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锦标赛制市场工资的不公平性和无效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 次 更新时间:2020-01-26 08: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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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职位租”或“等级租”的大小在不同时空下又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与社会锚定值相联系,关乎人们的认知水平。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信息的膨胀和选择的多样化,进而也滋生出了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此时,市场主体在面对数量巨大的选择集时就需要收集、评价和处理庞大芜杂的信息,而理性的有限性则导致他产生出怀疑、焦虑乃至恐惧的心理。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境为市场产品的等级化提供了基础,因为它有助于市场主体将大量选项排除出去而做出快速选择,此时的权衡和比较也就局限于同等级的产品和职位之间,进而也就将这些“职位租”或“等级租”当做理所当然的存在。

   第二,权力碎片化衍生出放大效应而导致决策权集中。

   运用夏普利-舒比克权力指数的分析不难发现,随着权力的分散和碎片化,那些相对集中的权力将可以获得更大比例的决策权;相应地,那些拥有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特异性)的人往往就可以控制更大比例的资源,进而取得收入分配规则的制定权。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考察一个现代股份公司的投票情形就可以了:在一个大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往往有股权占一半的(小)股东是不参加股东大会的,而参与会议的(小)股东往往又有一半没有其个人定见而成为沉默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股东往往只要掌握剩下股权的一半(也即,全部股权的1/8)就可以取得决策权。这反映出,在权力日益碎片化的市场经济中,累进制的锦标赛定价体系往往更容易产生和推广。在收入分配上具体体现为:一方面,第一名与第二、三名之间的绩效差距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等级之间的报酬差距变得越来越大。[28]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现实得到充分的经验支持: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快速普及,个体的能力差距相应地不断缩小,但同时,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并日益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根本上就在于,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权力碎片化趋势,企业高管们拥有了越来越大的企业决策权。为此,皮凯蒂就写道:“这些报酬通常是由上级领导确定的。最高层的收入是由大公司或者公司薪酬委员会定的,而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薪酬几乎与大公司高管层的薪酬水平相当……既然无法准确估计每个高管人员对公司产出的贡献,那么在此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意性,而且依赖高层关系和个人的相对议价能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29]事实上,“职位租”本身就决定于上层决策者所制定的分配规则,相应地,“职位租”大小往往就体现了权力的集中度,进而在现实市场中又体现出碎片化权力的放大效应。根本上,企业高管所获得的高额薪酬就属于这种“职位租”,而且这种“职位租”很大程度上又是他们自己凭借市场权力所创造的。

   因此,通过市场权力结构的深度剖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并不反映市场主体的劳动投入和产出贡献,从而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为进一步认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审视一下广泛存在的企业利润与高管工资的倒挂现象。譬如,随着在企业改革中薪酬体系的日益市场化发展,中国企业就出现了高管薪酬与企业利润之间的明显背离。例如,2013年央企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招商轮船年亏损21.84亿元,而副董事长黄少杰的年薪为124万元;酒鬼酒年亏损3668万元,而董事长赵公微的年薪为91.24万元。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长城开发2013年净利润2.30亿元,董事长谭文鋕的年薪是365.63万元;宝信软件2013年的净利润为2.90亿元,董事长王力的年薪为93.90万元。[30]当然,这种倒挂现象不仅出现在国有企业中,大量民营企业也存在着类似情形:利润和股价双下降,但企业高管的薪酬却在不断飙升。明显的例子是:雷军在小米年利润只有50多亿元的情况下却可以独自获得99亿元的奖金,刘强东在京东年亏损50亿元的情况下却依旧获得36亿元的奖金。[31]

   (二)快速集聚财富的现代机制

   面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断飙升的企业高管高薪以及不断扩大的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间收入差距,我们就需要思考:这些企业高管们所获取的高额薪酬能够体现他们的产出贡献或者劳动努力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些企业高管又是如何获得高额薪酬的呢?根本上,这就涉及市场权力碎片化带来的权力分散和放大这双重效应在现代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中的集中体现。

   首先,就新兴富豪的资产来源而言。

   只要稍作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富豪资产的这样两大基本来源。第一,通过上市。这些富豪的资产往往会在上市后随着股价的飙升而迅速增加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乃至每次明星公司的上市或新股发行都会造就一大批的新富豪,甚至出现所谓的首富。例如,万科A在1991年上市时的发行价格仅1元,但至今复权价格最高达到4095元;格力电器1996年上市时的发行价格为2.5元,复权后股价最高达到4718元;其他众多上市公司如福耀玻璃、云南白药等上市后的股价都涨了数百倍。第二,通过奖金。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或总经理的工资和奖金往往与股票价格挂钩,从而往往随着股价的飙升而获得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的年薪。例如,双汇火腿的老板万隆仅在公司的年薪就高达20亿元,小米的5个领导年薪总计102亿元,如此等等。[32]

   但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利润率在上市前后并没有多大变动,至少没有如此大的涨幅;甚至说,很多企业原本就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只是通过包装上市的。试问:有多少公司的年利润率可以持续达到20%以上吗?如果没有,这些人又是如何迅速积累起如此巨额财富的呢?显然,这种低利润乃至无利润状况就反映出,富豪们凭借其资本获取的红利只占其总资产的很少一部分,而更大部分的财富则源于以“劳动贡献”名义获取的薪酬。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从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二元收入分配视角来剖析和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而昭示我们去探索现代市场经济中更为真实的收入分配机制,更为基本和核心的财富转移和积累机制。

