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1 次 更新时间:2019-12-15 23: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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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涛  
通过记忆所建构的历史就成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或阶级集团可资利用的原材料。特萨·莫里斯·铃木(TessaMorris-Suzuki)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认识的危险性,“当否认历史真实的历史叙述成为主流时,处于优势地位的集团不可避免地会建构出对自己有利的正当性话语以及绝对权威”。

  

   政治学者对历史事实以及历史认识问题的关心可能跟历史学家稍有不同。政治学者更加强调国家以及当权的政府等权力机构基于何种立场解释以及叙述历史事实;相较于历史事实关系中的来龙去脉,政治学者更加关注事实被如何解释和建构,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力学。关于这一讨论,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是,历史通常会被政治性地介入,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所进行的解释不仅仅反映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学术素养以及价值立场,更重要的还是要受到国家以及政府等权力机构的监视和审查。

  

   所谓国家间的历史问题也是事关国家认同政治以及对国家历史定位过程中产生的流动性现象,历史问题的内涵因此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国家为什么会有这种解释?这种解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是以何种方式发展成为今天的面貌的?这种解释具有普遍性和可持续性吗?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仅仅由历史学家来考察可能还不够,更需要政治学者从权力视角进行分析。考察这些问题时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有过争端冲突的国家之间,往往会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最终这些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双边关系走向和解的严重障碍。

  

   (三)中日关系中的记忆和忘却

  

   日本思想史学者末木文美士用“隔世史观”(atavisticviewofhistory)来定义战后日本的历史观。简而言之,隔世史观就是否定刚刚过去的糟糕时代,拥抱再往前较为美好的时代。末木指出:“战后日本的历史观经常会对大正民主时代进行肯定性描述,而对刚刚过去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时代则较为消极,不太愿意去直面这样糟糕的时代。所以隔世史观本质上是否定历史延续性,对过去侵略殖民的时代进行美化而不去勇敢面对的一种历史观。”

  

   丸山真男指出:“日本不是自觉地把过去和现在相衔接,而是有意识地甄别过去,当不需要的时候就会置之不理,当需要的时候则又作为一种记忆被想起。”会田雄次在考察日本人意识构造的时候也指出:“对于不太久的过去,日本人总是全面否定。”“日本人会普遍认为那些不太久的过去招致了当前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正是日本人所不满的地方,所以当日本人追溯历史时,往往会直接跳过那些不太久远的过去,去追忆那些相对更为久远的时代,而这些更为久远的时代不是被他们当作历史事实来理解的,而是作为理想化的目标和样板。”

  

   在塑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历史教育以及国家纪念活动在制度上可以促进集体记忆形塑的顺利进行。日本以追悼战争牺牲者为目的的“全国战争牺牲者追悼仪式”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说明日本历史意识的案例。1963年日本内阁决议以每年的8月15日为“战争牺牲者纪念日”,这里所谓“牺牲者”包括“七七事变”之后因战争而死去的日本人(军人、军属、准军属以及在日本国内外因为战争灾难而非正常死亡的平民等)。悼念的对象只是因为战争而死亡的日本人,遭受日本侵略战争而牺牲的广大亚洲国家军民则完全不在追悼的范畴内。

  

   总之,日本对战争加害部分的记忆非常稀薄,有时候还会倾向于忘却这些战争加害行为。近些年来在日本国内泛滥的修正主义史观,其主张不是对加害部分的忘却,而是根本就不承认加害事实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战争和侵略的记忆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融,而是直接从最原初的状态被否定。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忘却”和“否定”的本质性不同,“忘却”至少还包括了被想起的可能性,而“否定”则意味着世间再无此记忆。冷战期间日本政府根据“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把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从教科书正文移到注释的行为,可以视为其想要逐渐忘却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案例,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本着对固有教科书“自虐史观”的批判,从头到尾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辩护、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行为,则是赤裸裸的“否定”。

  

   这里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虽然日本确实有很多意图忘却或者否定加害行为的学者,但这也经常招致学术界对日本这个国家“拒不认罪”“历史健忘症”等的批判。同时,还要留意的是,包括大屠杀行为在内的太平洋战争相关研究领域,在史料发掘、文献积累、调查采访等环节做出积极尝试的也是日本学者。关于日本这些进步学者为推进日本侵略战争的研究做出的贡献,必须持客观立场进行积极评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方面的研究都值得积极评价,只是意在表明日本学术研究的多元存在。近些年随着中国的战争历史记忆研究的不断推进,在中日战争历史和记忆的相关研究上也开始涌现出一批积极的研究成果,这为中日学界在该领域的交流提供了智识基础。

  

