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1 次 更新时间:2019-12-15 23: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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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涛  
(三)日本语境下的反省

  

   加害者作为宽容的客体(被宽容者),必须对自己过去的加害行为有一些表示(比如忏悔、反省或者赔偿等)。在和解研究相关文献中之所以特别重视加害者的行为,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唐世平指出,承认过去的错误、正义、进行道歉、赔偿、宽恕、真相解明都是成功和解的必要阶段或因素。因具体情形的不同,加害者对反省的表达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一些加害者通过言语上以及心灵上的反省和忏悔获得受害者的谅解,而有些情况则需要加害者付出相应的物质赔偿或者官方的道歉等。

  

   由于反省涉及多种方式,在此仅以道歉(或曰“谢罪”)为例讨论战后日本对实施侵略战争的所谓“反省”。简·山崎指出:“道歉是敌对国之间为消除仇恨和猜疑,并重新建立信任关系的一个重要选项。”山崎虽然指出了道歉的作用,但是没有给敌对国之间的关系定性,因为在很多场合是很难明确区分出加害国和受害国的,在这种情形下也就无所谓道歉。即使是在加害国和受害国身份明确的情况下,加害国的道歉也要区别对待,因为有些道歉可能出自真心实意,而有些则可能是敷衍了事。因此,在认真考虑接受加害国的道歉行为之前,至少还有工作要做,包括区分道歉的具体动机。根据唐世平的归纳,道歉可以有“防御性道歉”(defensiveapology)、“开脱性道歉”(exculpatoryapology)以及“真诚、绝对道歉”(genuine/categoricalapology)三种类型。其中,防御性道歉并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即加害国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或者将自己的过错辩解成为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带来的无心之失;开脱性道歉比防御性道歉稍微好一点,加害国承认以前的过错,然而仍然通过种种借口为自己进行道德上的开脱,它们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受外部环境所迫、超出其控制能力而做出的。

  

   在日本,道歉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它甚至可以代表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就国际关系领域来看,日本政府的某些行为经常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谢罪外交”“软弱外交”“下跪外交”等标签。那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恐怕未必如此。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对曾经遭受其侵略的亚洲邻国进行了多次的“反省”,这其中有多少次能够算得上真正的“真诚、绝对道歉”,而又有多少次是应景修辞呢?福冈和哉指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道歉“其指向都是对外的,但是其动机都是自我放纵且毫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的道歉其实有意识地区分了内和外,对外往往做出道歉的姿态,实质上却没有这样的诚意。

  

   到目前为止,日本的确为其战争责任而道歉过多次,但道歉背后的逻辑和本质是不同的。道歉并不仅仅是落实在言语上的简单修饰,作为反省战争责任的一个侧面,它还需要以日本政府的实际行动予以实践。部分日本政治家一方面口口声声道歉、反省云云,另一方面却在不同场合做出否定侵略战争罪行等有违常理的行为。这不禁让人怀疑其道歉和反省的真实目的,如果只是机械化地简单重复的话,那么即使有几十次上百次的道歉也未必能够让受害国有所动容,反而会招致言而无信的批判。

  

   如果道歉是基于情感上的反省,那么道歉以外的战争赔偿作为一个选项可谓物质上的反省。吊诡的是,日本有很多口头上的道歉和反省,却鲜有实质上的战争赔偿。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一直都固守“既然双方在条约中解决了赔偿的问题,那么日本政府就没有必要再去承担所谓的战争赔偿以及民间补偿的责任”。木村干对日本政府的逻辑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反省是不需要花钱的,而且只要适当的时候反省一下就有助于事态解决的话,那还有什么比这么做更划算的事情呢。”日本政府这种“免费”的道歉可能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却没有彻底实现同东亚邻国的和解。至于其深层的理由,恐怕还要追溯到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以及战争赔偿的认识。日本的战争赔偿观念十分消极,不赔偿或尽可能少地赔偿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一贯宗旨。如果说战后初期日本国民经济不足以支付对其他受害国的战争赔偿的话,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以后,为何依然没有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有过立场上的松动呢?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本质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战争责任意识的淡薄。

  

四、记忆与忘却


   (一)记忆和忘却的可操作化

  

   关于记忆(memory),它既包含“记住”(remembering)的成分,也包括“忘记”(forgetting)的成分。法国哲学家勒南(JosephE.Renan)指出:“忘却才是创造国民认同的本质性因素。”日本政府在建构本国的国民性或者说国家身份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选择了忘却其作为加害者的层面,而强调其作为受害者的层面。根据教育心理学家高桥雅延的分析,忘却首先是一种因时间过去太久而导致记忆模糊并最终消失的情况。再有一种就是作为一种记忆还一直保存着,但是因种种原因而无法正确回忆起来或者不愿回忆起来的情况。本文所分析的忘却更倾向于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说过去曾经历过的事情因为某种原因而无法正确想起的状态。我们在这里将其归因为国家的政治性操作,即国家有意识地去引导国民忘却而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忘却。

  

