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成也边关;败也边关:杨应琚在西北与西南边疆的政治生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7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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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显得手足无措。这时,杨应琚和清朝才发现,理想中的「天下秩序」其实不是无远弗届的,缅甸事务事实上已到达其技术意义上的极限。

   清朝和杨应琚经营西北的成功,从根本上而言,乃是奠基於中原农业王朝物质和精神实力长期累积,当然,满洲朝廷骑射传统和政治手腕的催化也很重要。杨应琚在甘肃西宁府的治绩,源自继承西汉以来中国王朝长期经营东亚与中亚间关系的经验,是以行事得心应手;而清朝对蒙古各部间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态以及蒙古各部与其周边的地缘政治情势了然於胸,更是得以在其间熟练操作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的政治游戏。但是,中原王朝对西南的经营,长期受制於地理条件及中南半岛政治、文化生态的限制,大致已达极限;在这里,可供清朝和它的能臣挥洒的政治空间远不若西北来得大,两者在这里同时踢到铁板,委实不是主观原因造成的。

   3. 传统战争与经济战

   清朝初年包括清准战争在内的多数边疆战争,尽管都涉及经济利益因素,但传统政治因素还是居主导地位。明清与缅甸间的战争,却更多肇因於经济利益的冲突。万历三十年(1602)缅军进攻蛮莫,即是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宝井」──开采翡翠硬玉的矿井。[3] 18世纪中後期缅军对清朝军事行动的目标,更是指向对银矿、铜矿和「花马礼」贡赋等资源的争夺。

   对於明、清朝廷而言,维持边疆政治的稳定、维持天朝的颜面,皆优先於经营边疆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样的态度,是造成清朝在清准战争中得胜、在清缅战争中实质失利的原因之一。长期负责清朝边疆事务,最终跻身权力核心的杨家四代政治人物,皆深知朝廷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但杨应琚等面对清缅战争的变局,却不能打破宫廷政治的藩篱,误国误己。

   4. 面对陌生的西南、复杂的亚洲新局与战争型态的改变

   清朝当局的西南知识,甚至较元、明时代退步。清高宗所阅读的《明史》〈云南土司传〉,仅对中缅关系有所着墨,对缅甸史上的族群政治与地缘政治状况极度陌生。这使得明末和清朝均未能利用伊洛瓦底江流域族群政治中复杂的竞合关系,采取中国王朝擅长的「分而治之」政策;未能利用缅甸在地缘政治中的弱点,藉暹逻等邻国之势牵制缅甸。

   面对清缅战争之际国势如日中天的缅甸,清朝朝野上下对於其国情、兵力部署和与暹罗交战的大势,所知极其有限。清朝决策层对缅军普遍装备英国、荷兰枪械火器等军情细节的意义,更是视而不见。

   当杨应琚断定,与其同缅军争夺边境城池,不如直捣缅都时,不仅他本人以为凭藉云南的万余绿营兵即可绥服缅甸,连清高宗都认为,清军对缅作战必能「百战百胜,所向无敌,攻捣阿瓦,不啻摧枯拉朽」。

   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杨应琚奏请联暹攻缅,清高宗则认定「至欲约会暹罗夹攻一节,更属荒唐可笑。用兵而藉力外藩,不但於事无济,且徒为属国所轻,乃断不可行之事」。并认为,清军「攻捣阿瓦,不啻摧枯拉朽」,何需藉助「海外小邦」?因而失去让暹逻义军从侧翼牵制缅军,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的最佳时机。

   杨应琚政治生涯的悲喜剧,同时映照出清朝边疆政治的得失成败。

  

   原文刊载于:蓝美华主编:《汉人在边疆》,台湾政大出版社,2014年,第6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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