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8 次 更新时间:2019-12-12 1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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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进入专栏)  

  

   1.转向水平分工

  

   长期以来,受我国要素结构和产业水平的限制,我国主要参与垂直性国际分工,即出口劳动密集的中低档次制造业产品,进口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档次制造业产品。随着我国要素结构的改变和产业水平提升,今后我国将进入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全球化阶段。

  

   所谓水平分工,指各贸易国家之间都在生产和出口水平相近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分工模式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之间,也是当代国际贸易的主流形态。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各个国家各类生产要素都参与分工并获得收益。水平分工可分为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前者称为“差异产品分工”,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程度,但其外观设计、内在质量、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有所差异,从而产生了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这反映了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和分工细化带来的竞争力。后者则是指水平相近的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许多国家有自己独特具备竞争力的行业,由此产生国际贸易的必要。

  

   由于我国市场规模大,我国可以在国内形成完整生产体系并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较多,但合理参与全球分工仍然非常重要。当各国经济部门之间的水平分工广泛存在时,参与其中不仅能获得产品多样性和分工深化的益处,更是与全球产业链条各环节匹配、技术相互融合的过程。否则,即使自己能够生产,但若处于全球分工体系之外,就难以与全球产业发展的潮流合拍并相互促进。

  

   2.开放环境中的“中性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面对的政策条件也各有优劣。总体上看,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促进更有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中性的进出口政策,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更大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优势等,两者同等重要。中性的跨国资金流动政策,有利于资金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其他要素合理匹配,提高各种要素的收益。三是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在每一个细分的产品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外部各种资源,需要有相同的竞争地位。

  

   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实行渐进式开放。40年来,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我国用不同的政策引导开放过程。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第一,分行业和分地区优惠的外贸政策已经基本取消,外经贸政策和法律法规统一透明。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有了法律保障。第三,政府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和优化营商环境,符合多边体制要求的管理体制框架初步形成。

  

   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大力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立足于国情,也要开放借鉴。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运转不少国家已经实践多年,我国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头开始不断试错,而是应该结合国情充分借鉴,少走弯路。

  

   4.新的开放进程中要关注的风险与挑战

  

   一是服务业开放会有一些特殊问题。比如金融业继续扩大开放可能产生的金融稳定问题。比如普遍服务问题,即一些服务业具有公共、半公共产品的性质,如供电、通讯、交通、邮政、医疗、教育等,外资企业有时存在“撇奶油”行为,即服务只覆盖人口稠密、支付能力强的地区和人群,而将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排斥在外。国际经验看,常用措施是签订“普遍服务协议”。再如意识形态问题,服务业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涉及文化认同、社会舆情、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少国家对特定领域的开放有更严格的要求。

  

   二是跨境数据安全问题。数字知识产权问题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是当前国际贸易中的核心问题,不同国家主张不同,要以我国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各国共同发展利益,提出我们的主张。这有利于我国有优势的数字服务业加快全球化发展。

  

   三是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从母国和东道国两方面看,抵制服务全球化的力量都明显强于制造全球化。母国方面的主要理由是白领岗位转移、技术和服务人才流失、知识资本的外溢和国家战略优势地位的弱化等。东道国方面的主要理由是本土企业受到竞争排挤、外来文化侵蚀、经济社会安全受影响等,服务全球化进程必然有起伏,要理性解读和正确应对。

  

   四是对外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国际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外投资风险不可忽视。我国对外投资已有多年经验,要认真总结并制定相应对策,让市场更多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多在投资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回望中国对外开放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本文对中国开放道路的独特性和规律性谈了一点体会。中国开放道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然而同样要看到,中国开放道路也是独特性与规律性并存的过程。从规律性看,理论推断应该出现的基础性变化我国都相继出现。因此,要全面解读中国开放道路的特点:尊重规律和符合国情相统一,竞争压力促进学习借鉴和创新提升,改革与开放既相互匹配又相互促进。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原文刊发: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第1~16、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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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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