   其次,就股市机制在财富转移中的作用而言。

   要洞悉股市机制在财富转移中的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富豪为何不再通过资本赢利的方式获取财富呢?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人民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资本社会化了,社会大众持有越来越多的股份。此时,在以资本赢利的方式来获得财富的情形下,社会大众将会获得利润的绝大部分。如果这样,也就会导向真正的人民资本主义,导向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显然,掌握权势的那些人是不愿意这么干的,从而就会寻找新的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分配机制。这个分配机制就是:(1)通过高额薪酬的分配机制;(2)通过股价而非股利分配机制;更进一步地,薪酬往往又与股价挂钩,这包括股份赠予等。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权势者又是如何运用股价机制获得高额转移收入的呢?这实际上又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1)既然企业赢利如此之少甚至是亏损的,股价又如何会上升?(2)股价上升本身是社会性的公共信息,这些权势者又是如何获得转移收入?一般地,这也源自两方面的途径:(1)通过策划和宣传而提高人们对企业盈利的未来预期,从而吸引社会资金持续进入;(2)在股价达到一定高度时逐渐稀释自己所持股份,从而实现在股价高位时套现。

   事实上,在上市之初,这些公司往往会通过种种包装以吸引社会资金,同时,此时公司的体量还较小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早期的入股者往往会有利可赚,至少存在较好的未来前景。但是,随着股价的不断上升,后来入股者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从而也就成为通过股市机制进行资产重新分配的牺牲者。与此同时,公司创始人以及主管者起初是以最低价获得这些股票的,而且,他们后面还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优惠股权,从而就成为这些社会股民资产的转入者。正是基于这种股市机制甚至对股价的操纵,就造就了一大批的富豪;但同时,他们并没有对社会创造出相应的财富,甚至根本就没有创造出财富。譬如,贾跃亭就利用国家发展互联网之际而不断推高乐视网的股价,进而在股价达到170元的历史最高价之后开始不断减持和套现,于是,在将乐视搞得几乎破产的同时自己却积累起了数十亿元的身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那些富豪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股市机制来转移广大股民的资产,由此获得的财富积累速度要远比通过创造收益的资本红利来得快。同时,也是这种财富的获得主要来自资产转移而不是财富创造,因此,现代社会在造就一个巨富的同时,往往造成数以百计、万计的股民损失;相应地,社会收入差距也就急速拉大,于是就有皮凯蒂所谓的0.1%乃至0.01的超级经理人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对“二战”后广为西方社会宣扬的“人民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审视。“人民资本主义”理论认为,随着巨型股份公司转向小额股票的发行,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以及劳动工人参与到了生产投资之中,成为股份企业的共同所有者而得以分享资本红利;相应地,这种发展新形态就有助于防止资本一劳动的收入两极化发展,进而使得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例如,凯尔索和阿德勒基于对《共产党宣言》的反动而撰写的《资本家宣言》就宣称,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增多使得持有股票的工人越来越多,乃至人人都将成为资本家;相应地,现代资本主义就成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相融合的社会而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人民性。然而,“人民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已经明显背离了这一初衷或理想化宣传而呈现出强烈的异化:原来归属资本利润的红利并没有为(持股的)社会大众或劳动工人所分享,反而转换成了“劳动”收入而为少数高管所占有;更为甚者,那些持股的社会大众或劳动工人反而在(人为操控的)股市波动中丧失他们的劳动收入和储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所有权集中规律以及帕累托分配定律之所以长盛不衰,根本上就在于每个社会都存在促使财富集中的机制;进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股市就成为财富转移的核心机制,成为现代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机制。这揭示出,广为称颂的“人民资本主义”根本上就不可能成为缩小收入差异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的“终结性”社会制度,反而成为现代收入差距急速拉大和社会两级分化的重要渊薮;究其原因,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也已经显著地异化了,它实质上变成了“人民”向“资本主义”输送财富以维持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壮大。

其实,“人民资本主义”发展(也即股权的分散)如何影响现代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水平以及股市机制如何成为现代财富转移和集中的核心机制,这些都可以进行实证分析。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系列的逐层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首先,探究欧美国家中的股权分散对股市价格的影响:(1)股权分散与股价水平(以及市盈率等)之间的关系;(2)股权分散与资本盈利率之间的关系。一般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民”参与到股市中,人均拥有的股票占比必然下降,这是股权分散的主要指标;同时,大量资金投入股市必然抬高股价,而这些资金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进入实际生产领域,从而没有取得相应的利润,这就会导致市盈率的飙升;更进一步地,即使更多资金进入生产领域,在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租用下,边际投资效率以及资本盈利率也会下降。其次,探究欧美国家中的股权分散对实际收益的影响:(1)股权分散与股权收益(如分红)之间的关系;(2)股权分散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一般地,随着股权的分散,大量利润被以“薪酬”的形式转移给企业高管,就必然会导致实际股权收益(股票分红率)下降。再次,探究企业高管的薪酬来源,这可以检验这样两大关系:(1)资本盈利率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2)股市价格变动与企业高管薪酬变动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股权分散会导致资本盈利率下降,而企业高管薪酬却在上升,而且,企业高管的股权薪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股市交个的波动而得以实现的。最后,剖析股权分散所带来的财富转移效应(主要是财富从底层(小股民)向上层(大股东)的转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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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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