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锦标赛制市场工资的不公平性和无效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 次 更新时间:2020-01-26 08: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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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拥有较平均水平高很多的生产力;相应地,他们在市场中就取得了高额工资,乃至出现一个占1%、0.1%乃至0.01%群体的超级经理人阶层。

  

   三、对两大辩护理据的审视

  

   通过将收入差距与工作能力和教育水平联系起来,现代主流经济学人热衷于为欧美社会中呈现出的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辩护;进而,国内一些经济学人还将欧美的发达经济以及相应的高效率与这种收入差距相联系,并由此来批评传统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弊端。在这些主流经济学人看来,收入差距既然是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那么就是公正合理的,也是高效率的。果真如此吗?其实,只要对现实市场中持续扩大的工资水平和收入差距等现象做全面的逻辑审视,我们就不难认识这种流行观点的片面性:市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并不能藉由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来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解释。这里继续做一分析。

   (一)基于教育水平解释的审视

   西方社会的一个流行观点认为,欧美社会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持续拉大,重要原因就在于,非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停滞不前或落后;相应地,收入不平等就主要归咎于中学角度的危机,社会底层无力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而致使收入相对下降。但是,一些学者却否定这种见解,基本理据是,教育差距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缩小。[12]进而,另有不少研究也已经表明,现实市场工资中的巨大差异只有很少可以用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来解释。[13]关于基于教育水平的解释观,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做一审视。

   首先,现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恰恰缩小而不是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既然如此,为何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事实上,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人才供给日益充足,乃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人们从教育中获得的绝大多数知识或人力资本与其具体工作性质之间的关联性已经越来越薄弱。也就是说,相对于工作的技能要求而言,目前的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超供给了,很多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并不需要员工现有的教育水平或人力资本。正因如此,现实世界中就产生了这样的现象: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那些原先仅需要完成小学教育的工作现在要求完成初中教育,进而甚至需要完成高中教育,而原先勉强需要完成高中教育的则开始需要继续大学教育或研究生教育。

   其次,现代教育体系的完善使得教育水平的分布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连续性,既然如此,市场收入分布为何反而呈现出日益拉大的间断性呢?明显的事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层10%群体的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稳步上升,尤其是最顶层1%以及0.1%人群的收入急剧增长,而原先的中产阶级却向下层流动。为此,皮凯蒂就指出,“这种顶层收入存在的明显间断性给边际生产率理论提出了挑战:从不同收入层级的技能水平变化角度看,无论采用何种标准,我们都很难看到‘前9%人群’和‘前1%人群’在教育水平、学校背景或职业经验上的不连续性。”[14]

   最后,技术进步对顶端人群技能的分布改变应该以相似水平作用于所有国家,既然如此,为何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越来越呈现出增大的差异呢?明显的事实是,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它的工资不平等程度在21世纪初所达到的水平,不仅要高于任何贫穷和新兴国家的历史水平,而且也要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发达国家。更不要说,美国教育的普及度在当今世界是非常高的。为此,针对基于边际生产率的解释,皮凯蒂就质疑道:“就个人技能和生产率的不平等而言,美国真的高于半文盲状态的印度的近期历史水平(或目前的水平),也高于种族隔离(或后种族隔离)的南非吗?”[15]

   (二)基于工作能力解释的审视

   针对收入差距的技术偏向性假说认为,不同行业的而技术进步程度是不同的,从而也就导致了不同行业的工资差异。但是,一些学者却强调,工资差异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包括制造业的结构性衰退低薪服务岗位的大幅增加、政治诱导的最高所得税率下降以及其他各种产业、劳工和财政政策等。[16]同时,大量实证分析也表明,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并不能由员工的工作能力来加以解释;[17]相同技能以及同一岗位的工作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工资差异更大。[18]关于基于工作能力的解释观,我们也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审视。

   首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模型,在竞争性市场中,拥有相同能力的人在任何企业工作都将获得相等的工资,否则他就可以选择退出而转入其他企业。但在现实世界中,一价定律现象显然是罕见的。相反,阿克洛夫等人给出的证据却表明,具有相等能力的个人在不同行业或不同岗位上所获得的工资往往并不相同,而且,工资的高低往往与行业的利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19]

   其次,按照能力决定工资的原则,一个人在能力稳定的情况下所得到的工资应该相近。但是,大量事实却表明,即使能力没有发生明显变动,一个人的工资也会因岗位升迁而获得跳跃式的提升。试想,那些因岗位生前而获得工资提升的管理者果真获得相应的技能提升了吗?Lazear和Rosen就指出,某人在某天由副总统提升为总统时,他的薪水大概要翻三倍,但很难证明他的工作能力也从这一天起翻了三倍。[20]

   其三,按照能力决定工资的原则,与高额薪水相对应的高管岗位也应该由高能力的人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否则公司将因高管的收入高于其贡献而亏损或倒闭。但是,大量的证据却表明,现实社会中高管的位置安排往往是社会制度性的——或者是继承,或者是依靠社会关系,或者是其他社会影响力,从而与其能力没有多大关系。那么,这些并不出众的继承者在享受高额收入的同时为何没有使得公司破产倒闭呢?这正反映出,企业支付给高管的收入与其贡献并没有多大关系。

