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国情、改革及全球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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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进入专栏)  
我80年代后期在国外访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发展经济学第一课的内容,讲的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讲,开放为数量巨大的“隐蔽型失业”劳动力寻求了“变现”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看上去似乎没有失业,但是按照农村人均拥有土地资源来看的话,边际生产力几乎是0,他们不会影响我们农村生产的产出。由于他们没有其他现代化产业的就业机会,就留在农村,这是很典型的发展经济学中讲的“隐蔽型失业”,即看不出来有失业人口,但实际上边际产出非常小。生产要素极度失衡意味着有特别富余的劳动力,由于太富余、供给太过剩,劳动就很不值钱。如果我们能够增加短缺要素,把这些劳动力都消化掉,就可以让这些富余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去,让相对价值极低的劳动力“升值”。此外,开放能够引入现代产业。大量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进来以后,可以让劳动力进入现代生产,进入现代社会之中。以上每一条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的体现,体现的是人的变化。

   2.1.1为什么中国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是我到国外的时候,我的老师在黑板上手画的一个图(图7),给我特别大的启发。他说这是1985年中国和美国的一个对比。中国占全球资金量只有5%,但是劳动力占全球25%。其实这个数字是按照购买力平价算的,如果按照我们当时国内汇率来算,我们的资金量只占不到2%。而美国是什么情况呢?美国当时的资金投资能力占全球25%,但是劳动力恰好占全球5%。中美两个国家,一个有那么多资金却没有劳动力,一个有那么多劳动力却没有资金。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在生产要素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开放匹配,然后让每一种要素都能够匹配到恰当的另一种要素呢?经济学上讲,所有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的时候,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最高的,但当时显然不是这样的。看完这个图之后,我感觉到如果我们有办法让多余的劳动力到美国就业,把美国富余的资金拿到中国来投入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要素匹配都会更好一些。我们讲在要素极度失衡的时候,富余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得不到进入现代生产过程的机会,而且非常廉价。只有多种要素组合,才能开始现代化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变,国内可以积累,但是国内单纯靠自己积累的速度会非常慢。这个图我始终在用,我把中国自己的要素结构画了一下(图8),比刚才那张图内容更多。

   一个国家生产过程要开始,这几样要素一个也少不了:要有劳动力,要有土地,要有淡水资源,要有能源,还要有投资和技术,这几项要素匹配以后才能开始现代的生产过程。图(图8)中是我们在1980年的数据,我们劳动力占全球的23%,耕地占全球的7%,淡水资源占全球的6%,石油占1.5%,投资占全球的2%不到,研发投入几乎可以不计,大概在0.5-1%左右。

   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才能把各种生产要素匹配起来,让这么富余的劳动力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呢?

   2.1.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出口”剩余劳动力的载体

   在全球化中,尤其在当时那个阶段,劳动力的流动是最差的。为什么美国要大量进行海外投资呢?因为美国虽然资金很富余,但在国内得不到很高的回报。资金是全球化中流动性最好的要素,可以流动到任何一个缺资金的国家去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是这对劳动力来讲就非常困难,全球化中劳动力流动受到的限制最多。全球跨国劳动力流动就业达到过的峰值就是1个亿,而且主要在区域内贸易集团内部发生,比如欧盟。所以我们不能依靠大量劳动力到国外就业,来解决我们极度失衡的生产要素结构。

   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全球化中“出口”剩余劳动力的载体。为了解决我们失衡的要素配置状况,我们就要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90年代末期,大概1997年、1998年的时候,是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的顶点,大概有八千万城镇就业人口直接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和服务。

   这是什么概念呢?大约三分之一的城镇工业就业人口搭载在出口面对的全球市场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都是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原来守着一亩三分地,拿着极低的收入,没有机会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间去,通过这样一个模式他们进入到了现代的生产过程中。

   当时最主要的批评意见,是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搞“三来一补”,出口企业给我们工人付的工资是在他本国所付工资的十五到二十分之一(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三十分之一都不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大概可以达到二十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公平与否要看我们和谁比较。当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是国内各类企业中最高的,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当时的就业者都以到外资企业工作为豪,感觉找到了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所以对比的对象一定要恰当。

