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龑: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4 次 更新时间:2020-03-04 09: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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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龑  
在安培德卡尔看来,“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都遵循了错误的路径。多数群体总是否定少数群体的存在,而少数群体则一直是少数群体。我们必须要首先意识到少数群体的存在,并且致力于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融合。”[46]经过安培德卡尔和众多制宪代表们的努力,印度宪法最终通过了其特色的“列表种姓和列表部落”制度,即一方面在宪法正文中明确废除贱民制度,但同时又以列表的形式,将历史上那些长期受到压迫的种姓和部落通过附件形式写进宪法,保证国家在选举、招生和就业等领域对其采取一定的照顾措施。这是实质平等原则。

   除却致力于贱民解放运动以外,安培德卡尔对印度宪法的最大贡献在于,是他主持了印度宪法的起草。如果说甘地和尼赫鲁作为国大党两代领导人对新国家建设描绘了宏观规划的话,那么如何用这部正在制定中的宪法来回应领导人的规划,安培德卡尔在其中起到了突出作用。

   首先是主权与共和问题。如果说新生的印度是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已经成为制宪代表们一致共识的话,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政体来落实“主权”,成立一个怎样的“共和国”,则是需要进一步予以明晰的对象。

   在政体问题上,制宪者们有意识地融合了英国式议会政体和美国式总统制政体。“在美国宪法之下,总统是行政长官……其下设各部部长,管理不同部门。”[47]但拟定中的印度联邦总统和美国总统在职权上有一个关键差异,亦即“美国总统在(做决策时)不一定需要接受其下设各部部长的建议,但是印度总统则需要接受各部部长的建议。”[48]与之相对应,“美国总统可以随时驳回部长们的建议,但是印度总统则无此权力,只要各部部长们掌握着议会中席位的多数。”[49]安培德卡尔进一步说明了这样设计的原因,那是因为“美国总统制是建立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分权基础之上的,总统及其部长们都不是议会的议员。但是在印度联邦之下,各部部长们都是议会的议员。”[50]在安培德卡尔看来,以英美为代表的两种政体都是民主政治,但是侧重点不同。一个民主的行政机构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稳定性和代表性(S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美式行政机构侧重于稳定性,而英式行政机构则侧重于代表性。显然,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希望新印度的行政机构,能够同时兼具这两方面特征,因此在政体选择上,以英式议会制为基础,有条件地吸收了部分美国总统制的元素。

   考虑到新印度是由原英国直接治理的殖民地和选择加入印度的土邦构成,因此,在为这个新生的“主权的共和国”起草宪法的过程中,安培德卡尔为首的起草委员会还需要解决印度的“联邦制”问题。如果是单一制宪法,其要保证“中央权力的至高性,并且没有附属的主权政体。”[51]如果是联邦制宪法,则需要建立“二元政体(Dual Polity)”。安培德卡尔选择了后者,但其同时强调,印度的二元政体和美国的联邦制有着重大区别。首要的不同点是,在美国宪法下,“紧跟着二元政体的是二元公民权(Dual Citizenship)……一个公民既是美国的公民,也是某一个州的公民。”[52]但是二元公民权在印度则是不存在的,在印度只有一个公民权,所有的印度公民都享有同样的公民权——仅享有印度国家公民权,而不同时享有所在省的公民权。第二个不同点是,在“美国宪法之下,联邦宪法和各州政府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53]换句话说,美国联邦宪法更多的是对联邦政府权力的规范,而几乎没有规范各州政府的权力。草拟中的印度宪法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改进,以并列的方式,同时详细地规范了联邦和各省各自的权力范围。

   安培德卡尔选择了用权力清单的方式来规范联邦和各省的权力范围。宪法条文的表述是列举式的和中性的,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安培德卡尔的良苦用心。如果按照尼赫鲁国家建设的方案——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经济独立保证政治独立——那么必然要打破各地区的限制,抑制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集中中央权力,优先发展对国计民生重要的大工业。如果按照甘地国家建设的方案——乡村共和国的联合体——那么就会强调权力“自下而上”的组合方式,尊重在历史上形成的治理格局与传统,这意味着限制中央权力。而印度各“土邦”,以及必然连带着的身份制度,就非但不能成为革命的对象,相反却要成为保护的对象。为此,印度宪法特别地以“附件七”的形式,规定了中央和各省分别享有的立法清单,以及中央和各省可以共享的立法清单。[54]根据“附件七”权力清单,联邦(中央政府)独享97项权力清单,内容除涉及军事、外交等传统上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的职权外,还涉及工商业、金融领域等方方面面;各省的独享权力清单中,则大多涉及各省的内政工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赫鲁迅速建立工业化的国家革命计划,被宪法以权力清单的方式落实。

   如果说在“中央—省”的关系问题上,制宪者们更多采纳了尼赫鲁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印度基层社会自治领域,制宪者们则更多采纳了甘地所描绘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共和国图景。传统的潘查亚特基层土地和治理制度被正式承认,作为第九编写进宪法。在立法技术上,安培德卡尔从比较宪法的角度,对美国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做出扬弃式的处理,实际上是直面当时的印度问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建国观和宪法观之间做出艰难的折中。在保证中央有能力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前提下,赋予各地方以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同时也考虑到潘查亚特基层自治在印度历史上扎根的现实,虽然这有违安培德卡尔自己的宪法观念,但依然写进了宪法之中。

   这样的制度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尼赫鲁在意识形态上的含混。尼赫鲁不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时又对社会主义制度颇具好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们正改变着如今众多的人,并且也许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会有所帮助。”[55]其在自传中直言“事情很明白,不管我们制定出什么计划,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印度国家里我们才能实行这种计划。任何切实的计划必然涉及经济机构的社会主义化问题。”[56]

