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龑: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4 次 更新时间:2020-03-04 09: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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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龑  
”[21]

   其次,甘地在文明论的意义上截然区分英国人及其所代表的近代文明和印度人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文明不同,尼赫鲁较为清晰地区分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在甘地那里,印度脱离英国走向独立,与其说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立于另一个民族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农业—宗教文明体”脱离于“工业—资本文明体”,并且印度的本质就在于印度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那个静止不变的“农业—宗教文明体”。但是在尼赫鲁那里,英国也好,印度也罢,都并非必定始终与一种特殊的文明类型捆绑在一起。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文明类型,是每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都可能先后经历的文明类型。

   比如甘地将以机械为代表的近代文明斥之为罪恶,尼赫鲁则是在社会发展史观上看待这一问题的。他认为,“作为机械革命的成果,资本主义文明遍布整个世界……(这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它对原材料和市场充满了渴望。新帝国主义是新工业主义的产物。”[22]英国正是这种对原材料和市场充满了渴望的新帝国。新帝国的这种渴望,一方面是英国殖民印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方式,那就是“他们试图使印度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为他们的工业提供原材料。”[23]

   所以,在反对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上,尼赫鲁和甘地是一致的;但是否将资本主义这一生产组织制度一并斥之,尼赫鲁则反对甘地。尼赫鲁在反殖民的同时,也承认英国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有组织性”的生产方式,“因为大机器和大规模工业想要很好地运转,必须要有良好的组织性。它还教会了人们做大事时的合作精神。它教会了人们高效和守时。”[24]这种品质,与所谓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无关,其和工业主义相伴随。

   尼赫鲁反帝、反殖民、反封建,在他看来,印度要真正走向独立,对外反英国帝国主义和对内反印度封建主义是一体的。英国人不仅摧毁了印度的家庭小工业,而且“在印度,与(印度)最落后、最保守的阶级结成了同盟。支持奄奄一息的封建阶级;他们创立了地主阶层;他们支持成百上千的、在半封建的王国里附属他们的印度统治者。”[25]

   反帝国主义意味着印度需要进行一场政治和国家革命,反封建主义则意味着印度同样需要一场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如果说“英国革命的发生是议会取得了最高地位,它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次社会革命……因为(它使得)处于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26]那么印度的社会革命,就在于“一个与工匠或农民截然不同的新兴工人阶级(的崛起)。”[27]如何进行促进新兴工人阶级崛起的社会革命,尼赫鲁在其狱中笔记《印度的发现》中给出了较为详尽的回答。

   首先是工业化。尼赫鲁不否认,“在甘地先生领导之下,国大党一直主张农村工业的复兴……但是国大党从来也不反对大工业的发展。”[28]并且工业化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局势中的地位,因为“在国际相互依赖的形式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除非它是高度的工业化而且把它的动力自愿发展到了最大程度……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将继续地使国际局势失去均衡,助长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侵略倾向。”[29]这就是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最终意义上取决于经济上——尤其是工业上——的独立自主。《印度的发现》写于1944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尾声,英国政府也在策划有序退出印度的方案。因此,此时尼赫鲁考虑的工业化问题,必然关系到独立之后的印度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且,在尼赫鲁看来,如果国家不能迅速实现大工业化,反而着重农村农业和小工业化的话,即便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也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而经济上的控制将要落到别人手中。这种控制不可避免地会推翻它为了要追求自己的人生观而努力想保持的那种小规模的经济。”[30]不难发现,这已经是不点名地在向甘地隔空喊话了。

   在尼赫鲁看来,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尼赫鲁与甘地具有一致性;但是和甘地从文明论的视角出发阐述印度民族主义不同,尼赫鲁对印度民族主义的阐发则是现代式的。

   “印度必须减少它宗教狂的信仰而转向科学。它必须摆脱思想上和社会习俗上的固步自封。”[31]这里尼赫鲁直指种姓制度,“在印度教徒中,种姓是他们固步自封的标志和具体表现。”[32]因为在现代社会,“如果功绩是唯一的标准,并且每人机会均等的话,那么种姓便失去它现在突出的特征,并且实际上就会完结……这种(种姓)人生观必须完全改变,因为它是与现代条件和民主概念完全对立的。”[33]

   而民主,以及伴随着民主的自由和平等,恰和宗教相对立,因为“宗教鼓励人们施舍穷人,而(自由和平等)鼓励人们摆脱贫穷,摆脱导致贫穷的制度。”[34]当然,尼赫鲁也承认民主与平等之间的不一致性:“就民主而言,它承认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尽管如此,民主还是宣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与社会价值”[35],而“如果我们可以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教育和机会,那么很有可能目前的不平等状况就会减少。”[36]

   应当说,在“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这一印度独立之后亟需回答的根本问题上,国大党两代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分别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我们如果称甘地是一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么尼赫鲁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者。那些被甘地颇为珍惜的、源自历史的印度传统文明,恰恰是尼赫鲁所重点予以批判的对象。