   如果不开放,无法实现高密度的就业。有观点讲,即使不开放只要增长就有就业,其实那是做不到的。

   我们出口的产品都是最最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张图(图9)反映了各行业每单位劳动力匹配的净资产量,即最经典的资金和劳动的比例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量出口的服装、鞋帽、文教用品、家具制造、仪器仪表、纺织业,就是劳动最密集的产业,特别准确地匹配了我们的要素特点。这条红线是我们当时那一年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人均净资产,大概是12万元。我们出口的行业中,越是劳动密集的,越是需要资金量少的,出口量越大。红线下面是我们大量进口的行业,包括化学原料与制品、医药制造、化学纤维、石化行业,这些行业都是非常高资金密集度的,平均高出我们人均净资产三四倍以上。如果我们在国内发展这些行业,既不能用较多劳动力,还要用我们大量最紧缺的资金,配置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只有开放。如果我们不出口的话,在国内是不可能把这样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消化掉的。全球配置以后,我们可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把原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吸引到现代生产过程中间去。

   2.1.3增加短缺要素让相对价值极低的劳动力“升值”

   经典的早期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企业,几乎都是一个工厂看进去都是人,其他东西很少。

   这张图片(图10)来自本世纪初最初一批吸收外资的服务业企业,我们可以看到,每盏灯下坐着一个人,人均1.6平方米,用一点电,没有任何的污染。这是纯粹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也是中国最初吸收外资最多的服务业。这个企业曾经面临过很大的争论。当时企业老板说,“我为什么到中国来呢,是因为我到中国雇的员工工资是我在国外员工的二十五分之一,而且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他们都想多些收入、愿意加班,所以我很愿意来中国”。这在当时引起国内哗然,说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剥削中国的员工。那么这些员工是什么情况呢?从当地农村招工,农村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如果来这家企业的话,初中毕业后大概训练一个月就可以上岗,不加班的最低工资是450元,稍微加班就是一个月六七百元,这样工人一年的工资是原来在农村收入的5-7倍。当时这个企业引起了一些争议,去看、去问的人很多,然后这些员工就很生气说,“我们想多挣点,我们这个活挺好的,我们不想回到地里面去风吹日晒,你们就再别折腾了,让我们把这个活好好干下去”。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问题。

   2.1.4引进现代产业让劳动力进入现代社会

   经过我们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特别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之后,我们原来的要素结构在迅速改变。从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来看,在当时情况下,我们想用可怜的一点资金把这么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生产中间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发展少用钱、多用人的产业。在生产要素中,地、水、能源是资源禀赋,是很难变的,在后面多年中比重是稳定的。劳动力在很长时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随着我们独生子女政策见效,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占全球比重已经降到20%了。什么在增加呢?我们的投资比重在增加,我们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全球比重从开始很低的2%,到5%、7%、13%,现在已经超过26%,中国现在是一个相对来讲资金富裕的国家。在我们的所有要素中,劳动力占比20%,资金占比26%,而且我们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到全球的22%。这一比重变化是非常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经济高速成长,实现自己的积累;一方面我们靠吸引外资和技术,大量吸纳劳动力形成了现代产业,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要素结构变化以后,企业随之升级。我原来在社科院做研究的时候,看了非常多的企业,很多企业我每隔几年过去看一次。有一个企业在我最早去看的时候,是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妹坐在那里完全手工操作。然后,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开始搞点非常简陋的自动化设备。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外企业做不下去,就把最高精的、表芯级的笔尖设备卖给了这家企业。对这家企业来说,一方面技术上去了,另一方面需求上去了,最重要的是再像以前那样大量使用劳动力根本用不起,企业培养了自己的技术人员和能力。所以随着要素结构的变化,其实企业、产业是随之升级的。

   接下来的例子是关于服务业的升级。

   图(图12)中是这个世纪初的劳动密集型数码企业,企业从事非常简单的表单统计业务。到2008年,这仍是我们最经典的服务业。去年我去苏州看,苏州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好的一个地方,它是全球最大的会计和采购中心,和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同类中心已经没有差别了。随着人的成长、劳动力的成长和成本的上升,一切都在变化。多少年开放中,我们通过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解决我们要素结构极度失衡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理解到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劳动力全球就业的载体,是原来收入很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现代产业提高收入的一个重要机会,我们在过去40年的开放中做到了这一点。

2.2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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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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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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