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洛: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的礼仪与奏事权之争新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 次 更新时间:2020-02-08 0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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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洛  
(17)《大同报》报道,1908年达赖喇嘛行抵太原时,“宝中丞(山西巡抚宝棻)等均至十里外郊迎,观者皆跪,至抚辕后,仅命中丞入见,行礼时兀坐不动,以国王帝师自居。带有金牌,上镌‘如朕亲临’四字”。(18)英国人的情报指出,达赖喇嘛每过村镇,他的“先行者,把街道上中国城镇和农村的具有非常显著特征的牌楼都给推倒了,以使该喇嘛通过,其原则是,阁下高于世界上的一切”。(19)正是先期的这种超规格待遇,使他对觐见时获得超规格礼仪存有期待。显然,先期与朝廷官员的接触中他多少也知道朝廷的接待大抵沿循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觐见时的旧例。因此,当朝廷采纳张荫棠的意见后,其礼仪规格与达赖喇嘛的期望形成巨大反差,礼仪争议不可避免。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908年9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抵京,驻锡顺治皇帝专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的西黄寺。按照接待计划,应于九月十二日在颐和园仁寿殿陛见,此前,由理藩部负责演习觐见礼仪。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争议,以至于觐见日期不得不向后推延8天。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我们不知道争论是如何发生的?具体细节如何?从当时的媒体资料等来看,礼仪之争至少包括几个方面:1.觐见光绪皇帝时是否要行跪叩之礼。根据英国人的情报,觐见延期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礼仪问题。“达赖喇嘛对实行叩头有强烈异议,因为这是贬低人的,而且违背先例”。俄国人则认为“中国之所以规定此种致敬的方式,是希望把教主作为一个藩属的统治者对待,而不是作为喇嘛教的教主”。(20)最终达赖喇嘛妥协,接受向光绪皇帝跪叩的要求。2.觐见慈禧太后时是否行跪叩之礼。从文献看,前期似乎根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慈禧太后不准备会见达赖喇嘛,还是理藩部的失误遗漏。按照当时的例规,觐见慈禧太后之礼应该等于或高于光绪皇帝,但是,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向光绪皇帝跪拜在宗教上可解释为向文殊菩萨跪拜(清代时藏人认为皇帝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情感上障碍较小,而慈禧太后没有宗教身份,向一位属于“有漏种”的妇女跪叩,在尊严、情感上难以接受,因而提出需要另议的要求。媒体报道“虽经张荫棠等极力磋商,(达赖喇嘛)坚执不从,不得已由庆邸(指庆亲王奕劻)面奏,请降听候改期之谕,刻始议定改期二十日”,觐见因而改期。(21)交涉的结果,妥协成为觐见太后时“侧跪”,即单膝跪姿。3.对于觐见地点,达赖喇嘛提出要在紫禁城内乾清宫举行,并要进宫时两提炉导引。(22)乾清宫本是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接见外藩属国陪臣之所,到清末时外藩朝贺者日稀,这里又成为接待外国使臣的地方。另外,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后才有特权由手持香炉的太监导引在宫内行走,一般外臣无此规仪。最后,朝廷同意达赖喇嘛使用两提炉导引,但坚持在处理内政事务的颐和园仁寿殿觐见。

   也许是因为张荫棠、达寿级别较低,演习礼仪时,特请王大臣、军机大臣那桐等亲自前往西黄寺协助,而达赖喇嘛对张荫棠、那桐等见面时不向他下跪也表示不满。

   无论如何,九月二十日(10月14日)上午,达赖喇嘛在仁寿殿先后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理藩部对当日礼仪描述如下:是日,皇太后升仁寿殿,召御前大臣并御前侍卫等至仁寿殿内侍立。理藩部堂官分引达赖喇嘛并通事喇嘛二名、堪布喇嘛四名进仁寿殿左门,由纳陛左阶引达赖喇嘛纳陛上侧跪,通事喇嘛二名跪于达赖喇嘛之次,堪布喇嘛四名于纳陛下侧跪。达赖喇嘛敬谨跪递佛一尊、哈达一方,御前大臣接受;堪布喇嘛四名于原跪处敬谨跪递哈达,御前侍卫接受。达赖喇嘛跪请皇太后圣安,叩谢恩赏,跪听皇太后宣谕,御前大臣传旨,通事喇嘛递相转传。达赖喇嘛对,仍由通事喇嘛递相转答,御前大臣复奏,礼毕引出。(23)

   显然,达赖喇嘛行了“侧跪”礼,并“叩谢恩赏”。觐见光绪皇帝时的程序大致雷同,但是,“达赖跪拜时,皇上起立,旋赐座头”。(24)闻听宣谕时,达赖喇嘛坐在矮床上。叩谢恩赏时,光绪皇帝起立受礼。觐见过程用时极短,未曾言及西藏政教事务。(25)

