而从等额贸易中获取的收益或交换价值要高得多,而中国往往需要向美国出口数倍价值的商品才可以得到同等的收益或交换价值。既然如此,中国参与贸易所图的又是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迄今为止中国所获收益主要体现在就业的增加上,中国以数倍的劳动获取美国少量劳动所得的相近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实质上体现了就业机会和收益或利润之间的交换、分配或分工。但同时,中国所获得的这些劳动就业根本上又是无法转移到美国的。既然如此,特朗普发动这场贸易战又是为何呢?根本上,这是源于商人的逐利行为,试图利用既有力量从其他国家攫取更多的收益或交换价值。

当然,贸易战对中美两国的利益必然都会造成直接损害,而损害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忍受力则会影响消费者或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行为,进而就会显著地影响贸易战的策略选择。问题是,贸易战究竟会对中美两国的哪一方构成更大的损害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就与受贸易战影响的那些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有关。一般地,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该产品的需求对新增关税的承担份额也越大。显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必需品和正常产品,而且,中国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往往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⑩]相应地,如果美国对中国这些产品提高关税,只要中国不让步(包括不对受征税影响的企业提供额外的补贴),那么,这些新增关税的很大部分就必然会由美国进口企业和消费者来承受。事实上,尽管特朗普宣扬他打赢了贸易战,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都已经表明,特朗普在2018年向约2830亿美元的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几乎都落在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头上。[⑪]同样,纽约联储银行的研究也指出,从2018年6月到2019年9月期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持续稳定(只下跌约2%,这个跌幅与在全球贸易放缓下与其他国家相似),因而特朗普政府向中国货加征的关税主要由美国公司及消费者支付(每年支付约400亿美元)。[⑫]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则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奢侈品和高级产品,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中国政府为了利益平衡而向美国倾斜的专项采购;相应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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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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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察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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