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栋:论中西小说理论的哲学和美学根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9 次 更新时间:2019-12-24 18: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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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  
在传统诗学中,陆机(261-303)也许是第一个认为文学是无中生有的文学理论家。他在《文赋》中写道:“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这种观念与西方认为文学产生于对生活的摹仿这一观点不同,因为它对文学的起源及其存在假定了一个表现性的起源,对中国传统小说产生了与西方小说颇为不同的路径。

  

   从道家“有无相生”哲学理念衍生出小说的“无中生有”的起源论,使得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带有表现主义的色彩,这与西方的小说起源甚至文学起源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无中生有”的理念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就是指从想象中创造出虚构的叙事,但从文学虚构性来看,这又与西方的虚构观如出一辙。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来,道家形而上学的思想认为“道”即无,而无则生万物。老子在《道德经》中阐明,“道”的本体是“无”,其作为却是“有”。在对小说的本体进行重新定义的时候,道家的观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灵感。在小说理论中,学者们关于小说的来源有多元的看法,其中不乏有与西方模仿说相当的看法,但在模仿生活方面,中国传统小说理论很早就表达了接近现代小说理论的思想:小说摹仿生活,但却不是生活的复制品;它很像生活,却不是生活,但又比生活更逼真。笔者认为,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中国关于宇宙形成的概念更好的方法去理解小说的矛盾性状况了。当无限的生活是不存在的时候,小说就成了存在。正如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或者说折射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不存在的存在,这种无中生有的存在就是传统小说的本体论。

  

   中国古代小说的本体论也受到与道家思想接近的佛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佛家关于世界和存在的本体论的影响。在佛教的观点看来,现实是虚幻的,一切的存在,包括人自身,都是暂时的,一切的存在都是转瞬即逝的,是与其他事物共存的结果。佛教观点普遍认为,生命就是一场梦幻。这一观点在佛经中是这样表述的:“见诸法离自性故。如云火轮揵闼婆城不生不灭故。如幻阳炎水中月故。如梦内外心依无始世来虚妄分别戏论而现故。”清代的小说理论家黄越在描绘小说的本体性状况时说了一段相似的话:

  

   且夫传奇之作也,骚人韵士,以锦绣之心,风雷之笔,函天地于掌中,舒造化於指下,无者造之而使有,有者化之而使无,不惟不必其事,亦竟不必有其人。所为空中之楼阁,海外之三山,倏有倏无,令阅者惊风云之变态而已耳,安所归于或有或无,而使措笔而摛词耶!

  

   黄越关于小说的看法与佛家和道家关于存在的看法颇具共同之处,它一方面使人联想起道家的“有”“无”相生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它反映了佛教本体论关于世界和存在的虚空性的影响。不同之处是,佛家和道家以形而上的“空”“无”概念描述存在的本质,而黄越则以一系列生动比喻形象地描绘了小说的本体:空中楼阁、海外之山、风云之态、水中之月和海市蜃楼,这些比喻都形象地说明了小说所表现的世界的悖论性本质:既真又假,或者既不真也不假。华裔小说研究者余国藩对《石头记》所作的研究中,也曾敏锐地注意到佛教本体与小说本体的相似性特征。

  

   中国关于小说本体的观点通过吸收传统哲学思想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种类似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即将小说视为一个由语言构建的世界,该世界借助道家的“有”“无”论和佛家的“缘起论”等本体性理念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谢肇淛(1567-1624)曾说过:“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蔫。”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在关于小说的讨论中,中国古代的学者和作家们并不总是直接使用“无”和“有”这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从小说是生活的形象性叙事这一视角出发,使用与生活更为贴近的形象语言。由于认为小说是一种对生活加以模仿而得以存在的语言形式,所以他们使用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二元性概念,如真与假、实与虚、隐与显等基于传统哲学的本体性概念。他们将小说视为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或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或者更简单地说,小说的叙事超越了真假之外。

  

中西小说的认识论基础


   如果说“无中生有”是中国小说的本体论,那么,其认识论基础是什么呢?在历代小说评点中,有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即小说是“真实的谎言”。这一观点刚好与几年前出版的一部研究世界小说的论集的主旨不谋而合,该书的标题就是:《普世的真实谎言——全球化语境下的小说性质》。蔡元放在评点几部古典小说时说:“《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内。”蔡氏显然是推崇小说的真实性,但他的批评却道出了小说的悖论之处,即“近实而做造”。对此悖论,陶家鹤有更为详尽的发挥,且直接将小说说成“谎言”:“世之读说部者,动曰‘谎耳,谎耳’。彼所谓谎者固谎矣。彼所谓真者,果能尽书而读之否?……夫文之于谎到家,虽谎亦不可不读矣。愿善读说部者,宜急去《水浒》《金瓶梅》《绿野仙踪》三书读之。彼皆谎到家之文字也。”陶氏的观点不仅承认小说是“真实的谎言”,而且鼓励读小说者把“谎言”当“真实”来看,这点出了小说的认识论基础,即“以假为真”。叶昼也曾发表类似的小说认识论。他在对《水浒传》的评论中写道:“《水浒传》事迹都是假的,说起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从这一认识论视角去看待小说,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观察到了小说的一系列二元悖论:有与无、实与虚、真与假、通俗与高雅、奇幻与平常、谨慎与大胆等,如果我们从西方关于小说研究的认识论出发尝试去理解这些二元对立,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小说评点关于小说认识论性质的高妙之处。

  