   尽管朝廷在诸多细节上做了妥协变通,无论如何,达赖喇嘛在正式觐见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时,行了跪礼,这一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肢体动作,一经《政治官报》《东方杂志》《申报》等媒体刊发,立即引起驻京各国使馆的关注,英、俄、美等国使馆纷纷向本国政府通报相关消息。在张荫棠看来,达赖喇嘛向皇帝下跪已经在国际场域明白无误地宣示了清朝对藏主权,有力地回击了英国的“宗主权”之说。

   九月二十日觐见后,二十一日谕令达赖喇嘛于十月初六日巳正在(中南海)紫光阁赐宴。有了前面的争议,理藩部颇为谨慎,特地请示礼仪问题:“查臣部则例内开紫光阁赐宴,皇帝驾临,应行入坐人等俱在道旁按翼跪迎,皇帝还宫均在道旁跪送等语。此次钦奉谕旨在紫光阁赐宴,皇上驾临,达赖喇嘛应否跪迎跪送,臣等未敢擅拟,谨声明定例,恭候钦定。”朱批要求“跪接跪送”。

   也许真如藏文《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所载,达赖喇嘛从内心里感激皇太后和皇上(26),也许是因为英、俄、美等各国驻京使节纷纷劝他服从朝廷旨意(27),也许是因为在其他官方场合,达赖喇嘛总是排在各驻京呼图克图、王公贵族之首,位极人臣,多少缓解了他的抵触情绪。随后的礼仪问题都没有发生严重争议。十月初六日,“是日皇上宝座左侧设矮床,令达赖喇嘛入座。其余驻京洞阔尔呼图克图、扎萨克喇嘛、堪布喇嘛及随同达赖喇嘛来京之堪布喇嘛等,在两旁豹尾枪末斜坐。……皇上驾临,应入座之蒙古王、公、呼图克图、喇嘛等,俱在道旁按翼跪迎,达赖喇嘛在入宴坐次跪迎。……皇上还宫,达赖喇嘛在原坐处跪送。引蒙古王、公、呼图克图、喇嘛等出,仍在道旁跪送。其赏项,达赖喇嘛暨王公等自行跪领,行三跪九叩首礼谢恩。”(28)在礼仪方面,达赖喇嘛与众人还是有所区别。

   十月初九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为慈禧太后祝寿,跪呈礼物,以三跪九叩礼谢恩,似乎都没有再发生争议。档案记载:

   是日,由理藩部堂官分引达赖喇嘛等由德昌门右门入,进勤政殿右门,引达赖喇嘛至纳陛上皇太后御前跪。(29)引通事喇嘛在达赖喇嘛之次侧跪。达赖喇嘛恭捧磁盘,内盛黄缎包净水瓶、长寿瓶、长寿丹、衬黄哈达,唪经,敬谨跪递,御前大臣接受。皇太后面赏珍珠念珠一盘,哈达一方、御用黄伞一柄、御笔匾一面、御笔对联一副、珊瑚如意一柄,达赖喇嘛跪领,行三跪九叩首礼谢恩。总管内务府大臣进皇太后茶,赏达赖喇嘛茶,乾清门侍卫转授达赖喇嘛,行一叩首礼。礼毕引出。(30)

   综上所述,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他在仁寿殿觐见时,侧跪一次,下跪一次。两次叩谢恩赏(31)。在紫光阁赐筵活动中,跪迎1次,跪送1次,下跪9次,叩头15个。慈禧太后万寿节的礼仪活动中,达赖喇嘛又跪4次,叩头10个。在整个北京的朝觐礼中,达赖喇嘛至少跪14次,叩头25个。

  

   三、奏事权问题:信息垄断与政体同质

  

   自1876年《烟台条约》附款同意外国人游历西藏开始,西藏地方政府与驻藏大臣就此长期处于意见分歧状态,西藏方面认为驻藏大臣所持观点多与藏方相左,认定大皇帝慈护西藏,不可能置西藏利益于不顾,一定是驻藏大臣欺奏隐瞒,朝廷不能了解西藏实情。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驻藏大臣有泰奉行投降主义,不仅不予抵抗,反而有“釜底抽薪”之说,即期望英国人打败藏军,使达赖喇嘛“就我范围”,并强迫西藏方面与英国人谈判签约。因此,达赖喇嘛认为朝廷不能了解西藏的实情,是造成西藏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达赖喇嘛出走时即声称要赴内地向皇帝面奏实情。流亡途中,朝廷派遣御前大臣博迪苏前往会见时,达赖喇嘛提出:“前在藏时,远隔君门万里,偶遇有所陈奏,或为驻藏大臣阻遏不得径达。”“先年藏中行文,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同钤引文,自达赖第十世时,驻藏大臣琦善来藏,始自行钤印行文,喇嘛无从与闻,可否奏请规复旧制”。(32)达赖喇嘛晋京即欲就两个重大事项进行交涉,一是黄教(格鲁派)的地位问题(33),二是奏事权问题,即要求单独或与驻藏大臣联署奏事之权。