   尼赫鲁长期在英国留学和生活的经历,以及回国后所投入的、在英国议会制框架下逐步实现的印度独立历程,其归根到底是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在政体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性政治体制对他更具吸引力。但是苏联采取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表现,又让尼赫鲁在国家建设问题上,颇倾向于以“计划”来迅速实现工业化。如果考虑到1947年的国际局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冷战的帷幕已经拉开,那么“姓资姓社”就成了原则问题。由此观之,安培德卡尔这种列举式的“央—地”分权式安排,其实是从立法技术上成功地回避了在意识形态上的决断。[57]

   在宪法制定过程中,代表们争议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基本权利及其限制”问题。其中代表性的批评观点是“除非基本权利是绝对权利(Absolute Rights),否则基本权利就不是基本权利。”[58]这一对宪法草案的批评也从比较宪法角度指出美国《权利法案》中并没有关于权利的例外或限制的规定,安培德卡尔对其也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美国宪法和(印度)草拟中的宪法在权利条款中的区别仅仅是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也不是绝对权利,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在众多案件中,解释了美国宪法基本权利的例外状况。”[59]在这一点上,印度和美国是一致的:涉及权利条款的解释,都由司法机关来解释。

   其实,“基本权利及其限制”之所以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倒不仅仅是基本权利是否是绝对权这样的技术上争议。印度宪法在文本上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在第三编“基本权利编”之后,紧跟着的是第四编“国家政策之指导原则编”。安培德卡尔承认,这是“议会民主制下宪法的新特征,除印度以外,只有爱尔兰自由州宪法有类似条款。”[60]

   这个重要争议其实从侧面反应了在尼赫鲁对新印度建设的规划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双重革命”的内在张力。主张社会革命、调整社会结构,意味着要肯定公民观念,以及为了落实公民观念,需要像美国《权利法案》那样,以宪法文本的形式规定印度公民所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主张国家革命、快速实现工业化,则必然要赋予这个新生的国家以积极能动的形象。由此,两编条文之间,必然多有抵牾。再加上制宪代表们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有意识地草拟“本编(指第四编)的所有规定不可由法院实施,但其所确立的原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国家在立法时有贯彻这些原则的义务(《印度宪法》第37条)。”本来在制定基本权利条款时,就有代表们畏惧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妥协的方案是,仿照美国,由司法机关来解释权利条款;但到了第四编,却又另辟蹊径地让国家立法得以绕开司法机关的审查,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

   如果以今天的视角来回顾印度宪法七十余年的变迁史,则议会和最高法院关于印度宪法第三、四编的解释之争,是印度宪法变迁的主旋律之一。[61]不过在印度宪法制定之时,安培德卡尔对两编条款之中的内在张力,给出了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解释和说明。他认为,印度宪法附件中,以极为详细的列表形式,规定了中央和各省政府机关所具有的权力清单(印度宪法“附件七”),因此,宪法第四编就是对宪法附件七的解释说明。[62]这样,既不会侵犯宪法第三编基本权利编,也不会因此而增减中央和各省政府机关依据宪法所能具有的权力范围。事后来看,这实际上是在“怎样建设一个新印度”这一基本问题上,为了弥合不同建设方案所做出的宪法解释上的努力。

   如果说尼赫鲁在宏观上为这部制定中的印度宪法定下了基调,那么,安培德卡尔领衔的起草委员会则为其具体落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法学博士,安培德卡尔深谙立法技术之道:一方面,他尽力弥合以尼赫鲁和以甘地为代表的两种建国观念之间看似难以妥协的分歧,并在以尼赫鲁建国观为主导原则的前提下,吸收甘地建国思想中的可取因素;另一方面,他也尽力去解决尼赫鲁自身宪法观中所具有的内在冲突。

  

   四、宪法的逻辑解释与宪法观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深入,我们亟待深化对印度这一我们自以为很熟悉,但其实很陌生的重要近邻的认识。申言之,深入分析印度宪法及其实践,可谓是同时了解印度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关键抓手。

   面对这部包含8万个英文单词,仅正文部分(不算附件)就多达395条的印度宪法,我们应当怎样从整体上把握其精义?遵循逻辑解释的方法,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逻辑解释是指运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宪法的结构、内容及其相关概念之间的界限,统一说明宪法目的和要求,寻求对宪法的统一理解。[63]在我国法学界对印度宪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今天,[64]在我们还没有对印度宪法关键条款和规范做出精细化理解和分析的今天,[65]这种从整体入手的逻辑解释——其实也是结构解释——的方法,不啻为我们快速进入印度宪法语境的一个重要方法。

   首先,1950年印度宪法是一部世俗宪法,甘地基于印度教文明对新印度“乡村共和国”的规划被制宪者们所放弃,宪法所接受的是尼赫鲁所认同的公民与世俗观念。宪法不但在序言明确“世俗”一词,而且明文废除了贱民制(《印度宪法》第17条)和传统的头衔制度(《印度宪法》第18条)。我们可以说,以1947年为界,所有生活在印度土地上的居民,根据宪法规范,不再受制于其出生、种姓和阶级,而依据国籍之获得(《印度宪法》第5至11条),被普遍授予了公民资格;依据相同的公民资格,平等地享有宪法第3编赋予的基本权利。

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宪法》第17条废除的是“贱民制”,而非整个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意外地以“列表种姓和部落”这一印度宪法特有的制度得以部分保留。可能令制宪者们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旨在对历史上受压迫人民和部落特殊照顾的政策,恰恰是以被公民观念所明确反对的种姓制度为前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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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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