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6 次 更新时间:2019-12-14 10: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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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  
公元1813年),都归入革命史之内;有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起,这是没有一定的”。这样的革命史建构,早已突破了“从兴中会起,而旁通的又多由兴中会,而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相联接”的叙事模式。

   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如《中国五千年革命史》“以搜集古今革命事实,及政治上之变迁,凡关于‘社会风教制度’等革新事迹,均举其简要述之”,以致建构了一个“自黄帝始,至孙中山逝世,革命军下武汉止”的“中国古今来革命事实之真象”的史学体系。由此,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始于“汤武伐罪,始属民众与帝王奋斗,而其最后结果,仍易帝王而为君主……此纯系政治革命,而未尝增加民众共治之活动”;然周秦以降,列强纷起,“楚汉之争,沛公起于一亭长,此即平民奋斗之实现,亦革命进化之步伐”。“唐宋而后,元金入寇,朱元璋起于草野,卒轫大业,由是以政治革命,而趋于种族革命。斯又革命事业之变相也。”以革命史理念整合五千年中国历史,形成一个逻辑自成的学理体系,以商汤之革命、周武之革命、统一后秦之政治革命、封建制度之革命、统一法度之革命,以及文字之革命、平民之革命,终至于国民革命等话语和范畴,以“凡一切之剧变皆为革命”的认知立场,重构一部中国历史。稍后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史问答一百条》也复如此认识,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历史悠久,如殷之獯鬻,周之猃狁,汉之匈奴……亡于满清二百六十多年……所以中国从前,已有民族革命的事实”。

   以上两种革命史建构的取向,在中共阶级革命的话语系统中同样存在。前者如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编写的《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等;后者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论:“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与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几百次的农民暴动,反抗地主贵族的黑暗统治……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这一理论体系下的历史著作甚多,其典范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已经出版的上千种‘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教材,也都是与胡绳先生一样的思路”,恕不一一列举。

  

   四

   “革命本有广义狭义的两种”,而革命史则在此两义之外形成更加繁复的面相,尤其在其史学诠释体系或叙事模式的形成、建构和取向的百年演变中,形态各异,视野有别,学理多元。上述所论只是一个相对概要的梳理,远未能观照“革命史”的全部景况,但却也不妨以一斑之见辨识其因时而成的特质,并为解析当代“新革命史”研究走向提供一个学术基点。

   以“述往事而知来者”的史学眼光看,当代“新革命史”或又体现着百年来“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正如一些学者所论,新革命史是“把革命史研究从旧革命史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进行‘探索’‘寻找’的一种努力尝试”。或者是“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不过,也有学者对“新革命史”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新革命史”虽然是在当代社会史和文化史挑战中的自觉回应,但它同样是对应于“旧革命史”(也称之为“传统革命史”)的学术追求。问题在于,无论是立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实践,还是立足于“革命话语”意义上“层累建构”的中国革命史,早在中共革命之前它已经形成和建构了自己的统系。从这两个维度上看,中共革命史都是中国革命史的继续和延展。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认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一整串不可分割的历史链条。”而且,在中共“革命史”话语体系里,也仍然承继着中国革命史的一般学理统系,即对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分期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属性的认同,都是相对一致的。这在萧楚女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编印的《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以及后来荣孟源主编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中,都有着一脉相传的基本认识。目前的“新革命史”只聚焦于中共革命史,缺乏对于整个中国革命史系统的学术回应。

   即便立足于中共革命史,也不应将视野拘泥于1949年的分界。对此,王奇生有自觉而清醒的研判:1949年以后,革命仍是新中国政权成立后的主旋律,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而言,1949年并不是一条鸿沟,因此就革命而言,“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基于中共革命的历史逻辑,1949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到三大改造完成为止)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革命史”(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开始由革命史向建设史的转折——作者注)。因此,“新革命史”即使将视野限定于中共革命史研究,也必须是对中共革命完整历史(包括1949年后的历史)的整体性探究。

   中共革命史只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它既是近代中国革命演进和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这一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将中共革命置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整体脉络中,才能真正达到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学理认识的高度,也才能超越既往的“旧革命史”而真正达致“新革命史”的境界。如果疏离了对于中国革命史主体内容、历史脉络和学理系统的根本性讨论,事实上恐难以在超越“旧革命史”的意义上形成“新革命史”的学理性建构。

   “新革命史”在研究理念和研究力量上,已经气象万千、颇有声势,只有在突破现状、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确立。对此,我们寄以厚望。

   此外,在对中国革命史的长程性探究中,我们也发现,作为“新革命史”中心概念的“新革命”词语其实早已存在,但却另有其意涵。1948年复刊的《新革命》第1卷第2期就集中论证“新革命”话语,提出区别于此前的“三民主义革命”,新革命指的是“和平民主的新革命”。这种“新革命思想,是酝酿了许久的时日的。在今日人民已不能再忍受种种无理的痛苦和压迫,正是新革命的成熟时期”;“新革命运动是循着必然的道路,非常顺利地向前奔驰着。”至少在当时,新革命运动话语曾一度流行,“自从新革命运动开展以来,快到二年了……(它成为)全国性的新生运动”。这个以“解除平民的痛苦”为宗旨的运动,在陈健夫的推动下艰难前行,历经数年,终于在1946年“正式宣布新革命运动”,并在《救国日报》连续发表文论,“大声疾呼,号召新革命同志参加新革命运动”,其成员号称达十万之多,“不到数月,新革命运动,更普遍的深入民间”。我们在此不必评价“新革命”运动本身,需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在学术概念和语义上规避历史熟语而已。

   近年来,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在社会史、文化史、革命史抑或“新革命史”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都堪称一时之盛。但是,在回望20世纪历史的辙印时,如果以百年长程演进的眼光审视,当会触发更深一层的思考。

   一是就历史实践而言,革命向来就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与社会历史进程相分离的革命。“社会何以有革命?必人民感觉社会与政治之不良,欲加以改进工夫,蓄之既久,则革命运动,于是乎生。”革命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样也是社会变迁的形式之一,“革命运动的发生必须根据社会之需要,得着群众的同情及注意,才算是革命运动。不然专是空讲而不顾社会的需要,不察社会的情势,既不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及注意,又无具体的计划与主义,一定是劳而无功的。”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不通过社会动员而完成,更何况社会革命是革命进程中最根本的诉求。

   二是就史学发展趋向而言,革命史与社会史的交替起落之间,恰恰体现二者本质上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讨论的高潮既是对“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中国社会方向选择的学术性思考,其实也是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接续和转向。即使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也体现着“革命史”主导史学研究范式的时代转向,《历史研究》刊发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表达了这一学术旨趣;而新世纪以来“新革命史”的兴起,又体现着当代社会史学术趋向的深度影响。

   因此,社会史与革命史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中,我们似乎不必纠结于人为的学科区隔,而应打破社会史和革命史、“新社会史”与“新革命史”的区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史学的目标下深耕细作,有所突破,真正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时代。对此,我们不只期以待之,尤当起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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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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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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