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中国近代婚龄话语的分析:从清末至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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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进入专栏)  
必须专心从事。“早婚者,举其修学年龄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诸春花秋月、缠绵歌泣、绻恋床笫之域,销磨其风云进取之气,耗损其寸阴尺壁之时,虽有慧质,亦无暇从事于高等事业,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劳力以自赡。此辈之子孙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国民资格,渐趋卑下,皆此之由。”关于“害于国计”,他认为:“故必使一国之人,皆独立自营,不依赖于人,不见累于人”,而早婚者往往自己尚不能自赡,一旦有了妻子儿女,还得仰给于父母,所以使得父母的经济负担极重,以少数生利者养一大群分利者,其结果必然导致贫穷。而且据西方统计家的调查报告,执业愈高尚者结婚愈迟,执业愈卑贱者,结婚愈早,所以可以从一人结婚之迟早,判断其人格之高下,从一国结婚之迟早,可以觇其国运之枯荣。[32]

   清末民初呼应梁氏者极多,与前文叙述的伤身、弱种一起成为当时社会转型时期“非传统早婚论”最集中被提及的4条理由。如果说伤身、弱种还可以有质疑的余地的话,那么早婚妨碍经济独立和专心学业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两条理由不仅仅是停留在知识人口头的思想论说,而且更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两个条件构成了传统早婚现象日益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社会基础。

   当时,乡村社会中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还未受到根本的冲击,早婚现象还十分流行,而且没有根本动摇的迹象。[33]感受到早婚痛苦最深的,是那些已经早早结婚而处在学习、创业阶段的学生与社会青年。所以,民国时期批判传统早婚论的声浪就是这批青年及其代言人呼喊出来的。

   如1916年11月,《新青年》杂志“通信”栏刊登了莫芙卿的来信,作者在信中说“今日非但中下等社会十数岁之国民,结婚者比比皆是,即在校受教育尚未毕业之学生,自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者,十分之七皆已成婚。呜呼!吾国之为父母者,对于此蓬蓬勃勃有望有为任重责大之青年,不知养成其智育德育体育之完全人格,而反汲汲于有害无利之婚姻是急。”作者自述他自己自幼贫苦失学,来沪习商以资糊口,在“困苦万状”的处境下并没有放弃学业的追求,日读报刊,夜习英文,忽忽十年,略备了一些将来事业的基础。作者庆幸自己没有家庭负担,能够集中精力学习,比那些“成婚可怜之青年”略胜一筹。他希望思想界领袖陈独秀能够呼吁一下早婚之害。他说:“素仰先生以救青年为职志,一言一语,皆为青年界之晨钟。可否将早婚之害,时时著文,宣之报端,使一斑【班】有志未婚之青年,读之有所觉悟,得以造成其自立自由之基础。此功德当无量也。”[34]1920年,二十几岁的陕西青年学生王震东庆幸自己与未婚妻未蹈早婚的覆辙,“并且觉得迟婚的益处,实在多得很”,所以写了一篇题为《早婚应当禁止!》的文章以为呼吁。[35]1921年,郡仪鉴于陕西中学生大半已婚,发出呼吁:陕西的男女中等学校,对于招收新生要严加限制,凡是结过婚的,都不许报考,要是有蒙混的,查出来后永远不许入学校。[36]

   不仅男青年感受到了早婚的痛苦,女学生由于怀孕、生育问题,对早婚痛苦的感受程度更深。女学生莎菲对恋爱、婚姻这个切身问题,采取了她所谓的陶潜“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的不屑问的态度,她在《妇女杂志》的文章标题上就响亮地提出“婚姻不是女学生的急务”的主张。[37]1933年何德明在《女青年》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题为《嫁后》。 小说叙述了一个名叫“云”的女学生结婚后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又遭丈夫虐待的故事。“星期天的清晨,一间狭长女生宿舍的东窗下,婉和兰正在絮谈二年前同学云的事。当初云原是个活波的女孩子,在学校里对书本总算比谁都要忠实些。可是后来不知着了什么魔的迷,竟就抛开书本,作夫人去了,并且不到一年也竟就很快地作了母亲。在同学们都觉得惊异,以为像云这样有为的女学生,不应该就这般儿戏地把自己青春卖去,给男人任意去蹂躏!况且云平日口才甚健,吐语间常以男女早婚为人生的危机,可是如今她自己竟这样矛盾了,怎的又不叫人惊异和怀疑呢?”[38]从“云”的遭遇与她的这些同学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已婚女学生的痛苦与未婚女学生的心态。