   普通民众对战争的历史记忆,跟国家对历史记忆的操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日本,那些强调应该正视日本的战争记忆、承认战争责任的学者往往被扣上“自虐史观”的帽子,而中国对战争历史记忆的研究也受到“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的约束,到目前为止关于历史认识、战争责任一直都没有取得相对一致的共识。因此,在对历史和解的研究中,应该将记忆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变量予以考察。上一节对宽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与“宽容的政治学”同时成立的还有“记忆的政治学”。即使那些主张“宽容无条件”的思想家也承认,宽容不是遗忘,而是要求有记忆的责任(dutyofmemory)。记忆不同于历史事实,它不是自然存在的,而必须经由其他中介,即作为非当事者的我们才可能获得。那么,我们可获得的记忆是否还能够反映事实的真相?这里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记忆极有可能是不精确甚至是不准确的。

  

   为何会产生这些不准确的记忆?保罗·利科(PaulRicoeur)认为,“对记忆的滥用”是罪魁祸首。具体来说,对记忆的滥用主要有如下三种具体形态,即被阻绝的记忆(blockedmemory)、受操弄的记忆(manipulatedmemory)和强制性的记忆(obligatedmemory)。

  

   被阻绝的记忆往往伴随着歪曲的或者病态的意识,特别是在遭受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创伤后,往往不愿意去想起那些创伤。对从军慰安妇而言,那些被欺骗、被胁迫、被凌辱的记忆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她们不愿意想起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们没有遗忘。20世纪90年代之后“慰安妇问题”开始集中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的完全被忘却,而是指记忆得到了复苏。那些曾经想要忘却的记忆、不能诉说的记忆、不能历史化的记忆、作为伤痕的记忆,统统在冷战终结的时点,由勇敢的慰安妇受害者们自发想起并发表出来。

  

   受操弄的记忆是指统治者提供一套被相信为正当的叙事,比如创始的时间、光荣或屈辱的故事、引起崇敬或恐惧的论述、授权的公开学习、受训练的与被教导的记忆等。利科将前述被阻绝的记忆定义为“受伤害的记忆”,而将受操弄的记忆定义为“道具化的记忆”。特别是在有关战争历史记忆的场合,对于相同的历史事实,可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其荣光的历史,而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屈辱的历史,所以两个战争当事国围绕相同历史事件的记忆开始出现龃龉,最恶劣的情形就是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的和解。强制性的记忆则十分简单,即有责任记住并且传承所经历的历史苦难。“你要记住!”(RememberIt!)“你不能忘记!”(NeverForgetIt!)等等这类口号性的表述往往就是一种强制性记忆的表达方式。关于这种强制性的记忆,说到底并无所谓正确和错误,只是国家恰好将过去的记忆(主要是屈辱性的记忆)与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建构有机结合了起来,也因此这种强制性的记忆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

  

   德国文化人类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mann)指出,“被回忆的过去”并不等同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关于过去的冷冰冰的知识。“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解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因此,关于回忆的问题也就深入了政治动因和国家身份认同建立的核心。“我们面对的是一汪原液,从中可以塑造身份认同,创造历史和建立共同体。”通过记忆来塑造认同,必须将那些有利于自己的记忆拿出来进行塑造,至于那些无益的记忆则尽可能忘却,或当作从未发生过。对自己而言所谓有利的,可能对他者来说恰恰是有害的,特别是加害与受害关系十分明确的国家间关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加害国千方百计想要忘记的所谓于我不利的东西,可能恰恰是受害国的创伤之所在;当加害国千方百计想要彰显那些于我有利的东西时,这些东西正是受害国所致力于批判的。

  

   (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历史和解重视记忆在和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十分有必要厘清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那么,历史是什么?爱德华·卡尔(EdwardH.Carr)在其著作中这样解释:“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事实作为一个过去的事项,卡尔更加强调的是历史学家的解释工作。这里蕴含着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化,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历史学家的价值选择问题。就历史事实而言,“历史学家当然对历史事实有所选择,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但这也是一种难以根除的谬论”。所以,相较于历史的真实,卡尔显然更加重视历史学家所解释的历史事实,这也为国家对历史记忆的操作提供了空间。对历史不同的解释会形成不同的历史记忆,如此一来就会超越“历史”的范畴而进入“记忆”分析框架内。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认为:“历史不可能把过去发生的真实原封不动地传承给现在的我们。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我们所认为有意义的过去往往都是在共有记忆基础上传承过来的。”上野十分明确地指出,历史并非事实,而是强调事实如何被传承和表述(narrative),具体说来就是“是谁在代表谁,针对什么事情而如何传播”,说到底还是记忆操作的问题。

  

由于历史并不完全是对过去的忠实还原,那么围绕着历史所产生的各类问题其实本质上不是过去的问题,而是现在的问题,所以才有了克罗齐(BenedettoCroce)“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也就是说,历史问题并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实问题,活在当下的人们如何用现代思维去思考和叙述历史(即历史认识问题)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在这里,历史和记忆产生了根本性的不同,如果历史是以事实性为基础的话,那么记忆可能更会强调过去的某一侧面,而其他无关紧要的侧面则注定会被遗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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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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