   甘地认为,印度之所以被奴役,恰是因为印度人西化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文明,因而成为了自己的奴隶。尼赫鲁则代表了上升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将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看成革命的对象。在1946年12月13日印度制宪会议召开伊始,尼赫鲁做了基调演讲,提出制定宪法的《目标决议》。他指出,这部正在制定中的宪法必须“要向我们国家,以及世界展示我们的决心……(因为)任何政府都不能违背我们的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s),都不能减损我们印度的自由……(这部正在制定中的宪法所要展示的)基本原则就是,其一,政府必须要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制定宪法,是因为作为整体的——而非依据任何党派和团体而组织起来的——人民授权我们制定这部宪法,因此,我们制定中的这部宪法一定要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其二,我们今天所制定的宪法必须确认印度乃是一个主权的共和国(Sovereign Indian Republic)。”[37]

   一个月之后,在1947年1月24日的发言中,尼赫鲁又进一步阐明了印度制宪会议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一部新宪法让印度得以自由,让这部新宪法去哺育饥饿的大众、为赤身裸体的人们提供衣服,让这部新宪法能够为每一个印度人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发展自己提供充足的机会。”[38]“让印度得以自由”,意味着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哺育饥饿的大众……”则意在消除贫困,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充足的机会”意味着社会革命,要在印度社会打破传统的宗教、种姓、地域等对人发展的限制,根据个人资质、法律和教育等来建立起现代社会结构。这就是新印度所要实现的双重使命——国家建设和社会革命。

   当然,就应当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来说,除去甘地、尼赫鲁的建国思想之外,在当时还有其他建国思潮。[39]但影响最大、受众最广的依然是甘地和尼赫鲁的建国思想,具体到1947年,尼赫鲁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成为了国大党的主流思潮,以尼赫鲁为代表的新一代国大党人也主导了印度宪法的制定。

  

   三、安培德卡尔论种姓、平等与宪法

   尽管尼赫鲁为新印度的谋篇布局奠定了基调,正在制定的宪法条文能够落实尼赫鲁所看重的“双重使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其中,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法学博士安培德卡尔(B. R. Ambedkar)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40]

   首先,在尼赫鲁关于印度“社会革命”——要让生活在印度的人打破传统的宗教、种姓和地域的限制,完全地依赖个人功绩来取得人们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的规划中,依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国家是否要给予那些历史上受到残酷压迫的低等种姓,尤其是在历史中被斥为“贱民”阶层的人以优待?对此依然有不同的答案。

   种姓制度是印度在独立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原则问题之一。不解决种姓问题,就很难落实公民观念。在种姓问题上,甘地的观点颇为含混。根据学者的研究,甘地早在1915年就提出了解救贱民的口号,在其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解放贱民运动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1]然而,虽然甘地也致力于解放贱民,但是因为其特有的文明论立场,甘地不但不可能彻底攻击种姓制度,相反,其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种姓制度。毕竟,不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谁又能否认种姓制度是印度文明特有的、甚至是最显著的一个外在表现呢?所以甘地同时也认为种姓制度是一种分工,有利于社会和谐,各安本分。[42]

   安培德卡尔对种姓制度则持彻底的批判立场。[43]出身于“贱民”种姓的切身经历,使得安培德卡尔和甘地都致力于解放印度贱民。但是和甘地认为“贱民制不是印度教的要义”这种印度教内的文化批判不同,安培德卡尔对种姓制度的批判则是反印度教式的。即贱民制度乃是种姓制度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彻底解放贱民,就必须将整个种姓制度连根拔起。由此也能看出,甘地眼中按照印度教传统文明构建的充满了田园诗意的印度乡村生活,在安培德卡尔看来,恰恰是印度文明罪恶的渊源。因为这种按照种姓制度——也就是按照一个人的出身和血缘——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模式,才是对印度人,尤其是对身处其中最悲惨的贱民阶层的最深刻的桎!。

   其实在这一点上,安培德卡尔和尼赫鲁的观点既一致也不一致。一致的地方在于,尼赫鲁强调应该按照个人资质、法律和教育来安排现代社会结构;安培德卡尔则更加突出其中的平等问题,只有解放贱民,才能做到真正的解放。在一次贱民集会上,安培德卡尔曾说:

   英国人来以前,你们由于不可接触的身份被人厌弃,英国政府做了什么来改变你们的不可接触身份?英国人来以前,你们不能用村子里的井水,英国政府保证让你们有这个权利了吗?英国人来以前,你们不能进庙宇,现在你们能进吗?英国人来以前,你们不能担任警察,英国政府允许你们担任吗……没有人能解除你们的痛苦,除非你们自己掌权,否则你们就不能获得自由。[44]

   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在印度独立过程中,虽然对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印度,甘地和尼赫鲁矛盾重重[45],但两人都同意“英—印矛盾”是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安培德卡尔则视印度社会内部的种姓和阶级压迫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解决种姓问题,在安培德卡尔看来,对于占据印度社会多数的低等种姓人口来说,只不过统治者从英国殖民者换成了婆罗门贵族而已。如果以尼赫鲁的“双重革命”为标准的话,甘地和尼赫鲁都将国家革命置于首位,而将社会革命置于第二位;没有国家革命就不会有社会革命。而安培德卡尔则将社会革命置于首位,不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革命。就此而言,在平等问题上,安培德卡尔要比尼赫鲁更加激进。

1947年印度最终走向独立,当时的主流意志认为,种姓制度必须被废除,树立“公民”观念。尼赫鲁认为,应当给予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和教育,每一个人应当按照其能力和功绩,而非按照其出身、血缘和种姓来决定其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是形式平等原则。但是安培德卡尔领衔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草拟过程中,将形式平等原则转化成了实质平等原则,强调对少数群体的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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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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