   青年学生的早婚痛苦也是当时教育界人士关心的重要问题。如1916年9月10日,清华学校贴出布告:“自本学期始,凡本校学生在肄业年限内,不准婚娶,违者即认为退学,除迳行函告各生家属外,特此通告,此布。”自那年以后,在招考章程里便申明高等科不收婚娶学生,中等科不收订婚学生。1922年6月,又有重禁早婚之令,并函校中各省同乡会,组织监察早婚委员会,互相纠察。“因为这个缘故,校中现在已结婚的,可谓绝无仅有。”1923级学生吴景超在谈到这些规定和措施后,赞叹道:“此事于同学身体上,自有绝大之利益。”[39]学校在致家长函里说:“早婚一事,历经多数教育家讨论限制之法”[40],说明教育界确实很关心这个问题,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1920年代初期,彭允彝做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时有禁止全国中学生结婚的通令。尽管这个通令的执行情况尚不清楚,像清华学校一样厉行禁止早婚规定的学校可能还不很普遍,但是我们肯定的是,早婚妨碍修学和经济独立既然已经在社会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它之被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就是大势所趋了。

  

四、理想婚龄的期望

  

   1902年,梁启超重点谈的是早婚之害,在文章末尾谈到了他认为当时中国尚不成为社会问题的晚婚之弊。结尾一段,他写道:“礼经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于戏!先圣制作之精意,倜乎远哉!”[41]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这句话究竟作何解释,后儒各家理解差异很大。[42]梁启超是怎么理解的?从通篇文章的语气来推断,很可能是指婚嫁的实际年龄为男30岁、女20岁。而不是较为后来通行的理解:男30岁、女20岁指的是男女的最高婚龄,男20岁、女15岁即可婚娶。1904年,陈王在批判了早婚之弊后,提出:“昔三代礼制,尝言丈夫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规定男女结婚之年龄太相悬殊,未可为法。今折中其制,男女之婚期皆限于二十五岁以后,庶乎其可矣。”[43]总的来看,清末时期,理想婚龄的讨论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仅讨论很少,而且缺乏学理性的依据。

   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在批判早婚论盛行的同时,理想婚龄的讨论也渐次展开,而且学理性在逐渐增强。1917年,竺可桢在《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一文引用了较多的西方婚龄的材料。他并没有具体谈理想的婚龄是多少,我们从文中只能看出他的大致意向。他说:“报纸为传播新知识之机关,而近时执笔者,尚有鼓吹男至二九,女至二八,即须为佳人才子撮合之论,斯可叹焉。”[44]男18岁、女16岁结婚,看来不能让竺可桢满意。

   1920年代开始以后,经济独立、学业完成作为婚娶的前提条件逐渐被广泛接受。不少理想婚龄的提出是从这两点立论的。1920年,王震东在征引了各国的法定婚龄后,结合我国学制期限,提出男25岁、女20岁为理想婚龄。[45]同年青年朱沐惠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他的理想婚龄观。他把婚龄与婚姻自由、经济独立、求学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20岁以前不应结婚。25岁以后,可以结婚,原因是:“我假定婚姻自由,必须过了二十五岁,更有一个缘故。因为我们中学毕业以后,或入大学肄业,或在社会任事,大概到了二十五岁,都可以告一段落”,“所以我的主张,就是年龄未满二十五岁的,不宜讲什么恋爱,不讲恋爱,自然没有什么结婚;否则就是误己、误人、误社会!”[46]

