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 王奇生 黄道炫:理论运用的限度: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反思对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9 次 更新时间:2019-12-12 20: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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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关于方法。有了更多的过程文件,才有可能更多地关注细节,才有可能达成对于事件的突破性理解,才有可能实现理论的创新。最近一段时间,学界出现对于历史研究及中共党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忧,其实大可不必。碎片化现象的产生,源自于学者对于新发掘的史实缺乏归纳与抽象的能力。提高中共党史研究者们的思辨能力与归纳能力,就可能使似乎“碎片”化的史实,成为新概念或新理论的基石。

  

   其三,关于理论。我一直认为,最好的理论是以实证为基础,在实证基础上建构理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例如,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证明了明清以降中国土地市场的性质,从而对土地改革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一方面从事传统中国商业史与金融史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一思路也会成为我对中国革命史的思考线索之一。

  

   黄道炫:这些年,我比较关注政治文化的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感觉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崛起的新文化史的重要性。政治文化的写作很容易被套到一个既有的政治叙述的框架中,成为确定性的政治讲述的注脚。不这么写,又好像无从下手。事件史可以通过历史材料的复杂性,展现历史的多个层次。政治文化的讲述当然也要使用材料,但更多依赖逻辑演进,这就很难避免单一化和确定性的讲述。新文化史把注意力更多放到历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当中,通过材料的解读,打开历史的多重世界,形成放射状的通向历史的多条解说路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政治文化叙述的多面向就打开了。从对文本的再解读中突破文本的局限,这是20世纪人类意识到自身讲述空间的局限后,自我突围尝试的一部分,可以说,真的是触到了人类自我认知的痛处。因为我们观察到的历史总是放射状的,指向多个方向,可是写作的逻辑迫使我们放弃很多,只能集中到自己选择的角度当中。在新文化史的视野中,多个角度被纳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当然,新文化史在展现历史过程多歧的同时,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对忽视对历史中有可能存在的趋势的寻找,否定确定性价值的追求,有相对主义的倾向,也容易导致碎片化。文本的解读固然可以释放历史叙述的多面性,但解读者意志的过多介入有时会使历史研究成为游戏。历史研究存在的价值毕竟还是寻真,不管这个“真”有多少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这事实上是历史学科存在的根据,也是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整个历史学科如此,革命史学科当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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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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