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幸福:自然法理论的认识论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01: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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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幸福  
但该命题是否具有客观性尚需进一步的论证。

   一个命题的客观性在菲尼斯看来并非在于其与事实相符或者与其他命题不冲突,而在于它的正确性。用菲尼斯自己的话说,“如果一个命题被主张的时候,能够确保其正确性,那么它就是客观的;不管是因为它有足够的证据作支撑,或者有压倒性的基础,或者因为它是明确或者不证自明地正确的”。(53)在菲尼斯这里,自然法第一原则无法从事实推导出来,其客观性不能依靠事实之验证;而作为第一原则,也无法考虑它与其他命题的关系。因此,要论证自然法第一原则的客观性便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这如何做到?菲尼斯采用的是威金斯(Wiggins)的归谬法。(54)

   威金斯选取洛克所言之第二性质之一——颜色作为例证。邮箱在英格兰被看作是红色的,而红色是“邮箱的一个外在的、单一的性质”。红色在这里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分类”。邮箱被漆成现在这样,被认为是红色,仅仅因为确实存在一个感觉的器官,它在群体共同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辨别并且获知,这是且仅是实际红的东西。(55)不可知论者确实不想怀疑颜色的客观性,但颜色之所以具有客观性,其实是因为人类如此认为,并非其天生如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不可知论者不否认除了“第一性质”之外的所有事物的客观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反对价值的客观性,否则将自相矛盾,因为如果价值的性质是心理意象,那么除了第一性质,所有的性质都是心理意象。(56)因此,否认价值具有客观性,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无意义的。(57)换言之,不可知论者必须同时认可第二性质和价值的客观性。经过归谬法,可以得出结论:价值是客观真实的。推而广之,作为价值之一种的基本善便当然具有客观性。

  

   三、对菲尼斯自然法认识论之辩驳

   (一)菲尼斯是否真正坚持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

   菲尼斯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明确支持事实与价值分离命题,但其真实态度更为暧昧。在《阿奎那:道德、政治与法律的理论》中,菲尼斯提出,第一实践原则的“应当”不能推导自“是”,不管是从“基于上帝的意志”还是从“由我自己规定”,都不行。(58)然而,他在该书中同时认为:“人们通过理解人类能力理解人性,通过理解人类行为理解人类能力,通过理解行为之目的而理解这些行为。这是阿奎那用以考量一个积极存在物本性的主要方法论认识论原则。但是,人类所选择行为的目标恰恰是基本目的,即善。”(59)从中可发现一个认识链条,即先认识作为行为目的的基本善,然后才能认识行为,之后才能理解人类能力,最后方可理解人性。正如菲尼斯自己所言,第一实践原则的认识论渊源不是人性,认识论关系是相反的,理解人性首先需要理解基本善。菲尼斯所反对的理论将人性认定为事实,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因此,当菲尼斯在此处直指认识论关系其实相反时,他将人性看作事实并无疑义。由此稍作提炼,菲尼斯虽然坚持无法从事实推导出价值,但是他认为可以从价值推导出事实。这种姿态在其他场合亦有体现,例如“不谈到人应当是什么——或者自然目的或者完满或者善这些任何人义不容辞试图成为的目标,不可能确定人是什么”。(60)“关于什么是人类善的知识,是对人性之完全知晓的前提条件。”(61)“第一实践原则的‘应当’不是推导自自然之‘是’(is)的前在知识。相反,我们关于它们的‘应当’之知识预设了‘是’(is)之知识最终体系的一些因素,并对另外一些因素亦有显著贡献。”(62)然而,菲尼斯的立场远比此处更为复杂,这要从他与维奇的论战说起。

   作为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学者,维奇熟知形而上学。他指出,人类本性之“是”已经有一个“应当”构建其中。事实上,如果没有考虑一个人的潜能和这些潜能所通向的真实,也就是在没有考虑一个人将成为什么或者能成为什么的情况下,不可能确定一个人是什么。与之类似,不提到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或者不提及自然目的、完满或者善(自然赋予人力图实现的这些目的),不可能确定人是什么。(63)