   青年学生的婚龄意愿代表了他们眼中的理想婚龄。除了直接发表文章参与讨论以外,更大量的青年是借着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社会调查报告来透露他们的心声的。以下从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摘录有关材料,以此来观察青年学生对理想婚龄的期望。

   1921年陈鹤琴在江浙一带中学与大学的学生婚姻调查中调查了男生的婚龄意愿,列表比较已结婚的与未订婚的意愿之不同。已结婚的主张的婚龄以17-22岁最为集中,未订婚的以25、26、30岁最为集中。“已结婚的结婚年龄中数是18.9岁,未结婚的结婚年龄中数是24.77岁,相差5.87岁。”[47]婚龄意愿的提高说明青年学生的理想婚龄将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升高。

   1922-1923年甘南引调查中学以上的青年学生及已毕业者理想婚龄显示:313人中,120人主张19-25岁,占39%,118人主张26-30,占37.7%,10人主张31-35,占3%,1人主张36-40岁,占0.3%,不答者16人,杂答者48人。[48]

   1927年潘光旦以《时事新报·学灯》编辑部的名义进行的调查中发现:80℅以上的答案人显然以女子20岁以上,男子25岁以上为最适当的婚龄;在男女分别上,女子之赞成迟婚较男子为甚。[49]

   1928年葛家栋对燕京大学202名男生的调查显示:已订婚者理想结婚平均年龄为25.69岁。未订婚者理想结婚平均年龄为27.63岁。[50]

   1929年陈利兰调查120名北京女大学生、女中学生的理想婚龄,结果为:20-25岁81人(24岁30人,25岁40人),26-30岁25人,31-35岁4人,杂答7人,未答3人。杂答中有些发表意见的如下:1、大学毕业后;2、等到经济独立时期;3、在过了求学时期。[51]

   1930年梁议生燕京大学60女生之婚姻调查,理想结婚年龄,选24、25、26岁的较多,其中又以25岁最多(24人)。另有15人主张经济独立后为理想结婚期。[52]前者为女子大学毕业之时,显示的是教育期限对婚龄的制约,经济独立也应与学业完成有关。两项因素综合起来考虑,经济独立与学业完成已经成为青年学生婚龄的主要考虑因素。

   1930年楼兆馗对中央大学183名学生的调查显示:结婚时期,主张在毕业后者最多,计85人,占72.73%,主张自能负经济的责任者在时间上说与前者相同,所以合计,两项相加占82.71%。[53]

   从上述社会调查来看:未婚者的理想婚龄较已婚者的理想婚龄高;女性的理想婚龄较男性的理想婚龄高。这说明社会变化得很快,知识青年在学业、事业上奋斗的精神愈益高涨;少数女学生受到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已经开始急切地想摆脱传统社会加之于女性的单一的社会身份设定。学业完成、经济独立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成婚的必要前提。

   1920年代以后,知识人吸收了较多的西方科学研究成果来表达他们的理想婚龄,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这类材料甚多,略举数例,以为说明。

   1924年,褚东郊综合生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提出理想的婚龄是两性身体完全成熟时期,即春机发动期以后7-8年,中国人最适宜的婚龄是男25-30岁,女20-25岁。[54]

   1928年,潘光旦主要站在优生学的立场上,提出男25岁上下、女20上下为最适宜婚龄。[55]

   《婚姻问题概论》的作者CY参考了各家科学研究成果后认为,“结婚的年龄,以在青春期后四五岁至七八岁较为适宜。”[56]

   徐宝山综合西方各国的婚龄后认为,“结婚适当的年龄,须在男女双方心身俱达于成熟期,判断力和品性已经十分发达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男女青春期以后四五年或七八年为最适宜。例如男性的青春期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女性的青春期约在十四岁的时候,那么男子二十三四岁到二十六七岁,女子二十岁到二十三四岁为正当的结婚年龄,过早和过迟,都是有损而无益的。”[57]

朱纪森译介了美国学者好耐尔哈脱(Hornell Hart)的《结婚年龄与幸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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