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以平常心见证历史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2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0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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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固未可必。而古人爱说的“人禽之别”也有其科学基础,很多时候,动物在疾病上也不与人类分享致病的源头。近年与疾病相关的人生问题却常常呈现出“人禽无别”的倾向,爱滋、禽流感以及SARS接连现身,确应引起我们对人禽关系的反思。

   有人试图将这次动物病毒入侵人世归咎于某些区域的国人“什么都吃”,这很像是传教士带来的“中国野蛮”说的翻版,多少也带点“自我野蛮化”的遗续,因为类似的肉食习惯已经延续很久,此前并未见类似的疫症发生。如果真要从人禽接触的密切中找问题,或应该往相对新近的现象中去寻觅。大量豢养宠物即是近年新兴的风气(中国古代读书人向以为“玩物丧志”,至少耕读人家少见此风习),大大增进了人与鸟兽虫鱼的密切接触;有些人养而不注重防疫,早已增加不少人染兽疾的病例,不过此前发生的多是已知治疗方法的种类而已。也许可以说,自然万物诚宜关爱,似亦不必为了显示“政治正确”而对禽兽过分亲近。

   不过这多少带有寻找“替罪羊”的意味,并不符合天人相关的传统。按照传统的思路,出现灾异后应当反思的是我们自己的作为。在亲近鸟兽虫鱼的同时,人与人自身的关系是比过去更亲近,还是已有些疏远?是否可以说,宠物的“兴起”有时恰在填补人与人疏远留出的空白?面临疫灾,也许我们不妨多从积极方面去认识“人禽之别”,即人当自尊,也应尽量发挥“人”所特有的“神思”和伦理等面相。

   古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也是一般认知中人与禽的重大区别(当然,动物是否有恻隐之心可能还要探索)。在天灾突袭之时,各种不那么“勇敢”的心情和自保性反应都是正常的,毕竟这一威胁太直接且与每一个人的距离都显得那样近,而我们对SARS的了解又迄今仍非常不足。除了确有损人之心的行为者(如制造劣质口罩和药物等)当严惩外,余者多宜出以同情之心。对于某些客观上可能危及他人的自保行为,例如人员的流动,一时或不得不有以“处置”,最好仍多从理解角度出发,事后予以尽可能的宽宥。

   其实我们真是不必恐慌,因为焦虑只能徒增烦扰,实无助于解决问题。应该承认,“临危不惧”未必是人之常情,“临危而惧”恐怕才是更正常的心理反应。但“临危不乱”却是依靠后天修养可以做到的,个人如此,社会和国家亦然。古语云: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在近代这一段已经历了太多的危难,因而也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危难的经验教训。比这更大的难关都已逾越,对此新增一难,既要认真应对,又何惧之有。正如人文学者刘国钧所说:“国家之治乱,民主之盛衰,恒系乎其文化之高下。文化高深悠久之国,虽历险厄、遭艰难、受外侮,苟其文化不亡,终必光复旧物”。

   所谓后天修养,正与文化和学术相关。在五四运动的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曾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若宋明之季的独行之士和西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的学者,皆“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他因而认为,当时之急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今日的现象固未可用“民德堕落”为喻,然若群众对于学术有爱好之心,我们因应危难时会更加镇定大约是可以期望的。

   由于“小康”还是努力的目标,许多人不能不长期关注谋生或“发财”。这本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向来关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孟子更早就说过,没有“恒产”而能有“恒心”,非常人所能及。如今对SARS的预防要求人人所知稍广,许多人开始感觉到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无关的“知识”也很重要。当越来越多的人眼光开始超越于谋生或发财,进而对于学术产生爱好心之时,不仅止于物质意义的“小康”也就离我 们更近了。

   面临疫灾之时,坐而言的反思当然不如起而行的努力那样迫切。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时可能有着较平时更具体的意义。但疫灾从来不会很长久,现代科学的能力尤其可以缩短其猖獗的时间。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一位担任管理工作的学者曾半开玩笑地说出“后SARS时代”一语。弗洛伊德向来主张脱口而出之语可能反映出萦绕于表述者潜意识中的思绪,我想这里隐含着语重心长的久远关怀。有识者所虑当远,确应为事后的因应预作准备。

   以SARS对中国人和全人类的当下和潜在的影响而言,可以肯定这是史书必载的所谓历史事件了。一件事能成为历史“事件”,意味着它可能会长期留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人生苦短,在所谓“历史长河”中更显得短暂。然而历史正是集无数个体人生而成。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不仅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且创造群体、民族、人类的历史。在不算长的人生中,身历可以成为历史“事件”的时刻,也是不易得的殊遇,特别值得珍视。如果我们以平常心来体验、见证这一特殊而可能意味着许多转变的历史时刻,我们的生活或许会更加丰富多彩。

   五月四日本身就是历史不能遗忘的日子,八十四年前的学生就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下奋起。然而“天下”的含义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天下兴亡”本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学生是“天下”的未来,此后的时间还长,“兴亡”所需于学生者尤多, 而学术上的训练又是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当年五四运动后学生太积极投身于天下兴亡之事,原来倡导“读书不忘救国”的蔡元培校长不得不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主张。不要忘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入大学者既然“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则为了日后的“天下兴亡”,此时尤其要“不忘读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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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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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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