   尽管菲尼斯与维奇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他赞成维奇所言之“‘是’已经有一个‘应当’构建其中”。(64)菲尼斯此处的立场更为复杂,与前述之可以从价值推导出事实有所区别。菲尼斯反对从事实推导出价值,“是”中有“应当”是不是与之相矛盾?或许有人会说,不矛盾,因为菲尼斯虽然认为“是”中有一个“应当”,但并没有说从“是”推导出“应当”,相反,菲尼斯一直坚持只能从“应当”单向推导出“是”。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不过,问题是,菲尼斯坚持“不能从是推导出应当”的理论基础是“是与应当相分离”。既然认为“是”与“应当”相分离,显然不能同时坚持从“应当”推导出“是”,或者有一个“是”在“应当”之中,因为无论哪种情形,“是”与“应当”都无法分离。当菲尼斯在“是”中引入“应当”之后,他关于事实与价值相区分的坚持便令人怀疑。按照菲尼斯自己的逻辑,既然“是”中已经有一个“应当”,那便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当”,因为作为前提的“是”中已经包含了作为结论的“应当”。(65)如此则菲尼斯立场之前后矛盾展露无遗:他在坚持无法从事实推导出价值的同时,认为可以从事实推导出价值。菲尼斯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

   维奇有一种解释。他说,没人比菲尼斯更清楚,自然法理念的传统捍卫者寻求确认:(1)在任何自然法中,伦理学、道德律和道德规范自身本质上都存在;(2)通过对自然自身之事实的审查,可以发现这些自然道德律。因为菲尼斯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所以他不敢承认“是”可以推导出“应当”,否则将被驱逐。(66)

   不过,菲尼斯并非此意。他提出,如果要有一个完全满意的关于人类善主体最深刻的实践问题的答案,那么回答相关理论或者形而上学问题是必要的。(67)这样做,便需要讨论人性中有一个价值在其中。例如,菲尼斯与格里塞兹等人合作的论文明确提出,任何关于人的充分理论将包括:每一个受理性指导的人自然知道实践知识第一原则,并自然欲求(以一种简单意志)它们所指向的善。在此意义上,实践知识第一原则之成为(is to be)是人性的一个方面。(68)简而言之,追求基本善可理解为人性之一。(69)此时的人性是一个包含实践原则(价值)的复合概念。更明确地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表示实现了潜能的完满,其中必然包含有价值。然而,菲尼斯同时认为,“无需解释整个宇宙或者宇宙和无原因所致的分子运动之间的相互关联,便可以很好地解释分子运动。因此,在不挖掘形而上学问题的情况下,自然法可以被理解、同意、应用以及反思性分析”。(70)循此逻辑,在建构自然法理论时,可以切断形而上学问题,无需讨论“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否有“应当”在其中;同时,设定“是”为现代意义上的一般事实,直接以基本善为论证起点,否定价值需要从事实中推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菲尼斯关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判断会出现矛盾。简而言之,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菲尼斯并未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但在构建自然法理论之际,他坚持不能从事实推导出价值。

   (二)菲尼斯自然法第一原则是不是价值命题?

   在菲尼斯的设定中,基本善具有两个与认识论相关的特征,其一为基本善的前道德性。菲尼斯关于基本善前道德性的判断来自格里塞兹。格里塞兹曾言,实践理性所追寻的善是人类行为的目的。但是,确认这一点并非将善界定为道德价值问题,因为这种特殊的善的种类不可能穷尽人类善。他举例说,即便保存生命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坏的,但被保存的生命本身依然是人类善。(71)易言之,在格里塞兹看来,道德上恶的行为所指向的目的也是人类善。(72)菲尼斯明确采纳了格里塞兹的观点,他提出,人们在考虑做什么的时候,不管他们的结论有多不正确,均会以各种方式使用基本善;只有在实践理智性区分了道德上正确和错误的行为方式之后,道德标准才能形成。(73)这就是说,人们对基本善的追求与道德无关,基本善是前道德的。其二为基本善涵盖所有人类价值。菲尼斯提出,他的七种基本善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基本目的,人们认可和追求的任何其他目的,都出自其中。(74)由于此处目的和价值互通,基本善便涵盖所有人类价值。