   美国哲学家约翰·谢立写过《小说话语的逻辑状况》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一个关于小说的认识论定义,即“共享的虚构”,这一定义的内涵在中国小说作品中其实早已出现过。唐代小说对生活中“真”的强调是将小说作为一种共享的虚构的最早的理解。熟悉唐小说的读者知道它的一个特点,即从社会或历史现实的角度讲,叙述的故事很可能是不真实的或显而易见是虚构的,但是作者在故事结尾时往往会煞有介事地宣称,这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或是某人亲眼所见的,或某人亲耳所闻的。关于这一离奇的叙事闯入,学者们有多种解释,在此,我将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我认为,由于人们对故事要逼真的要求,当“真”无法被阐明时,对“真”的阐述显然就很虚幻,成了一种哄骗读者以让其相信故事真实性的手段。对创造小说的个人而言,这有点儿类似于弗洛伊德的“白日梦”,在白日梦中明明知道所幻想之事是没有根据的,但仍然沉湎于其中以获得心理愉悦。在超出个人涉及互动层面时,“共享的虚构”就像小孩子玩的过家家游戏,年龄相仿的一对男孩和女孩假扮成夫妻,建立一个家庭,过一系列已婚夫妇的日常生活。他们非常明确地知道这种婚姻生活并不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却忠实地模仿家庭生活并从中得到乐趣。他们享受这个游戏的前提,在于他们必须把虚构的家庭生活看成是真的,同时要做到明知是假,宁信其真。从小说的审美心理来看,如果读者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地相信其真实性,那么小说就无法给读者带来乐趣。因此,笔者认为,古典小说在故事的结尾时声明所叙之事是真有其事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在暗指所叙述的并不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读者想把它作为一个好的故事来读的话,他应该相信它是真的。有了这种动机,作者就可以以一种假设的方式让他的读者相信他所叙述的故事,因此,一部小说作品不仅变成了读者与作者共同的虚构,同时也为以假为真的叙事创造了认识论的基础。中国关于共享虚构的概念所包含的暗示可以通过柯勒律治的著名的观点“自愿放弃怀疑”来得到充分的理解。在这个认识论的维度上,小说是基于一种明知是假而宁信其真的做法,如果没有这一过程,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小说这样的虚构概念就无法存在。

  

   笔者虽然使用西方小说理论中“共享的虚构”这一思想来分析中国传统小说的虚构性,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中国小说的“共享虚构”不仅在时间维度上早于西方,在强度上也超过了西方,因此,小说作者可以让读者以假当真全方位地挑战了或然性法则(law of probability)。在无以计数的中国小说作品中,书中的人物不仅有各种奇人奇事,还有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动植物精灵等等,他们既有人的外形,也以人的行为方式生活,和书中的社会人物互动,与人共演出一幕幕合乎生活或然性法则的人间悲喜剧。清末学者何彤文在评论《聊斋志异》时一语道破了该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的本意:“ 《聊斋志异》大半假狐鬼以讽喻世俗,嬉笑怒骂,尽成文章,读之可发人深醒。”

  

   在现代之前,西方的小说中并不是没有这类现象存在。在希腊神话和史诗中,人类形象和神的形象在同一个舞台上展现他们的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动物会说话,还过着人类的生活;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和白兔、柴郡猫、假海龟及其他奇怪的形象一起经历了一系列的神奇探险;在哥特式小说和鬼怪故事中,生者可以和死者共坠爱河;在科幻小说中,人类与天外来客进行互动。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希腊神话和史诗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哥特式小说和鬼怪故事与中国的志异体小说相比,在时间上也是一个较晚的文学创造。许多具有奇幻和超自然因素的小说作品都是寓言或神话故事,几乎极少见到现实主义的虚构和超自然描绘共存的写实作品。詹姆斯的小说《螺丝在拧紧》也许是一个例外,书中出现了死去之人与活着之人的互动,但有批评家认为,那超自然的细节其实是大量的“不可靠叙事”产生的效果,是书中人物神志不清时的幻觉,并不是真正的超现实描写。至于科幻小说,笔者认为那不过是现代形式的神话与传奇。再者,他们是为了迎合阅读大众的普适口味,在现实主义小说家那里,他们通常采用讽刺和戏仿的手法。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哥特式小说对西方的小说影响力十分可观,但是它很少被奉为经典,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尊重,直到后现代时期才在非西方传统的拉美国家出现魔幻现实主义和奇幻现实主义。相比之下,超自然、奇幻和魔幻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不仅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元素,而且十分强势,并逐渐转化成结构性构思。被广泛接受的现实主义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其中有数不清的超自然和超现实的事件发生,与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性故事和生活中的或然性法则背道而驰。

  

   “明知是假,宁信其真”的认识论与“无中生有”“有无相生”的本体论相互作用,造就了中国古代小说多元共存的小说创作方法论,导致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式叙事结果。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将小说看作是无中生有、超越真假以及虚构的观点引发了将小说视为多样性统一的创造性构思。这一总体概念仍然受到了道家思想中“有”和“无”的辩证关系的影响。美国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家浦安迪在对中国叙事理论所作的概念性研究中,也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哲学对叙事的影响。

  

中国传统小说中多重叙述形式的复杂性的成因是什么呢?大致说来,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哲学思想影响的原因,二是叙事形式的原因。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再现形式的多样性源于世间万物都是齐一的这一思想。在《齐物论》这一章里,庄子纵观天下万物,不论大小、美丑、善恶、亲疏抑或生死等等,都在“道”中得到统一,又称“太一”:“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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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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