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被遮蔽的光彩 ——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5 次 更新时间:2020-01-17 10: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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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进入专栏)  
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口普查的主要发现和经验教训都做了较为深刻的总结。从1928年到1934年,李景汉在定县先后主持两次人口调查,协助参与一次人口普查,发表了颇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至今学术界似乎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从这些人口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在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多为集体性工作,除陈达外,个人的角色对外并不突显,所以很少人知道李景汉在其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本文也只是根据少量文献尝试勾勒出李景汉在国情普查研究所时期工作的几个片段。以一斑窥全豹,诚然为无可奈何之事。

   在中国近代的人口调查史上,历来有两条线索交织进行,一是晚清和民国政府部门主导的人口调查,一是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学者所做的调查。但是,学术界对前者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后者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近年来梳理了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学者所做的人口调查,发现他们由于人力物力所限,调查范围比较狭小,但在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调查方法的先进性上,都有政府人口调查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人口调查工作或决策,对后者的实际工作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以李景汉而言,1928年和1930年主持的两次人口调查是在平教会社会调查部主任职位上进行的, 1934年以定县实验县社会调查部主任的身份协助定县人口普查,都和政府部门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呈贡县、昆阳县的人口普查、人事登记,都离不开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工作虽然实际上是由学者主持的,但名义上是内政部、云南省政府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合作举办的,后者在实际工作的进行上所起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学者所做的人口调查这条线索,基本图景至今还不是十分清晰,有待于更多有心人的努力发掘。在这个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大概有可能勾勒出两条线索之间的复杂关系。

  

  

  

  

   注释:

   [1] 晚近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界有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改题《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第5章;在史学界有:(1)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章第3节第三部分“开展人口调查”;(2)杨海挺、石敏:《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呈贡县的“魁阁”与“文庙”: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大学派》,《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3)杨海挺:《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在云南的地理与人口国情调查实验》,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2]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

   [3] 杨海挺:《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在云南的地理与人口国情调查实验》,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111页、第113页。

   [4]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第10页。

   [5] 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第18页,1934年5月25日。

   [6] 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第18页,1934年5月25日。

   [7] 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第19页,1934年5月25日。

   [8] 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第19页,1934年5月25日。

   [9] 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第1页。

   [10] 李景汉:《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社会学界》第5卷,1931年,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0页。

   [11] 李景汉:《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53-254页。这个统计表见于1936年发表的《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一文,但并未在《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一文中出现。由此亦可见李景汉对待调查统计数字的慎重。

   [12] 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1934年5月25日,第19页。

   [13] 李景汉:《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03页。

   [14] 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1934年5月25日,第20页。

   [15] 在调查后三年,定县大批人口离村到县外谋生,在1933年内居然达15 000人之众,参见李景汉:《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03页。

   [16] 李景汉:《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03页。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影印,1986年)中叙述这次调查时说:“虽然调查了71村,共计6 230家,但因为其中有6村的调查情形不十分顺利,详细分析时就未用这6村的家数,以免万一影响真相。”(第130页)这里的说法和在《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一文说调查了72村,把稍有怀疑的7村和一切稍有怀疑之家庭的材料完全去除的说法略有出入,考虑到《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一文发表时间晚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3年,后出的一般更为精确,所以采取了后面的说法。

   [17] 李景汉:《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03页。

   [18] 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第1-18页。

   [19] 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见韩明谟:《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8页。笔者认为,注重数据统计调查的社会调查中有一部分作品确有搜集资料轻重不分、繁复琐碎的流弊,但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报告大体上说选材比较精当,也比较注重各种社会事实的比较分析,在材料、方法、观点方面结合得算是比较好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的篇幅、布局和定位,不能以某一本书来论定一个学者的基本学术风格。

   [20] 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一文的编者推介语,《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第1页。

   [21] 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1934年5月25日,第24页。

   [22] 李景汉:《中国农村人口调查研究之经验与心得》,《社会学刊》第3卷第3期,1933年1月,第3页。

   [23] 李景汉:《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03页。

   [24] 米红、蒋正华:《民国人口统计调查和资料的研究与评价》,《人口研究》1996年第2期。不过,此文在介绍民国时期学术团体所做的人口调查时居然遗漏了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所做的呈贡人口普查、呈贡昆阳人事登记以及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疏漏。

   [25] 张心一、陶桓棻、庄继曾:《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民国二十三年)》,“民国史料丛刊第15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3页。

   [26] 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1937年4月),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62页。

   [27] 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62页。

   [28] 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62页。

   [29] 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62页。

   [30] 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88页。

   [31] 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88页。

   [32] 李景汉:《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97页。

   [33]《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流传极少,以笔者目力所及,目前仅杨海挺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在云南的地理与人口国情调查实验》(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一文中有引用。

   [34] 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

   [35] 李景汉:《健全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需要》,《独立评论》第222号,1936年10月11日,第10-15页。

   [36] 李景汉:《县单位调查统计之实施》,《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第105-123页。

   [37] 李景汉:《县单位调查统计之实施》,《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第105-106页。

   [38] 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8页。

   [39] 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第191页。

   [40] 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0年,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人口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9-340页。

   [41] 云南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实施委员会:《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人口卷(中)”,第473页、第488-492页、第501-529页、第529-537页。

   [42] 国情普查研究所教员周荣德对招考壮丁一事的原委和解决过程有详细的记述。据周荣德记述,这次调查员训练班征用昆明市小学教员时正值寒假开始,小学教员因待遇过于微薄,这时一般都存改行与观望的心理,加之学校疏散到离城一二十里的乡村里去,让他们白天到城里来受训,晚上回家,颇为不便,因此2月2日办理全市小学教员报到编组时才来了40余人,和应来的150余人相差甚远。国情普查研究所不得不和市府交涉,市府召集各区镇长、各小学校长、小学教员及壮丁等开会,当场议决:由市立小学派教员100人,由各区镇派壮丁239人,2月3日开始上课训练。参见周荣德:《记昆明市户籍示范调查》,《新经济》第7卷第5期,1942年6月1日,第93-94页。

   [43] 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0年,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人口卷”,第204页;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第206页;李景汉:《呈贡县动态人口调查的实验》,《当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41年7月14日,第29页。

   [44] 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第300页。

   [45] 周荣德:《记昆明市户籍示范调查》,《新经济》第7卷第5期,1942年7月14日,第94页。

   [46] 参见云南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实施委员会:《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年,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人口卷(中)”,第381-389页。

   [47] 李景汉:《呈贡县的国情普查研究工作》,《今日评论》第4卷19期,1940年11月10日,第296-299页;李景汉:《呈贡县动态人口调查的实验》,《当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41年7月14日,第28-30页。

   [48] 杨海挺、石敏:《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呈贡县的“魁阁”与“文庙”: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大学派》,《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杨海挺:《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在云南的地理与人口国情调查实验》,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194页。其他学派命名大体妥当,惟“实地调查学派”的指称略嫌空泛,似不能准确地概括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学术取向。

   [49]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0页。

   [50]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90页。

  

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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