   按照理藩部的接待安排,首次觐见即有达赖喇嘛呈奏藏事的环节,然而,被张荫棠否决了,他的建议是觐见时只有“温谕”即寒暄表示关怀(34),奏对数语,觐见即告结束,根本不给呈奏藏事的机会。随后的觐见、宴赏和祝寿,都没有呈奏藏事的安排。但是,达赖喇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一面派侍读德尔智(又称多杰耶夫,布里亚特籍僧人)去征求美国公使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的意见(35),一方面向理藩部请求陛见,面奏藏事。为此,张荫棠向外务部呈递两份“说帖”,提出了他的意见。第一份说帖中提出,如果达赖喇嘛在觐见中谈及西藏具体事务,应以“汝是出家人,以清静为主,应遵守历辈达赖宗教,专理黄教事务,凡内政、外交一切事宜,有驻藏大臣自能妥慎筹办”(36),予以拒绝。显然,他坚持一贯的主张,以政教分离原则加以应对。关于奏事权问题,则比较复杂,他就此作了分析,指出:就奏事权问题,相关部门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历辈达赖向由藏臣(即驻藏大臣)转奏,照旧制应不准行”;二是“达赖本主黄教,关于教务之事,应准其会奏,关于政务之事,应不准其会奏,庶于允准之中,仍寓限制之意”;三是“如准达赖会奏,则达赖之权愈重,而驻藏大臣办事将更无权”。可见各部门就此问题做过充分的讨论。张荫棠的观点是“达赖如请单衔具奏,固不可行,若但求得与驻藏大臣会奏,似与事实尚无妨碍。何则?盖今之西藏情势异昔,拘牵旧制,似非所宜。且政教揉杂,分工甚难,实不足以示限制”。他就此作了进一步解释:

   查西藏政权,从前原操诸驻藏大臣,今则久成守府,一切事权实握于达赖之手。今值其以是请,正可因势利导,藉以收回政权。盖既与驻藏大臣会奏,则西藏重大事件,达赖必待奏准,始能施行。而凡所奏事项,驻藏大臣转得而鉴察之、限制之。况准其会衔具奏,则非会衔不得单行具奏可知,凡藏臣见为事理不合者,可以不允其会衔,彼即不能具奏。即会奏之件,其准驳之权,仍在政府,若有疑似,犹可交议,理藩部亦得而限制之。凡事须请朝旨,则主国之权,益形坚固。按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载有凡商务委员及地方官因意见难合,不能断定之事,请拉萨西藏大吏及印度政府核办。等语。其拉萨西藏大吏,即指达赖而言,是其权限之范围,于外交上大有影响。今若准其会衔具奏,则向称小僧者,应改为一体称臣,则达赖已甘居臣仆之列,于外交尤觉无妨。此棠以为会奏之请,似可准行之说也。(37)

   张荫棠对西藏的实际情况是有亲身感受的,清末之时,驻藏大臣权威衰微已极,如果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署奏事,正好可以让驻藏大臣介入藏内事务并实施管理,达到“收回治权”的目的。此外,在《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达赖喇嘛的权限,从外交上也难以否定达赖喇嘛的政治角色。因此,他主张给予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署奏事的权利。事实上,在这里我们看到清末西藏新政虽然奉行政教分离原则,通过限制甚至剥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世俗权力,而将权力集中到由朝廷特派的驻藏大臣手中,以实现政治齐一的目的,但是,由于驻藏大臣缺乏可资依赖的政治资源,实际上很难改变西藏地方原有的权力结构,因此,在策略上张荫棠又不得不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正是因为这种原则与策略之间的矛盾,使理藩部无法就奏事权问题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达赖喇嘛面奏藏事的要求被搁置下来。

   然而,达赖喇嘛自己找到了一个直接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表达意见的机会。十月初九日,达赖喇嘛率众前赴勤政殿进贡祝嘏,慈禧太后甚为嘉悦,懿旨皇帝进行封赏。于是,上谕封赏达赖喇嘛。上谕中不仅有封赏之文,还就藏事做了嘱咐,称:

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达赖喇嘛上月来京陛见,本日率徒祝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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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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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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