   综合上述两个特征,基本善是人类所有行为追求的价值。或许有人提出,从前述基本善的第二个特征便可得出这个结论。其实不然。因为人们通常理解的价值是正面的道德价值,而恶的行为所追求的不是这种价值,以此推之,恶的行为不应当追求价值,更进一步,作为人类价值的基本善也不会是恶的行为追求的基本善。因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基本善并非人类所有行为追求的价值。不过,由于菲尼斯已设定基本善的前道德性,刚才的推论不成立。因为基本善是前道德的,而恶的行为所追求的虽然不是道德上的善,但也是一种善,属于前道德的善,而基本善是前道德的,且涵盖所有的善,因此,恶的行为所追求的善也属于基本善的范围。由此产生的结论是,人类所有的行为都以基本善为最终目的。

   菲尼斯宣称其自然法理论的第一原则为基本善,其实该原则更为准确的表述是“基本善值得追求”。人类所有的行为都追求基本善,无论如何选择,其目的指向都是基本善。这就是说,人们对基本善的追求并不是价值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必然结果。由此,菲尼斯原先设定的“基本善值得追求”命题便转换为“基本善必然被追求”。“基本善值得追求”是一个应然的实践原则,值得追求意味着应当追求,隐含着不追求和追求都是可能的。应然的实践原则之成立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主体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唯有主体可以在遵守还是违反实践原则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即既可以做应当之事,也可以不做应当之事,应然才成为可能。若无两种及以上的可能性,主体无从选择,那么便无应当与否的问题,只有必然。“基本善必然被追求”就是表达这种必然性。它意味着,主体没有选择,其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基本善。(75)既然主体必然追求基本善,那么主体追求基本善的应然性便被排除,因为必然指向必为之行为,而应然指向可选之行为,二者不可并存。因此,菲尼斯最初设定的应然命题,按照其对基本善特征之描述,转化成为一种必然命题,不再具有应然性。

   “基本善必然被追求”作为必然命题,不是菲尼斯所言之实践原则,因为行为已经被限定为必然追求基本善,实践理性在选择层面不发挥作用,实践原则之说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基本善必然被追求”也不是一个事实命题。事实命题意指描述实际存在状态的命题;而“基本善必然被追求”却指向将来发生的行为,不是既存事实。然而,“基本善必然被追求”与实践原则和事实命题亦有关联。既然是必然被追求,就意味着必然发生,在概率层面上,这与事实命题相一致。(76)而追求基本善又是通过行为进行,此与实践原则的对象相符。因此,一个合理的推论便是,菲尼斯自然法第一原则既不是应然的实践命题也不是事实命题,它介乎于二者之间。

   菲尼斯为应对自然法理论必须面对的事实与价值分离难题,提出自然法第一原则不证自明,但他依然通过类比论证、辩证论证、客观性探寻等方式,试图强化其自然法理论的说服力,使其不致沦为纯粹的个人确信。然而,在与其他学者的论争中,菲尼斯明确承认,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事实之中建有价值,同时隐晦认可事实与价值二者之间的相互推导。因此,菲尼斯并未如其所言彻底坚持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77)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菲尼斯以其自然法第一原则为价值命题,但实际上由于其所设定的基本善特征,该命题既非价值命题,亦非事实命题,却又兼有两者的关键特性,介乎于二者之间。总而言之,菲尼斯的自然法理论虽然颇有建树,却仍难逃脱事实与价值的纠缠。

①或有论者认为,唯有理性主义自然法学说才涉及认识论问题,意志论自然法学说与此无关。公认的意志论者,例如奥卡姆,也不会排斥理性的作用,只是在他看来,自然法最终取决于神圣意志,而理性必须服从神圣意志的安排。只要理性参与到自然法之中,认识论便与之相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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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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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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