   其四,按照流行的效率工资理论模型,那些努力水平难以监督以及劳动贡献难以测度的工作往往可以得到相对更高的工资,从而激励其付出更大的劳动努力。但是,我们常见的情形却是,监督和测度同样困难的岗位在不同行业中所获得的报酬却相差巨大:金融业会计所获得的工资就远远高于纺织业的会计,地产业的董秘所获得的工资也高于一般工业。同时,一些研究还表明,越是处于社会阶梯上端的人,在获得和维持其目的上也就越容易,越不容易遭受其他的打击而摔下来,因为他的社会资本更雄厚。

   最后,无论按照劳动能力或贡献理论还是竞争理论,都无法说明欧美诸国中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速扩大这一现象。例如,美国的这一比例在“二战”后的四十年间一直维持在40倍左右,但1985年后开始陡增,到21世纪初扩大到了350-550倍。[21]试问:难道这一段时间社会劳动技能突然如此拉大了吗?具有相似教育水平或技能的人在不同岗位上所作出的贡献果真变得如此之大吗?更不要说,按照桑德斯的看法,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普通工人今天挣的钱比他在46年前(即1973年)还要低;[22]此外,中国广东地区的劳务工资直到2006年之前的15年几乎没有上升,中国台湾地区2018年的劳务工资也只有17年前的水平。那么,试问:工人的教育水平以及劳动技能或生产力在这段时间没有得到提升吗?

   总之,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工作能力都无法从学理上对市场收入的持续拉大尤其是企业高管薪酬的不断攀高等现象给予充足的解释。譬如,针对教育提高对收入均等化的影响,米德认为主要取决于两因素:(1)增加的接受教育者是富人还是穷人;(2)这些教育投资的成本有谁承担。在现实世界中,教育普及打破了富人对教育的垄断,公共教育资金则主要来自税收,而这些税收又相对较多地附加在富人身上。从这两方面看,教育的普及理应缩小收入差距。更不要说,“高等教育仍然是具有选择性的,而选择的基础将更多地向有能力的孩子倾斜,而不是富裕家庭的孩子。”[23]但现实情形显然恰恰相反。同样,针对欧美社会采用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将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流行做法,斯蒂格利茨就指出,“高管薪酬(尤其在美国)已经过高,而且很难给这些基于股票期权的高管薪酬体系的设计找到正当的理由。股市表现的改善不应该被作为高管获得奖励的理由,他们在股市没有其作用。如果美联储降低利率,就会导致股票市场价格的增长,那CEO就不应该因此获得奖金分红。如果油价下跌,航空公司的利润和股票的价值就会提升,航空公司的CEO也不应该得到奖金分红。”[24]事实上,在流行的绩效工资理论支持下,企业高管们往往不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机制等方式来夯实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是热衷于通过兼并以及上市等方式壮大企业的规模,不是致力于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努力维护在位期间的暂时繁荣。

  

   四、对市场收入的权力分析

  

   既然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能解释现代市场收入的巨大差距,那么,市场经济中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本上,这还是关乎市场工资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市场权力碎片化与职位租

   约翰.罗默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作在有才能的个人之间组织竞争的最小机构,但更为充实而合理的观点应该是,把市场看作复杂的人为机构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个人贡献也通过这种网络得到净化和提炼。[25]相应地,要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就需要考察自由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权力放大效应。[26]

   第一,高级职位的数量往往受到控制而产生“职位租”。

   按照穆勒、马歇尔等人的观点,这些稀少的固定职位就会产生出一定的“租金”,这也可以称为“职位租”。穆勒就写道:“办事员工作的艰苦程度不及砌砖工的十分之一,而其工作同砌砖工的工作一样容易学,其工作的不稳定程度也比砌传工要小,办事员一般都是终身职业。因此,办事员的报酬较高,看来部分是由于垄断的关系,即其所要求的那种较低的文化水平,尚未普及到足以产生相当数量的竞争者的程度,部分是由于受旧习惯残余的影响,即要求办事员必须具有薪水较高阶层的服装和仪表。”[27]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所处于等级越是高的岗位,数量就越是稀少的,进而也就可以获得越是高的“职位租”。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两个典型例子。例1.一般来说,从事金融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很高(很多知识和技能都是在职业中掌握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轻松地跨过这个门槛,而且,时下也确实有大量的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学习金融。显然,按照竞争规则,金融领域的工资也就应该下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既然如此,金融行业的工资为何依然高居不下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业的那些正式岗位是数量固定的,这些岗位的设计排挤了大量的竞争者。例2.随着影视制作科技的迅猛发展,演员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接受长期的演技训练,这是小鲜肉们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原因。显然,按照竞争规则,演员的薪酬也应该大幅下降。既然如此,小鲜肉们的薪酬为何反而呈现不断攀升之势呢?根本上,这也就与一线演员数量的相对固定有关。究其原因,大多数人的记忆是有限的,耳熟能详的往往就那么十几个最多几十个人;相应地,为大众所熟识的那些少数人就成为一线演员,它们成为关注的目标,进而也就获取了这少量职位所赋予的高额“职位租”。

更进一步地,综观现代市场经济的各领域,不仅演艺界如此,文化体育界也是如此;进而,几乎所有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存在如此现象,乃至那些处于高等级的演员、歌手、球员、律师、医生、作家、专家以及政客等都可以凭借其岗位数量的稀缺性而获得高额的“职位租”或“等级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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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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