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科技法迭代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20-01-16 08: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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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涉及伦理治理要求,重点在负责任。我国不少机构和企业做出响应,自动提出其倡导的人工智能伦理要求。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距离真正伦理规范的明确性和合理性还有很大距离。

   (三)科技政策法语境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科技政策法对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更加具有可适用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与科技进步、科技转化政策契合,更是因为其发展代表当前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和方向。在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提供的诸多进步机制、转化机制固然对人工智能科技的开发和转化具有支持意义,但由于尚存在许多体制障碍,特别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科技成果的严格国有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上市场培育不够,导致科技主体、动力、程序、保障等多方面的局限,严重影响科技进步和转化,目前相关法律面临修改、调整和完善。

   人工智能科技政策所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还是特殊化问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全新的具有巨大应用价值同时又具有与人相通的认知能力的科技,应该采取何种科技政策加以促进和管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加上其本身还在不断的动态发展之中,可以说充满变数。鉴于人工智能独特的发展态势,可以考虑阶段式立法和不成熟时授权政策试点的方式:一个阶段之内已经达成共识的做法,可以通过修法加以确定;一个阶段之内还难以明确但又急需明确的做法,可以通过授权专门部门采取出台政策的方式进行探索。例如,美国学者雷恩·卡罗等认为,人工智能政策的核心问题应该包括:(1)正义和公平。包括应用中的不平等,如搜索引擎将工程师自动关联为男性,将护士自动关联为女性。(2)武力的运用。例如,如何决策人工智能武力的使用,谁为机器的决定负责等。(3)安全和资质。包括设置和确定安全门槛、上岗资质要求、网络安全标准。(4)隐私和权力。人工智能基于模式识别能力、高度精细信息的部署方式等导致更复杂的隐私问题,企业和用户不对称关系导致数据不对称或不平等隐患。(5)税收和劳动力替代。(6)其他问题,如机构建设和专业知识、投资和采购、消除责任的障碍、人工智能的心理模型等。2016年美国发布的《为人工智能未来做准备》提出23项政策建议,包括鼓励私立和公共机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负责任地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联邦机构应优先考虑人工智能中的开放式训练数据和开放数据标准,联邦政府应探索提高关键机构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其任务的能力和方法,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小组委员会应为政府内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建立一个实践社区,在为使用人工智能的产品制定监管政策时各机构应利用适当的高级别技术专家、各机构应使用全方位的人事分配和交换模式(如雇用机构)来培养联邦劳动力并使其对当前的技术状况有更多不同的看法等。

   人工智能对全球当下和未来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形成较大的技术和社会风险,因此相关政策的考量更加复杂,也有必要提升层次。目前,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提到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系统化的政策引导。一方面,人工智能被确立为科技创新的重点,并赋予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社会、国家安全和人类伦理等问题,引入风险规制政策,积极防范其负效应,趋利避害。随着人工智能研发浪潮在全球兴起,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纷纷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相继出台相关战略规划,旨在争夺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制高点。2016年以后,各国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的战略化推进更加明显。

   美国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战略。2016年10月,美国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号称新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旨在运用联邦基金资助不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和研究,从而使得该技术对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减少其消极影响,同时还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准备》;2016年12月,又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提出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经济是后续政府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下一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释放企业和工人的创造潜力,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创造和使用中的领导地位。2019年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地位的行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调动更多联邦资金和资源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应对来自战略竞争者和外国对手的挑战。2019年2月12日,美国国防部发布《2018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概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安全与繁荣》。2019年6月,美国白宫更新《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将政府人工智能研发战略重点扩展至8个。

   2018年3月27日,欧盟委员会下属欧洲政治战略中心发布《人工智能时代:确立以人为本的欧洲战略》,介绍欧洲人工智能发展,提出欧洲应采取的对策;2018年4月25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等提交《欧盟人工智能报告》,描述欧盟人工智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制定2018-2020年以及未来10年欧盟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提出三大目标,即“加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人工智能投资,增强欧盟的技术与产业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为迎接社会经济变革做好准备”“确立合适的伦理和法律框架”。英国在2016年先后发布《人工智能对未来决策的机会和影响》和《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2017年11月,英国发布《产业战略》,提到“人工智能与数据经济”的挑战;2018年4月26日,美国发布《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领域行动》,并就生产力基础领域制定具体行动措施。2018年11月15日,德国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提出“人工智能德国制造”,全面思考人工智能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定量分析人工智能给制造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重视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并计划2025年前在联邦层面投入30亿欧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

   我国自2015年以来就开始出台政策支持人工智能发展。例如,《规划》旨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规划》提出面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即2020年实现“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初步建成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服务体系和产业生态链,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 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 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2030年,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规划》要求应对挑战,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提出要重视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的基础性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则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五、结语:加快制定人工智能科技特别法

   人类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特别是基于科技革命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形成迭代发展态势,到今天则呈现加速迭代发展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本身也出现不断发展、迭代发展和加速迭代发展的特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每个阶段发展,或者是每个方面的发展,始终以一种维护法律稳定性的方式进行并遵循自身的体系轨迹,不到万不得已,通常不会也不该完全打破既有体系进行重构。旧法与新法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

   当前的人工智能立法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人工智能今天已发展到机器学习阶段,正在发挥着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表征科技的巨大作用,同时因其具有与人类相通的认知能力的特点,产生了与人类命运的特殊伦理关联。在这种意义上,人工智能发展势必引发如何跟进合理规范的问题。人类自工业革命开始,就在普通法律之外注意到科技作为特殊规范事项的独特意义,并发展出专门的科技法,这体现为从科技市场法到工业生产安全法、事故责任法、特殊科技风险法再到科技政策法的不断叠加,多次迭代发展形成具有稳定价值和内容的规范体系。基于人工智能作为科技事物的本质,应当将其纳入科技法范畴加以评价,在因循现行科技法的基础上,以正确的发展思维合理探索具体的发展路径。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重大科技,正在以其非同寻常的发展潜力和特点,重新塑造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财富分配和社会组织方式,挑战人与人造物的既有关系。这种改变和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认识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在不断升级,进而导致规范发展和应对的迫切性。人工智能需要规范的新问题可谓巨量,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笔者建议尽早制定专门的人工智能法,以人工智能科技作为特殊规范对象,并将其作为科技法的特别法而定位,从人工智能的科技市场、科技风险和科技政策等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对既有科技法价值的继承和发展,对既有科技法规则进行优化和调整,形成一套专门适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具体规范体系,以备现实人工智能法律实践所需。其中,人工智能立法的伦理性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如何确保人类自身不受危害和威胁的需要。我国目前已经将人工智能立法项目纳入立法规划,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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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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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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