   中国人对战争的记忆中,受害者意识显然更多一些。当然,关于这种意识是何时以及怎样形成的,还有更多讨论的空间。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多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居于“弱者”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中的一员,但是弱国的帽子一直没有摘掉,不仅如此,‘弱国意识’还直接导致了‘受害者意识’的形成”。这种受害者意识中,对战争的记忆大多是基于被侵略和被屠杀的直接体验,所以中国人即使摆脱了“弱者意识”,“受害者意识”短期内恐怕也未必会消减。

  

   中国人对日本的负面记忆绝非空穴来风,更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和敌意的来源是受侵略以及被屠杀的战争记忆,这是中国人受害者意识的原点,并不是中国政府刻意为之。当然,中国政府也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屈辱”的记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会强调“荣光”的记忆。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其实并没有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中相对较为屈辱的部分,也没有刻意地把大屠杀作为国耻的一部分,而是特别强调中国军民艰苦卓绝取得抗战胜利的光荣历史,这是阶级史观、国内政治、国共斗争以及对日政策需要等多方面作用的结果。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重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研究,日本方面妄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则是其十分重要的背景。

  

   五、结语

  

   在考察中日历史和解的问题时,本文提出了两组重要的分析框架,即“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对于日本而言,其理想的方案是希望“中国在宽容的同时忘掉那段不幸的历史”;对于中国而言,其理想的方案则是“日本应该深刻地反省其战争责任并且铭记那段侵略的历史”。中日两国对“宽容”和“反省”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作为受害国,本就不应该主动站在“宽容”和“和解”立场,真正应该寻求宽容的是加害国———日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日和解的相关研究中,日文文献或者日本学者居多的现象。

  

   日本向中国寻求宽容,其前提是对加害罪行进行彻底反省。这种反省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既包括言语上的正式道歉,也应该包括战争赔偿等实物方式。日本作为战争的加害国,却很少正视其对他国的加害记忆,反而更加强调自身遭受的空袭以及原子弹爆炸等受害记忆。中国作为战争的受害国,毫无疑问十分重视受害的记忆,但是因不同时期以及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侧重,但总的来说受害者记忆的主轴贯穿整个战后并延续至今。我们所强调的是“记忆”和“忘却”在实现和解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针对相同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经常根据各自的战争记忆做出不同的解释,尤其是日本往往刻意回避和扭曲侵略战争的事实,导致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在平行线徘徊。

  

   日本强调“宽容”与“忘却”,而中国强调“反省”和“记忆”。日本认为其政府已经多次反省和谢罪,但是中国政府依然拿“历史牌”来敲打日本。日本在谴责中国对待其侵略的历史不够宽容的同时,似乎已经宽容了自己并有意模糊或淡化侵略的历史。中国则是谴责日本对历史的无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记住历史的重要性。在中国看来,日本的谢罪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行为,即使有所谓的谢罪,参拜靖国神社等否定侵略的行为也让这种谢罪变得没有意义。

  

   在中日历史和解的问题上,中日两国政府、知识界以及国民中间有过多种尝试,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上述障碍。在政府层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言,但是诸如“减少敌意、增加首脑互访”等建议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缺乏对事实问题进行归因处理。特别是在所谓增加首脑互访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本来就对首脑互访的前提见解不一。中日和解需要站在历史问题的原点去解决问题。当然,在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中日两国的主张和见解经常发生不一致,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是寻找最低限度的共识。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可以在相同的历史事实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必须从中挖掘出一些可以共享的知识。

  

   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中,以某种共识来稳定中日关系的案例不胜枚举。周恩来总理曾经创造性地提出“求同存异”的理念,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就钓鱼岛问题与中方讨论,中方以“搁置争议”处理,基本确保了邦交正常化谈判的顺利进行以及其后几十年中日关系的大致稳定,但是这种平衡被2012年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所打破。再以2007年开始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为例,虽然中日两国学者各持一端,但是在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上(比如对侵略战争的定性)可以说已经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关钓鱼岛等领土争端的问题,中日之间也有了最低限度的共识。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之前,中日两国政府就处理和改善双方关系达成四项原则共识。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借用日本《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同意保留不同意见”(agreetodisagree)的共识。此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不仅仅有四个政治文件,而且新增加了2014年的四项原则共识,其实也是为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增加了一个砝码。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大阪参加G20峰会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双方领导人达成十点共识,其中不仅重申了中日关系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性,也就领土问题争端的原则共识予以确认,这为接下来中日双方高层的积极互动奠定了基础。

  

   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日本需要在战争责任以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上有明确且深刻的反省,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宽容。同时,中日关系需要在这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的基础上,正确认知和理解双方的历史认识,在涉及侵略战争等历史记忆的问题上探讨共同记忆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历史和解。

  

   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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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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